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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逻辑

更新时间:2016-01-05 09:11:48
作者: 王福华  
无权提起撤销之诉。与此同理,即便是那些采行案外人再审之诉的国家,通常也否定上述人员为再审之诉的适格主体。与之同理,代表人诉讼及其他情况下受判决效力拘束的“案外人”也无权提起撤销之诉。这样一来,上述主体唯一的固有防御方法就是,可以主张担当诉讼人不具有担当之权能或资格,[8]但却不能成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当然,这样处理也有过于绝对的一面,而下面要讨论的程序保障观念视角下的法定诉讼担当中的被担当人可成为适格主体的做法,则显示出灵活性。这也同时说明,不同的制度逻辑之下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

   第四,诉讼承担中的原当事人。诉讼承担不同于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乃基于民事权利义务的转移而发生。各立法例对诉讼承担有不同立场,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例采纳当事人恒定主义,日本则倾向于采纳诉讼继受主义。在当事人恒定主义下,诉讼必须在原来的当事人之间进行或者与真正的继受人继续进行,判决的既判力便可能扩张到没有实际参加诉讼的被担当的实质的当事人,这也是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这种情况存在着受既判力扩张的实质当事人提起撤销之诉(或案外人撤销之诉)的必要性。至于诉讼继受主义,因当事人的变更最终促成了实质当事人与形式当事人的统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变没有意义,因而实质当事人和形式当事人都失去了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救济的必要性。仅以我国《合同法》第80、84、88条为例,由于立法上采取了以诉讼变更方法来解决诉讼承担问题的对策,债权转让需通知债务人,债务转让需债权人同意,债的概括承担需另一方当事人同意,这种情况下,诉讼结果不会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而,在当事人变更的意义上,我国的诉讼担当中的原当事人都不能成为第三人撤销诉讼中的适格原告。

   2.受形成判决对世效力所及的“第三人”—原告适格

   判决的形成力,是指法院生效判决具有使当事人之间的原有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从而产生新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判决的这种效力需要以实体法上当事人有形成权为基础,例如,婚姻无效的判决生效后,便意味着符合结婚条件的案外人都可以与无效婚姻的当事人结婚,这种扩张效力是由形成判决的对世效力决定的—判决要对不特定法律主体发生效力,德国法称之为“第三方效力”。形成判决的效力的扩张,与形成之诉的公益性密切相关。一方面,法院在审理时要充分考虑法律特殊性要求,而非对纠纷简单地一判了之;另一方面,为避免在诉讼结果在不同人间发生歧义,判决结果要对全体关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统一地予以确定。但问题是,本诉判决对案外人造成损害的可能性随之出现,他们需要一种事后救济手段—案外人再审之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都可以,如何选择取决于立法上的考量。从实体规范看,这种扩张主要发生于身份关系和社团关系两种诉讼形成之诉之中。[9]

   (1)判决效力的限定性扩张

   判决效力的限定性扩张,是指判决效力(尤其是既判力)可以向一定范围的利害关系人的扩张,如生效的破产判决,其既判力及于全体破产债权人;公司股东、公司监事对撤销法人董事会决议的诉讼、请求认定董事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撤销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诉讼、宣告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解任公司董事的诉讼,解任公司监事的诉讼、请求公司董事会停止违法行为的诉讼及股东为公司对董事请求赔偿诉讼等判决,对全体股东发生的扩张效力。全体股东与本诉判决确认的权利存在着直接的、本人的利益,因而,他们具有撤销之诉的诉讼利益,应有权对该判决提起撤销之诉。

   (2)形成判决的一般性扩张

   形成之诉多以形成判决终结,而形成判决具有一般性扩张功能,效力及于案外人。例如身份关系诉讼(人事诉讼),其判决结果往往涉及到确定基本身份关系,或涉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或与众多人的利害关系相关。[10]基于这样的特点,这样的诉讼中以当事人个人意思表示来变动法律关系就不够妥当,因此,所以很多立法例将形成之诉视为涉及公益的诉讼,要求由法院以形成判决作出统一变动,[11]从而发生形成判决效力及于一般第三人的可能。这里的“一般第三人”,主要存在于身份关系判决及公司关系诉讼中。前者指身份关系存否或其撤销之诉讼判决,如亦认为仅有相对的效力,判决效力并不及于第三人,则有害于法律生活的安定。例如,离婚判决确定后,对第三人之关系在法律上仍以夫妻关系被处理,实无意义,且使与第三人之法律关系陷于不安定。再如,公司关系诉讼,则指如就诉讼当事人间为个别的相对的解决,将使其法律关系发生混乱,而趋于不安定,故立法例上有明文规定既判力及于第三人者。[12]在我国主要涉及公司设立无效之诉、公司合并无效之诉、公司基本减少无效之诉以及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等等,其中也会出现原告在本诉中胜诉后,生效判决及于第三人的情况。

   对一般第三人而言,受到判决扩张的效果无非两种:有利或者不利。判决结果有利与于一般第三人通常不会引起他的异议,但如果不利,则意味着判决的扩张效力给他造成了损害。因此,通常认为判决扩张效力仅应被限定于判决结果对一般第三人有利的情形,如果判决结果对他们不利则对其不生效力。但这样的保护措施还不足以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形成判决对案外第三人的影响往往是广泛且难以预测的。例如,甲与乙是婚姻纠纷的当事人,法院判决婚姻关系无效,对这样的生效判决,他们的儿子作为婚生子的法律地位势必受到影响,与婚生子相关的法律关系可能陷于不安定状态。至少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看,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撤销婚姻之诉,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否认子女之诉,认领子女之诉,认领无效之诉,撤销认领之诉,就母再婚后所生子女确定其父之诉,宣告停止亲权之诉,撤销宣告停止亲权之诉,撤销死亡宣告之诉、更正死亡之时之诉,其确定终局判决有第三人撤销诉讼之原告当事人适格。因此,身份关系的诉讼,不管原告胜诉还是败诉其判决均具有对世效力,及于一般第三人。这样,如何加强对案外第三人的事后程序保障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立法应当作出规定:或者允许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或者扩大再审之诉原告的适格范围,允许他们发动再审之诉。

