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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 黄盈盈:反思“观念调查”

更新时间:2016-01-10 16:40:46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黄盈盈  

   【内容提要】 问卷调查要求回答的“单纯化”、“实验室化”与“标准化”,可是“观念调查”基本上做不到这些要求,因此应该严格慎用之。作为补救措施,在设计原则上,提出了观念的持续期与观念的层次的概念,分析了观念调查结果的意义与主要用途。在操作层次上,提出7个具体的建议:高层观念的精确表述、调查道德观念的“讲故事法”、“照本宣科调查法”、弱化“对方指向”、慎用“假设式提问”、不要排序、不要“总汇”。

   【关 键 词】社会调查/问卷设计/观念调查/态度测量

  

   大多数社会学的问卷调查都是针对“人类行为与行为的结果(事实)”,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问卷调查是为了研究“观念”,包括态度、意愿、评价等等;有些是在问卷中设置某些提问;有些则是设计出专门的观念调查问卷。由于这些年来中国人在各个方面的观念变化相当急剧,所以做这方面研究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一、观念调查不符合问卷调查的基本要求

   笔者根据以往调查的经验与教训,强烈地认为:问卷调查基本上不适用于直接地单独地研究这类观念的问题(无论使用专门的问卷还是在其他类型的问卷中设置某些提问),因为它很难获得真实的回答。

   首先,由于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是模仿自然科学,因此都要求被调查者的回答尽可能地实现“单纯化”,就是需要排除任何其他因素对于被调查者的作用。可是这在观念调查中是基本上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使用开放题来进行调查(笔者并不同意这样做),除了我们前面论述过的那些调查性质的改变之外,在我们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中,我们真的能够排除人们那些已经内化为民族习惯的各式各样的生存策略与生活选择吗?例如:人云亦云、随大流、道听途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只说三分话、该说的才说、莫谈国事、嘴上把门等等。

   即使我们使用封闭题来调查,在中国情境中也等于是调查员处于强势地位,强迫被调查者表态;因此所获得的信息的真实程度非常值得怀疑。尤其是对于社会敏感问题进行的观念调查,其结果在目前中国基本上不可信。有的学者调查中国人的政治态度,问人家“拥护不拥护”这样的高度敏感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相当多的人口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表达,你若是强迫他表态,那他只能表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态。这样一来,这个观念调查的结果就出现了一面倒。

   其次,任何问卷调查也都要求尽可能地“实验室化”,就是排除调查所在地的情境对于回答结果的影响。可是如果我们使用问卷调查,就变成在特定语境中的言说。所以语境和言说都在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所获得的资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知道,同样的一个提问,你在大街上问我,跟在单位里当众问我,跟在家里私下问我,我的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有多大的可能性把成百上千的被调查者置于统一的情境之中来回答我们的提问呢?如果做不好,那么我们所获得的数据的意义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第三,任何问卷调查也都要求尽可能地“标准化”,就是排除调查员自己的任何表现对于回答结果的影响。可是,哪怕是最简单的问卷调查,也仍然需要一个调查员直接地面对面地提问,也仍然是一种人际互动。调查员的言行举止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回答结果,甚至调查员的衣着打扮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真的能够把每一个调查员的声调、语调、重音、表情、形体动作、言外之意等等,都统一起来吗?

   当然,说这些,绝不是要禁止使用问卷来调查“观念”,而是强烈地建议: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在上述这些方面做到足够好,那么最好慎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即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观念调查,那么最好在调查报告中讨论一下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选择与努力。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堕落到“调查游戏”的低水平上去了。

   二、观念调查问卷设计的原则

   如果我们必须进行观念调查,那么在设计问卷时,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各点。

   1.观念的持续期

   所谓“观念”,其实就是人的想法,但人的想法是会变的,不但一生中会变,就是一天中也可能变;不但会小变,还有可能剧变。因此我们使用问卷调查到的任何一种观念的状况,其实都是被调查者此时此刻的想法。彼时彼刻其想法会不会改变,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什么手段足以去预测或修正。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地思考与检验一下,我们准备调查的那些观念的“持续期”究竟有多长,与我们预计要说明的问题的“存在期”是否配套?例如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的类似民意测验那样的观念调查,不仅在操作上必须是“短平快”,而且在设计问卷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它的意义往往只能用“月”来计算。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的是类似“社会态度”那样的基本观念,那么就应该设计出足以按照“年”甚至“代”来计算的问题与问卷。

   笔者在2000年与2006年分别进行的对于中国人的性行为的调查①中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在“性脚本”(性观念)部分的所有提问所针对的观念,都是笔者预计至少在“5岁的年龄段”内不大会出现剧变的。当然,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观念的持续期”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制约了笔者的设计。笔者渴望尽快见到这方面的可操作成果。

   2.观念的层次

   即使是仅仅针对一个问题或者现象,人们的观念也一定是多层次的。笔者相当武断地提出(以期引起讨论)如下的最低限度的分层。

   最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也可以叫做“元观念”。一般来说,它是清晰的、坚定的、持续的。它离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比较远,也很不容易表述清楚;但是它却是人们做出选择时的主要根据之一。尤其是,无论在什么方面,成年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所谓“无信仰者”或者“活得不明不白的人”并不存在,往往仅仅是因为调查者无法明白其内容或者其表达方式,才这么说的。

