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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灾难新闻与中国媒体

更新时间:2016-01-07 15:01:30
作者: 南香红 (进入专栏)  
并做了调查。但消息没有发出,因为编辑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认为工人日报应该替工人说话,报道真相;另一部分认为事情太过重大,报道的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报道被压了下来,直到得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薄一波的支持,工人日报才打破沉默披露了事故真相。

   “渤海二号”翻沉事件导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受记大过处分,国务院作检讨,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职,海洋石油勘探局负责人被判刑。这次报道的影响在新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中国青年报》发出《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三篇报道,将中国媒体对灾难的报道推向一个小高潮。

   但是,无论是“渤海二号”翻沉事件还是《中国青年报》的大火报道,都不是第一时间的灾难报道,并且灾难新闻报道也并非一帆风顺。

  

   1988年,上海甲肝暴发流行。这是20世纪中国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灾祸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疾病暴发流行的最高峰,上海每天新增病例超过1万例。染病的人数,上海31万多人,浙江7万多人,江苏3万多人,福建也有近万人,总计病例在42万人以上,上海直接死于该病的有32人。

   “1988年1月1日到3月31日,是上海甲肝暴发流行最主要的时间段。在这3个月里,上海《文汇报》共刊登有关甲肝的报道19条,平均每三天一条。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新闻圈称为‘豆腐块’的短消息和简讯,半数被处理在2版不显著的位置。《人民日报》在那段时间有关上海甲肝的消息出现过4条,也都很短小。”①

  

   1991年大水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再访问苏南皖北,“从苏北到安徽,我看到的事实是:洪水、眼泪、酷暑、饥饿、霍乱、伤寒、肝炎、血吸虫,它们吞噬着灾民。”但是卢跃刚写的稿件和摄影记者贺延光的图片都无法见报,而整个社会也无法从媒体上得到灾区的实际情况。

  

   当年《唐山大地震》的作者、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与汕头大学李梓新关于灾难报道的对谈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做过的灾难新闻的突破,90年代呈一个下滑的趋势,灾难新闻的发展走了一个“U”字形的路线,而汶川地震是媒体再一次试图向“U”字形的顶端努力。

   钱钢认为中国的传媒在灾难报道上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比较,进步很大,和几年前的SARS比较,进步比较大,如果和1998年洪水比较,也有比较大的进步。“进步主要是灾难中悲惨的真相,灾难中的人性。这一点在SARS的时候,首先是压抑、隐瞒,到最后是控制不住了才开始有一些惨状的报道,但是后面大量的还是弘扬抗疫等方面的报道。1998年洪水,刚开始的时候不许报道,到了簰洲湾失事、九江决口,突然转为可以报道,如果想报道灾民苦难实况也会受到批评。但是这一次,百姓的哭声、惨状都是有的,总理身边的哭声也不加删节,都出来了。这个是有进步的。”②

  

   “U”字形路线是对中国媒体灾难新闻的一种描述,“拉锯战”也是一种描述。控制和边界的设定无所不在,突破也正是因为边界的存在。不仅仅是现实的边界,还有深植于传统中的无形边界。我们都看到“非典”时期的封锁与突破封锁的较量。《财经》杂志的记者千里追踪被隐瞒了的疫情传播渠道,《南方周末》深入地坛医院做“非典”重症病人抢救现场的观察式报道,让读者直接感受到重重防线封锁下的新闻。从迷雾重重到“非典”疫情的最终公开、透明的日报制度的建立,都和新闻媒体的不懈努力有关。

  

   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尽管汶川大地震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人进行了令人称道的努力,开创了一个中国新闻前所未有的报道灾难的局面,但其中的缺憾也显而易见。

   媒体的冲动和热情可谓空前,媒体人的勇敢和辛苦也有目共睹,但不难看出专业主义的缺失。这其中一方面是对灾难报道的模式和操作方法掌握不足,另一方面是对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的游移,对灾难的报道、对灾难背后的深层原因的追寻,以及对政府、社会救灾体系的效率的质疑刚刚开始,便很快转移到对抗震救灾英雄的赞颂上去。“化消极为积极”的固有思路再一次悄然回归。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总结媒体的汶川报道行动时强调媒体的三重价值:公开、及时与均衡。在均衡方面,“报道内容及价值的展开是有一个结构的。任何一个报道面(报道维度)的缺失或者比例失衡都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事态的发展,并据以做出正确的反应、决策与行动。”他在评论央视连续100多个小时的直播报道时认为:“这种数量上的大,并不能掩盖其维度展开的狭窄和单一。我们看到的是报道的逻辑始终一贯地指向行政逻辑的方向——我们的官员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报道就到什么地方;我们的领导提出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我们的传媒就采访什么问题、报道什么问题。这种对于行政逻辑的追随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仅仅沿着这种单一报道逻辑展开的价值空间对于反映如此纷繁复杂大灾难的需要是否足够?从现代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看,政府并不能包揽社会事务上的所有方面和全部细节,处在复杂联系中的现代社会除了政府的管理与协调之外,还大量地需要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和自我救助。并且政府的管理协调逻辑也需要从社会的行动逻辑中汲取决策的智慧、确立决策的方向。传媒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为社会的自助行为提供传播平台,而且还有责任随着事态的发展设置议程,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来面对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我们的传媒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逻辑和报道结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的。”①

  

   ①张述亚:《灾难新闻报道初探》,广西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2002年,第30页。

   ①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1页。

   ①张述亚:《灾难新闻报道初探》,广西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2002年,第16页。

   ①曾文经:《传媒的魔力》,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324页。

   ①钱钢:《中国灾难报道——从昨天到今天的理念》,见李梓新《灾难如何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16页。

   ②李梓新:《灾难如何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12页。

   ①喻国明:《新闻的三重价值:公开、及时、平衡——关于国家应急机制中媒体价值构建的思考》,见《震撼(媒体回想5·12汶川大地震备忘)》,梁晓涛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9页。

  

   (本文节选自作者专著《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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