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袁超: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的内涵分析

更新时间:2016-01-05 10:25:52
作者: 袁超  
中央或地方政党组织指挥并控制非党机构中的党组织;3、主体负责制,特定层级政党机关通过非政党组织及其代表的活动来监管政党纲领政策的执行情况;4、干部体制,政党机关通过在非党科层中“空降”干部或任命干部来实现对非党机构的控制。[9](p21)在政党科层结构与非党科层结构之间确立的这种制度化关系,将逐步形成以“全覆盖、强渗透”为特征的一党主导权力关系网络与党权运行逻辑。更具体的政党与国家关系意涵还取决于独特、完整且动态发展的政治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党与国家之间建构与被建构的政治过程深刻限定了政党-国家关系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则在于,它是理解中外(尤其是中西)政党与国家关系之所以不同的逻辑起点,是解释政党与社会关系限定意涵的前提。

   再次,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还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形成相应的时代意涵。比如,信息化时代带来了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多元化的信息传播平台、层出不穷的网络社交平台、精彩纷呈的新媒体以及手持终端的普及为政党获取社会信息、自我宣传、政策传达和联系民众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同时也丰富了民众了解国家、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尽管信息网络技术不会直接改变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议题与联系内容,但可能会对政党组织结构、政党纲领政策、公民社团组织结构、民众兴趣爱好与思维方式等诸多重要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将深刻改变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形成特有的时代意涵。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涵是相对具体国家而言的,因此,它应该包含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普遍内涵与限定意涵。前文已经做了详细的阐释,所谓普遍内涵即为政党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强调政党与社会联系的客观性与必要性,而限定意涵则指基于二者之间客观且必要的联系,形成于不同政治过程(尤其在政党与国家之间地位主从和权力配比状态影响下)和时代条件下的特定关系性质、联系方式与互动机制。对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涵做这样的内在区分,是为了在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中能够有针对、分层次、更全面地把握现象与本质。

   三、中国语境下的政党与民众关系

   前文已经提及,政党与国家之间建构与被建构的政治过程深刻限定了政党-国家关系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则在于,它是理解中外(尤其是中西)政党与国家关系之所以不同的关键点,是解释政党与社会关系限定意涵的前提。

   鉴于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中西方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国家建构与发展道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以国家建设的组织者为视角,有三种代表性的国家建设模式:英美早期的社会力量主导型,法-德-日的国家主导型和俄-中的政党主导型。”[10]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政党主导模式,实际上就是基于孙中山-国民党-共产党这条“以党建国”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孙中山的政党-国家思想是在经历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失败后逐渐成熟的,这一“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为核心的思想奠定了早期中国政党-国家建构的理论格局,并在蒋介石后来对国民党的改造中所落实。然而,由于孙中山这一思想形成较晚,而早期国民党又内部混乱,所以,政党-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实际上未能由国民党完成,于是,历史的机遇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政党-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11],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特性与“党建国家”的逻辑在政治实践中实现了高度契合,“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为共产党的革命与国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社会阶级基础,高度集权的政党组织则满足了革命与国家建设集聚各种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要求”[12](p17)。在中共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它首先是作为国家构建的领导力量存在,其次才是作为国家运转的执政力量存在。中共的全面领导“主要通过政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和领导制度来完成,纵向领导社会与民众,横向领导国家权力与制度运行。伴随着党的组织对社会的全面布局,党的领导体系也就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与国家体系一起共同组织社会、治理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党国体制’”[13](p9),即成熟的政党-国家形态。

   以党国体制为核心的政党-国家形态就是认识中国政治的突破口,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逻辑起点。现代中国建立的政治过程展现了中共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成熟的政党-国家形态之所以能够在中共主导下成功建构起来,离不开社会这个重要的结构要素,具体到中国革命的语境中,则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要坚持群众路线。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走群众路线的经验和工作方法为建国后实践党群联系奠定了基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把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并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中共政治实践的宝贵经验,党的历届总书记都十分重视并作出过重要批示,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即指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要全面理解中国的政党与民众关系,还需要结合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它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形成多党合作,共同建设国家,因此,在考察中国的政党与民众关系时需要同时将民主党派的联系群众实践纳入进来。但由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也要贯彻、学习和实践中共关于联系群众的政策、方法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可将中共与民主党派视为一个有机的执政联盟加以统合考察。从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方式来看,大概由于革命时期的历史传统原因(公民社会发展滞后,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民众大部分是分散式的以个人存在),中共的群众路线和党群关系中的“群”实际上特指以个人为单位的群众,因此强调的是党组织与民众个人、党员与民众个人之间的联系。至于党组织与公民社团之间的联系,有国内学者考察了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共与公民社团之间的关系变迁历史,作出四个时期的区分:法团主义时期(1949-1966)、双重破坏期(1966-1976)、渐进开放期(1976-2000)和秩序合作期(2000至今),反映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政党对公民社团的规制程度、方式的变化。[14]不过,在中共的政策话语中,政党组织与公民社团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另有表述的,比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于上述分析,中国语境下的政党与民众关系主要指党群关系,即特指政党组织与民众个人、党员与民众个人之间的联系,而国外政党与民众关系还额外包括政党组织与公民社团之间的联系,因此,在中外政党与民众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应加以分辨。

