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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诗鹏:哲学究竟是什么学科?

更新时间:2006-05-25 22:31:14
作者: 邹诗鹏  

  

  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哲学学科?相信既是关心和操心学科建设的同仁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内涵与制度安排上更好地发挥哲学的功能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哲学不外乎就是与文学、历史并列的人文学科,而且是一门理论性的、“冷门”性的人文学科,这一看法差不多已经成为定论。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表明的是:在现代性知识、社会与文化条件下,哲学不应该仅仅确定为理论性的人文学科,而应该看成是一门具有较强的学科渗透性与广泛运用价值的综合性理论学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很有必要淡化哲学的学科性。

  

  一

  

  哲学被看成是一门理论学科,源于亚里士多德。亚氏把学问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与制作科学三类。其中理论科学又包括“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与“第二哲学”(即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二者统称为哲学。对亚氏而言,哲学主要是指形而上学,或者说是指形而上学主导下的整个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及制作科学,则由于其目的就是实用,因而被亚氏看成是应用学科。在亚氏看来,哲学或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及制作科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属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后者属于实用学科,哲学作为纯粹理论研究,是“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的”(1)。因此,哲学是绝对不能看成应用学科的。

  但问题是,一方面,哲学并不仅仅只是形而上学。哲学必然还包含相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宗教等人文学科的内涵,而这些相关学科也都很愿意把自己称之为哲学,其实,当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笼统地称作哲学时,就已经承认了哲学的这种泛学科性或学科包容性。就哲学学科的内部情形看,形而上学虽然是哲学的硬核,但哲学还不能归结为形而上学,除了形而上学外,哲学还包含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领域,包含东西方各种哲学传统,包含诸如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次一级的哲学学科——其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归之于实践科学的伦理学,本身就是典型的应用学科——还包含深深扎根于各知识学科以及现实问题之中、并且在当今社会日益呈显其广阔前景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如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环境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等,这些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无疑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与应用性。

  另一方面,即使是形而上学,也存在某种常为我们忽视的应有功能。我们把形而上学看成是纯理论性的,这其实是对形而上学的理论形式而言的。形而上学特有的应用功能,不只是所谓“无用之用”,而是指形而上学对相关哲学领域、知识学科以及生活现实构成了一种理论性的解释、渗透和引导功能,是具有实际用途的“理论技术”。形而上学表现并支撑着哲学学科的理论性,这种理论性并不只是形而上学本身的理论规定性,而是通过思想智慧以及思维方法的阐释、传播、批判以及引导从而表现出来的理论开放性。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在哲学学科体系“内部”的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各“二级哲学学科”,包括存在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在内的哲学领域,以及与相关知识学科发生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或部门哲学,都必然渗透和浸润着形而上学。二是向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开放,实际上,知识学科从理论上必然关联着形而上学,而生活实践中也必然蕴含着形而上学内涵,因而形而上学天然地要考虑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对理论的本质诉求,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将这种深刻的理论诉求表达出来。在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被框定于存在论之中,而形而上学本身也成为超验存在论的理论表达形式,现代哲学对传统存在论的反叛,包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同时也破解了形而上学与存在论的前定同一,从而释放和开启了形而上学面向整个哲学学科、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的开放性。从这一意义而言,形而上学并不只是哲学中的一个部门,一个领域,而应该看成是对整个哲学以及在此意义上的整个知识学科体系具有基础性支撑、解释和规范功能的理论平台。看起来高倨于一切知识学科体系之“上”的“形而上学”,在其实际的意义上,恰恰是承载着一切知识学科的基础,而哲学对知识学科的意义,也不在于自上而下式的“指导”,而在于形成一种智慧与知识、理论与现实以及超验与经验之关联,进而展开分析、评价与前瞻活动,反思知识以及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引导知识进化以及变革的可能方向。

  从很大程度上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代表一种重理论学科轻应用学科的传统学科等级观念,这种观念是与传统社会的学术状况相吻合的。传统学术强调的是研究及其成果的认识论取向,由于尚未形成知识成果产业化、并反过来刺激应用学科发展的工商业条件,因此研究成果的理论性显然要远远优越于其可能具有的应用性。但是,现代社会是一种市场型和消费型社会,应用学科不仅只是生产性的,而且也是市场性的,这种状况必然刺激和影响传统的理论科学,导致理论研究与其应用功能融为一体,其结果是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从分化走向融合,其典范样式即理工融合模式,而社会科学也开始走向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的融合。这一新的变化对哲学学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哲学与自然科学本来就具有亲和性,二者都追求客观性与精确性,是人类理性化以及科学知识进化的学科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哲学与自然科学就是“一家人”,以至于今日欧美的自然科学博士仍被习惯性地称之为哲学博士(Ph.D)。但是,现代性条件下的自然科学学科与技术学科的新同盟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尖端化和技术化趋势,逐渐瓦解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原有”同盟,以至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竟无形中“退出”了与自然科学的同盟。这样一来,哲学似乎被自然而然地归属于人文学科了。

  

  二

  

