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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行政审判利益衡量中的能动与谦抑

更新时间:2016-01-09 22:06:36
作者: 陈磊  

   三、谦抑:行政审判利益衡量应当保持节制

   利益衡量过程的主观性,容易导致法律刚性的软化,造成法官恣意。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曾敏锐地指出,如果对于依“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所作的裁判无从控制,那法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依自己的主观见解来裁判。[8]因此,为了防止利益衡量的滥用,就必须对其进行规制,使其保持必要的节制和谦抑。

   (一)确立行政审判利益层次结构

   法官在进行利益衡量时,要克服恣意,必须遵循利益层次结构的规律。利益的层次结构不能简单以利益主体数量的多寡作为判断,应予保护利益的位阶高低,换言之,社会公共利益未必就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利益高低的确定应当取决于其正当目的及与单个人的关联性。笔者认为,行政审判中利益的划分及层级结构确立可以采纳我国学者梁上上的观点。梁上上教授认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一个递进的层次结构,其中制度利益处于中心地位,法官在裁判中应当“以当事人的具体利益为起点,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联系群体利益和制度利益,特别是对制度利益进行综合衡量后,从而得出妥当的结论,即对当事人的利益是否需要加以保护。”[9]

   (二)确定利益衡量标准的原则性方案

   要正确把握利益衡量的标准,首先,应寻求一种个案中的具体利益衡量标准,而不是一种统一的具有普适性的抽象标准;其次,利益衡量标准仅提供一种宏观的思路和原则,只能是一种方针而不是现成的结论;再次,利益衡量的标准应是各种因素博弈的综合体系,单一因素的衡量标准难以满足行政审判的实际需要;最后,利益衡量标准不可能恒定,而需要随着行政审判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据此,确定行政审判利益衡量标准十分艰难,但不应放弃努力。我们虽无法为审判实践提供现成方案,但可以确定一种原则性的方案,即利益衡量标准应当是一种针对个案的、综合了各项指标、实现了实质合理与形式合法相统一且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标准,并以最优司法判决结果为目标。

   (三)树立行政审判利益衡量的界碑

   “利益衡量作为法官判案的思考方法,也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展开的。离开特定的时空背景,再好的方法也会变样。”[10]因此,有必要树立利益衡量的界碑。

   1.法外空间不应进行利益衡量

   行政审判法官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利益衡量,这是防止法官恣意的空间界碑,“法官毕竟是法律的阐释者而不是法律的创造者”。[11]法律规范行政管理领域的各项事务,但并不是一切行政活动都受法律的规范,那些无需用法律规范或者不适宜用法律来规范的行政管理事项构成一个所谓的“法外空间”。由于这些事项本来就无需法律作出规范,所以法律对这些事项没有规定并没有违反立法的计划性,也就不构成法律漏洞,[12]因此也就没有通过利益衡量对这些事项进行法律解释的必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律框架内的衡量意味着法外空间不应进行利益衡量。

   2.应在妥当的法律制度中进行利益衡量

   选择妥当的法律制度作为运用利益衡量的背景是十分关键的,因为法律规则本身包含被社会普遍认同的合乎情理的原则和习惯。如果一个行政判决对社会观念带来了激烈冲击,造成公众的困惑与疑虑,则将不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和尊重。因此,行政审判法官应当把相关利益放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中进行衡量,充分考虑该案件对普通社会观念的影响,使利益衡量的结果与整个法律制度相统一、相协调。

   3.法律救济不能的案件不应进行利益衡量

   法官应当受法律的约束,这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律如果没有提供救济途径,就不存在利益衡量的余地。在行政诉讼中,有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满足当事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条件,法律救济渠道受到阻挡,法院会作出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此时,不是法律没有为当事人提供救济途径,而是当事人不能获得救济,法官不应对此进行利益衡量。比如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如果事实上受到伤害的人不能举证,在法律上仍然要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这是法律的性质决定的,若法官不顾法律规定给予当事人同情,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四)提高法官素质,规制法官恣意

   利益衡量是一把双刃剑,妥当的运用能够使判决结果实现法理与情理的完美结合,但缺乏节制的恣意滥用,则可能会造成枉法裁判、司法腐败,这皆取决于法官个体的素质和水平。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加强法官的自我约束来防范与规制法官恣意,似乎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但这毕竟是保持利益衡量节制性的主体要素。可以说,利益衡量能否在行政审判中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根本上取决于具体操作该方法的法官。“法官作为法律的适用者,其品质决定了裁判的品质,要实现‘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的目标,必须加强法官队伍的良心建设,使法官真正成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13]加强法官自我约束,规制法官利益衡量的恣意,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着力提高法官自身素质,包括品格素质、专业素质、实践经验等;二是为法官自我约束提供制度保障和制度激烈,提供法官恣意的惩戒机制和法官正当行使审判权的保障机制。

   【作者简介】

   陈磊,单位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1]梁上上:“利益衡量的界碑”,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2]纪静宣:“论审判中的利益衡量”,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9期。

   [3]焦宝乾、彭金玉:“利益衡量艺术及其限制”,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11期。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5]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6]张光宏:“利益衡量中的司法公正”,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期。

   [7]孙宏:“利益衡量的应用”,载《引进与咨询》2006年第1期。

   [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3页。

   [9]梁上上:“利益衡量的界碑”,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10]梁上上:“利益衡量的界碑”,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11]胡玉鸿:“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

   [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13]杨帆:“论法官的司法良知—兼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控制”,载《理论观察》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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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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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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