   四、新时期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的时代意涵

   在明确中国政党与民众关系特殊意涵的基础上,还应充分挖掘其时代意涵。其实,当研究者把过多的关注聚焦在传统意义上的“增强政党与民众联系的紧密度”时,或许就已经忽略了政党与民众关系的时代意涵。就本文所涉及的讨论来看,“我们的时代”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或者趋势:一是主要政党可能逐渐全方位化、卡特尔化;另一是信息网络技术可能在逐渐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偏好。

   首先,政党的全方位化与卡特尔化。这无非是回到卡茨和梅尔的命题,即政党卡特尔化导致政党逐渐与国家融合而与社会疏离,意味着政党可能会在疏离社会的过程中陷入合法性与代表性危机。[6]按照卡茨和梅尔的逻辑,这里不禁要问: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真的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非复杂的多维关系?真的政党趋近于一方就意味着它疏离另一方?如果说有事实支撑政党与国家的融合是现实趋势,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政党与社会疏离,正如库勒(Ruud Koole)的论断,普选制引入之后,社会与国家的重合部分逐渐在增加,而政党实际上是嵌入其中且更多地发挥着粘合剂(binder)作用。[15](p507-523)如果依循卡茨和梅尔的逻辑,仍然存在一个疑问:是不是类似于群众型政党扎根于社会的联系模式才能算作政党与社会形成了紧密联系?不可否认,在“群众型政党”这一类型概念提出的年代,它是政党与民众紧密联系的典型,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基于群众型政党扎根社会,与社会团体紧密联系的形式而得出的。如果说时代发生了改变,能够用别的方式来实现当年政党扎根社会而产生的效果,那么是否就可以推断并不是群众型政党才称得上与民众联系紧密了?是不是卡特尔政党也能实现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当然,这里是一个极端的假设,目的只是在于说明技术手段更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联系方式。在这样的预设之下,最起码在政党与社会关系层面,政党与国家融合也不见得那么让人担忧,相反,政党还可以运作国家组织、调动国家资源强化与社会的联系,比如创设法律制度、建立长效多样机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只要社会对于政党和国家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信息化时代给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偏好带来影响。如果说前文用粗浅的论述证明,技术手段能在一定意义上解决非群众型政党与民众联系疏离的问题,那么“紧密度”即成为探讨的重点。任何所谓促进政党与民众联系的方式和手段或许都能解决作为实体主体之间的“紧密度”问题(最起码在表面上看行得通),传统研究之所以强调“紧密”程度,就是因为默认了紧密程度越高越能实现信息互通和利益互达,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固然带来了这方面便利,比如优化了政党的利益吸纳方式、增强了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增加了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平台、创新并丰富了协商方式,提高了政党政府的信息处理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激活了网络监督的功能以及为民众提供了广阔的意见表达空间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润滑剂”。应该说,作为政党与民众之间实体联系的补充,信息网络技术为二者建构了一个非实体的联系空间,并提供了高效多元的沟通方式,增大了加强二者联系紧密程度的潜在能力。然而,“联系紧密”就意味着“联系有效”吗?这个疑问指向信息获取的真实性问题,尽管该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信息化时代尤为突出,因为信息网络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偏好。

   在民众思维方式上,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为民众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投送渠道,打破了前网络时代信息垄断的传统格局,民众不仅可以通过政府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共平台获取并投送信息,还可以选择个人信赖的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这种纵横交错的信息互通格局可能会放大民众原本对政府的不信任③,深层次地,多元信息平台的出现使得民众不再单靠政府获取、投送信息,再加上对政府的低度信任,民众可能在信息化条件下产生远离政府的思维倾向;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具有“无中心”、“去权威”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便于网民敢于大胆表达观点的同时,也可能出现因网民情绪性宣泄或是其他复杂因素而导致网络信息真实性降低。“网络世界中的有些人完全可以使用欺骗和误导的手段,有意制造真假难辨的信息,使其他人无法明确地知晓事实的真相和本来面目。”[16](p480)网络平台的这些特征可能会诱使民众改变过去在面面沟通中形成的“敬畏思维”,降低自身言论的责任性。民众思维方式的这些转变直接指向了信息真实性的问题,单纯的技术手段更新显然难以应对这一问题,这意味着过去一味追求通过“紧密沟通”而达到“官民和谐”的工作模式可能逐渐将被取代。

在民众行为偏好上,最起码发生了三种转变:1、民众举报、投送信息从“跑单位”转向“线上服务”。传统社会,民众举报、投送信息往往为了确保信息送达,需要自行“跑单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943.html
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