  把哲学看成是人文学科,其理由在于:人文学科的主要功能在于承载和表达人文精神,如果说,文学、历史、艺术等都是直接承载着人文精神的,那么哲学则通过形而上学给这一人文精神提供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并赋予人文精神以多方面的内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构成历史及时代的精神硬核,意味着人性中某种道通天地且与时偕行的生命智慧与创造性,意味着对真、善、美、自由、正义的终极理念与价值的求证、领悟、追求与反省,而且,通过缜密的理论分析与抽象思辨,哲学提炼并确证了人类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及其规定性,进而确立起人文学科的精神内核。如果没有形而上学以及理性思维的支撑及阐释,人文学科承担的人文精神就可能显得散漫空疏并流于形式,不牢靠,不可信。因此,哲学本身就蕴含着某种稳定的人文立场与精神关怀,哲学支撑着整个人文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甚至就是人文学科的领头羊,当人们用哲学社会科学来称呼人文社会科学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哲学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核心地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哲学之被定位于人文学科,本身就是现代性条件下学科分化的产物。现代性条件造成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同盟,而人文学科则是上述学科同盟以及被现代性知识状况边缘化了的一类学科群,这类学科群看起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担当,即都承载着传统的人文精神,并与日益技术化和工具理性化的科学技术学科抗衡。人文精神以传统形而上学为核心,因而哲学便被看成是这类学科的“旗手”。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人文学科是否就真正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学科同盟?第二,哲学是否只是属于人文学科?

  先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人文学科并不是一个知识性的学科群,在“严谨”的意义上,人文学科不能称为人文科学。可是,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在趋向于科学范式,如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对考据的考证方式,语言文学对信息科学技术的依赖,哲学对逻辑学的强调,而诸多人文学科,在寻求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强化了应用化趋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就是实践科学,诗学实际上是制作技术的典范,鲍姆加登创立美学时,实际上是把美学作为认识论的分支学科看待的,随着美学在具体艺术活动中的广泛运用,美学已逐渐呈现技术化的特征。因此,人文学科只是一个松散的学科群,这一学科群的存在,其意义在于承载人文精神,但在具体的学科建设与研究范式上,已经融入了现代知识学科的样式,因此,把人文学科看成是一个稳定的学科群是不当的。

  其次,哲学也并不只是隶属于人文学科。实际上,哲学活动从来就没有局限于所谓人文学科,而是常常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发生密切关联。哲学被直接看成是人文学科,而哲学的工作范围却不限于人文科学,而是深深地关联于相关知识学科。前面说过,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未分化状况,并不只是存在于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近代及其以前的哲学,都是扎根于自然科学中的,相比之下,对所谓人文学科,哲学反倒保持着某种距离。当柏拉图在其学院旁立下“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时,实际上也表明了哲学这门严谨高级的思维艺术与数学的天然关联,相反,当他在《理想国》中逐出“诗人”时,却表明哲学对于某种容易流于浮躁散漫、夸夸其谈的人文学科的警惕。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两大价值之间,哲学更多地倾向于科学精神,或者说是更强调一种充分包容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恰恰是强调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

  哲学总是与知识进化状况息息相关的。复杂而细化的现代知识学科体系,本身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横向和深刻的关联形式,由此实现知识学科的整合。这是哲学的当代使命。这一点本身也决定了哲学学科在现代知识学科体系中的存在方式,哲学学科必须体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哲学工作者需要有尽可能宽广的知识面,把握当代知识以及技术发展的走向,特别是要具备良好的知识整合与分析能力,对知识发展的社会条件及其人性基础保持某种审慎的反思与批判态度,从而促进知识的有效的和创造性的进化。这样一种能力从本质上讲就是哲学的素养与能力,是哲学精神的当代表现形式。当代哲学已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性以及学科综合性。

  然而,哲学的跨学科性以及综合化功能,已经超出了哲学学科的承载范围,当哲学拓展其与知识学科以及与生活实践的广泛而深刻的关联时,哲学学科却被退守到人文学科之中。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普遍采用的把文、史、哲、艺等学科归并于人文学院的管理设置方式并不可取。前面说过,人文学科只是一个松散的学科群,这一学科群从形式上看是被现代知识与技术学科边缘化的,但实际上只是人为的边缘化。因而把所谓人文学科集成为人文学院,实际上是从管理模式上制造出、并强化了各人文学科的“冷门”性。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直接妨碍了各人文学科向其它知识学科以及生活实践的开放,并发挥其应用功能,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各人文学科“内部”在资源分配及管理结构上的矛盾。这种状况值得引起高教界及哲学教育界的认真反思。

  

  三

  

  接下来分析所谓哲学学科的“冷门”问题。

  在传统的学科意义上,哲学只能算是一门“冷门”学科。判定一门学科是热门还是冷门,主要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学科的市场度以及市场回报程度。市场度大、市场回报程度高的学科就是热门学科,这样的学科往往涉及到多种职业,辐射的领域往往也较宽,因而更需要一种学科交叉性。另一个因素是从事学科的难度,一般而言,难度高、且市场需要不大的学科专业更容易成为冷门学科。像医学、法学等学科,虽属于高难度的学科,但因具有较高市场度,显然不属于“冷门”学科。但基础科学、历史学、特别是哲学却极易成为冷门学科。

  至少传统哲学属于冷门学科。在传统时代,虽然自然科学常常受惠于哲学思想,但自然科学事业相对而言仍是独立的,即使一位哲学家同时也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但他的职业领域主要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哲学可能具有的精神教化功能,往往被宗教更有效地承担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是难以成为一门有广阔就业前景的职业的。传统的哲学职业大概只能限定在学院内,哲学教授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培养哲学学生,但学生毕业后在专业范围内的最佳、同时差不多也是惟一的选择仍是教授和研究哲学,但这个市场毕竟很小,如果他希望走向社会,就得淡化甚至放弃哲学专业。而且,哲学教授并不一定就是哲学家,哲学家也并不一定就是通过学院造就出来的,哲学家的成长常常在专业哲学之外,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其哲学造诣竟是在其主业领域之外完成的。可见,即使想成为哲学家,学院式的学习也并非惟一的道路,这显然又削弱了哲学学科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就业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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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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