   作为技术角色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本质上是一种极其例外的救济程序,案外第三人能否发动该程序,取决于他是否与生效判决存在(直接的、本人的)利害关系。[13]这就决定了该程序的启动比再审程序还要严格,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以法国为例,虽然是这个制度运转状态最佳的国度,但1960年以来的判例也以不予受理的居多。这意味着大量撤销之诉的案件(见表1)没有被允许进入审理程序,足以见得其严格的一面。

   (三)非讼判决效力扩张与救济的特殊性

   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非讼案件包括:(1)传统意义上的特别程序案件,例如宣告公民失踪、申请确定选民资格案件;(2)申请诉前停止侵权、申请诉前证据保全;(3)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4)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5)海事诉讼特别程序;(6)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港澳台地区的民事判决、仲裁裁决;(7)请求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件;(8)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上述非讼案件中尽管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执,但可能引起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对案外人权利义务的内容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公益性较强。此外,非讼案件还具有继续性,因而需要法院依实际情况在做出裁判之前进行临时性、创设性和展望性的处理,或者作出裁判之后撤销、变更原裁判。因此,为了适应事实的发展变化,在作出裁判之后,必要时可对裁判进行变更甚至撤销,因而,非讼案件的救济途径非常特殊。正因如此,非讼判决可否提起再审是民诉法学界有争议的问题,德国对非讼程序之再审程序亦未规定。但学说上有认为立法上之保守并不具正当性,因现行非讼程序即提供相关机制可变动非讼裁定之可能。[14]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中也规定了一套独立的事后救济方法,即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生效后,如果发现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方面有错误,或者是出现了新情况、新事实,法院可根据有关人员的申请,查证属实之后,可依特别程序的规定撤销原判决,作出新判决,而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同理,案外第三人也不能以非讼判决为客体提起撤销之诉,尽管非讼判决的对世效力更为明显。

表1:法国法院不予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典型案例[15]

   二 程序保障观念的逻辑

   自然界中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纷繁的法律世界中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法律实践,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虽只有寥寥几个立法例,但也纷呈各异。上述论及的法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着眼于微观技术层面,以消解判决效力不当扩张为己任,给予受判决效力扩张的案外人提供了一条事后救济途径。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的立法则有超越技术逻辑的一面,更着力于填补“纠纷解决的必要性”与“程序保障的正当性”之间的鸿沟,注重在更高的诉讼观念层面讨论向案外第三人提供事后救济的正当性。

   (一)程序保障及其意义

   程序参与系程序保障的根基。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无不希望自己的程序参与机会获得实质上的保障,与之相适应,他们还会期待法院能够保障自己的程序参与权,而不是获得“突袭裁判”。基于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必须有机会自主地、自愿地参加到诉讼中,以进一步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这决定着当事人心理上的满足以及对司法裁判的信服度。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引人第三人撤销制度,是“程序权保障论”主导的结果。2003年台湾地区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正是以程序保障论为基点,以贯彻程序全保障之要求为改革理念,而以赋予该第三人受程序保障为主要目的。[16]这一理念的制度推手邱联恭教授将其提炼为“事后程序保障”机制,亦即,以赋予该第三人受事后的程序保障(源自程序主体权之程序参与权,听审请求权)为主要目的,而非将法国论者所认第三人撤销诉讼系以突破裁判既判力为目的。[17]

   以程序保障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逻辑,其优势在于能够进一步将问题的解决提升到程序保障甚至是宪法保障层面,将事前程序保障与事后程序保障相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交互作用于对案外第三人的程序保障过程。在本诉审理过程中通过强化诉讼告知等制度来最大限度地让第三人能够参加到诉讼中来,扩大案件审理的主体范围;在判决生效后,则为正确处理程序保障及法安定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原则框架,在判决效力扩张到诉讼外第三人的时候,赋予其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以程序保障作为制度的基本理念,还会发挥原则的灵活性优点,摆脱了技术逻辑机械和僵化的一面。例如,在技术逻辑的支配下,法定的诉讼担当中的被担当人就会被排除在提起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之外。但在程序保障的逻辑视角看来,则仍应视情形赋予权利义务之归属主体及与担当人同一地位者参与诉讼的机会。换言之,首先要尽力保障被担当人能够参加到本诉的审理中,以行使诉讼权利义务;如果在本诉中未能告知或职权通知,其未参与担当人所提诉讼系非可归责于己之事由之情形,仍应赋予事后的程序保障。[18]这样才不至于因诉讼担当造成被担当人诉讼权利的后果。

总之,程序保障逻辑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能够将纠纷解决视作一个系统工程,将诉讼第三人、判决效力、再审程序等重要程序制度有机统一起来,而非仅仅在诉讼后赋予第三人以救济的机会了事。首先,法院在本诉(原诉讼)的进行中就要尽最大努力,将最能够充分进行诉讼的人作为当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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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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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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