   再往下的一个层次叫“外指观念”,就是中国语境中一般人常说的“道德观念”。之所以说它是“外指”,是因为它一般是人们针对各种社会现象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评价等等;往往并不直接针对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内指观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人说的“生活态度”。它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在可能涉及到自己的时候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的看法。

   第四个层次则是“生活策略考虑”,可以相当于人们的“实际打算”。它往往是人们自己在遇到某些非常具体的事务时的选择倾向。

   在一个人的头脑里,这四个层次的想法不一定会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在这个人的生活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从其结果上看出来的。以笔者的“性调查”的结果为例,确实有一些人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信仰某种宗教;在“外指观念”上反对非婚性行为;但是在“内指观念”的层次上却同意“有爱就可以有性”;在“策略考虑”的层次上又认为自己的个人魅力比较大;结果他们就有过一个以上的性伴侣。也就是说,不同层次的观念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人们实际上是经过选择的。

   那么,对于问卷设计者来说,即使仅仅是调查单纯的“观念状况”,也不得不首先想清楚我们究竟准备调查哪一个层次上的观念呢?哪一个层次对于我们想说明或者揭示的问题更加具有解释力呢?

   一般来说,“短平快”的类似民意测验的观念调查,应该仅仅局限在同一个层次的范围之内。即使希望进行全面的观念调查,也需要精细地分层(不一定按照笔者的说法),才能考察到不同层次的观念之间的不同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事半功倍,扩大自己的观念调查的价值与意义。如果准备把观念与行为联系起来考察其相互关系,那么就更需要慎之又慎,因为我们对于观念的任何一种分层都会直接影响到统计分析结果。

   如果缺乏了这个设计环节或者没有解决好;如果把这四个层次混在一起提问,那么观念调查的结果就很可能变成“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观念与行为的交互分析更是很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在这方面,笔者的“性调查”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在问卷中,笔者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四个层次来设置各个提问的,每个层次有两个提问,而且在统计分析中也获得了很好的检验效果。但是在2000年的问卷中,在考察“社会性别观念”这个方面的时候,笔者所设置的两个提问却不够理想,与笔者的几个目标变量的相关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虽然在2006年再次进行调查的问卷中加以修订,但其效果仍不够理想。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笔者自己对于“社会性别观念”的分层不很清晰,没有很好地界定这个方面的四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3.观念调查结果的意义

   谈到观念调查,人们经常举出西方对于选举结果的民意预测作为其可行性的例证。但是我们一定不应该忽视了:那种观念调查的结果是可以及时地得以验证的,而且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结果来不断地修正原始问卷,因此它才是有效的。可是我们中国目前所见到的大多数观念调查,其结果都是无法验证的,至少也是很少有人真的去验证。例如“就业观念”与“就业结果”之间当然存在着许多“中间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社会学还没有把观念与结果这一头一尾进行对照调查,那么我们不仅无法提出对于那些“中间因素”的相关假设,而且无法知道观念调查的结果究竟有多少意义。

   虽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观念调查都用行为的结果来加以验证,但是在观念调查问卷的设计中,我们却可以而且应该增设一些“测谎题”。虽然它们仍然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观念是什么,但是可以告诉我们哪些回答是不值得相信的,从而减少调查误差。虽然它们不一定总是能够测出真正的“谎答”,却足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我们原来并不知道的各种观念之间的矛盾之处,从而促进我们进一步发掘这方面的研究素材,乃至提出新的相关假设。

   4.观念调查的主要用途

   作为社会学的调查,观念调查应该主要用于考察在一定的相关假设之中的观念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样的调查之中,一方面作为百分比调查或者分布调查,我们完全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观念”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在分析“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关系中,极大地加深对于“观念”的理解。例如笔者在“性调查”中发现,年轻男性的所谓“处女情结”的百分比虽然确实比较高,但是这与他们选择女性性伴侣的实际结果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这样,笔者就可以理解,被表达出来的“外指观念”层次上的“处女情结”,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强大与有效。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思考:那么“处女情结”为什么又会被如此气势汹汹地、信誓旦旦地表达出来呢?背后的客观社会背景与主体建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这样,笔者的思考就发展了,笔者的研究也才会发展。

   因此笔者建议,即使是单纯的观念调查,即使不需要考察行为,那也还是增加一两个关键行为的测定提问为好。

   三、操作建议

   无论是否需要达到社会学的调查的层次,凡是观念调查都必须注意一些基本问题。这方面,许多教科书与学术文献中都有过论述,笔者就不再重复。此处,笔者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仅仅提出最有心得的几点建议。

   1.高层观念,要能够问得出来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或者信仰这个最高层次上,除非社会上已经有一个达到广泛共识的说法,②否则要把我们的提问说清楚,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例如,在笔者的“性调查”中,“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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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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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合肥)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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