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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缅怀朱九思先生

更新时间:2016-01-03 22:06:50
作者: 王炯华  
征得他的同意后,又不厌其烦地给教育部汇报,进行论证,并在报上发表文章,最后取得蒋部长允许“试一试”的口头承诺,终于在举办应用数学专业上率先取得突破。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学校于1980年(按:实际上是1979年)开始创办理科和文科,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必须说明的是,经我们一再建议,终于取得了这位部长的支持,允许我们试一试。否则,在当时是十分困难的。”[8]

   其次是实事求是地“顶”。朱九思作为上级任命的华工领导人,总是要执行上级的决定,贯彻和实施上级的政策、方针、原则和指示。但是,上级的这些东西并不总是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遇到这种情况,他既不当收发室,也不怕掉乌纱帽,而是顶。当然,他不是蔡元培、李达那样的硬顶,而是软顶。他常引毛泽东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话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就是说,“上级的指示当然要执行,问题是如何执行。也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把上级的指示结合你单位的情况加以具体化,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上级指示指示……作为一个学校,对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教育部、省委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执行,问题是如何坚决执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上级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相结合,这不是对上级指示有什么意见,而恰恰是对上级指示最好的执行、最坚决的执行……。工作方法很重要,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痛苦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9]

   第三是采用迂回的办法办文科。一是教育部一时还不能批准办系的学科,他就先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这不需要教育部批准,学校自己就可以决定。70年代末80年代初,华工成立了语言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随后在这些研究所的基础上,再向教育部申请办系。中文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和后来的哲学系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二是借助于他自延安以来所拥有的人事资源向上级主管部门疏通,直接办文科系。例如办新闻系,就是请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向教育部疏通,才获得许可办成的。

   朱九思争取办学自主权尤其是靠扎实主动地“干”,赢得上级的信任和工作的主动。就是说,他以敢于竞争、善于转化的良好精神状态,主动出击,用说话算数的工作态度和过硬的工作成果来感动上级,来夯实“磨”和“顶”的基础。在“文革”年代,也许靠工作的一点主动性去“磨”,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一些任务,拿回一些课题,但是如果没有扎实的工作,再去“磨”也就失去了信用,“磨”的效果就会迅速衰减。

   由于新中国的教育是共产党领导的,因此朱九思办华工遵循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决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其次,“必须认真总结解放以来高等教育的经验,真正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真正走中国的道路”。第三,“必须具体研究高等教育的特点”。第四,“必须强调效益和效率”。第五,必须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具体说,他办华工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与认识教育规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按学科设置专业;狠抓基础课教学;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搞好后勤保障等。

   1978年3月,朱九思在全国科学大会书面发言中提出“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个独特提法在当时是很冒风险的,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说。虽然他的提法为大会作筹备工作的国家科委欣欣然,但教育部却拿不准:会不会“重科研,轻教学”?然而,正是这个有胆有识的主张,催生了华工一大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推动了华工的专业和学科建设:在加强基础理论、采用最新技术成就改造传统工科专业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专业,设立激光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微波技术等一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理工结合的专业,创办系统工程、生物力学、工程热物理、建筑学等综合性和边缘性学科专业,设立工程力学、应用数学、应用化学和应用物理专业,成立管理工程系,又从1980年起率先在工科办文科,成立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和新闻系,到朱九思离开领导岗位,华中工学院已经设有包括理科、工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45个本科专业,成为新型综合性大学。

   晚年朱九思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的灵魂。”他联系1958年“教育革命”“拔白旗”、60年代的马寅初批判和孙冶方批判等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认为“这些错误的批判,不仅完全否定了学术自由、‘双百方针’,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严重挫伤了大批学者的积极性,而且由于现在大多数中青年教育工作者不了解这些往事及其严重性,有时难以判别是非,以致重复历史上的错误”。[10]

   2003年,朱九思与人合作发表《从历史的教训谈学术自由》一文[11],进一步从新中国历次学术批判的教训,说明学术自由的普世价值。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是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它是大学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用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定义就是“学者不受雇佣他们的院校的控制与限制,进行科研、教学和出版的权利”。用美国斯大坦福大学原校长唐纳德•肯尼迪的话,“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就是说,学者们的活动免受外界力量的干预,“这是学术自由的精髓所在,也是学者们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系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12]

   进一步说,大学“围绕知识的创造与应用”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学术自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中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思想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学的基本理念之一。“纵观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学术自由’思想得到最淋漓尽致体现的年代和地方。”[13]“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宛如在当时已行将朽木的北京大学中响起一声春雷,将它往日的陈腐、衰败之气荡涤得一干二净”,它“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新风”[14]。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的社会环境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处于剧烈的动荡、变幻之中,因而学术思想长期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很难有生长、发育之地,学术自由更无从谈起。”[15]“我们国家的学术思想领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处于政治力量的干预之下,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思想受到政治批判和压制的事件屡见不鲜”。[16]他认为50年代以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经济领域孙冶方批判、哲学领域杨献珍批判等等“无疑对中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等广泛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还要说,“学术自由也是学者人格的重要体现,是他们自觉地维护大学作为‘社会良心’之神圣殿堂的不屈精神的重要支柱,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因此,朱九思认为“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知识、对人才、对创造性劳动的尊重与宽容,只有具备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真正促进学术的繁荣,这是当前我国学术事业发展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17]

   2007年11月,他《怎样办好大学》一文还呼吁“大学的主要领导一定要执行学术自由的政策,千万不能扼杀学术自由。特别在人文社科方面,由于不妥当的意识形态往往对学术自由有很大的干扰,所以必须更加坚决实施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杜绝学术问题政治化和行政化。”

   笔者认为,以上所述都是朱九思为人们“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值得今日之中国大学校长效法!

   [1] 由于记忆有误,我在《朱九思评传》“后记”将此写成“1986年春节,我去张家塆冒昧造访朱府,给因受骗上当而落寞的他拜年”,现特依据本人日记更正。

   [2] 根据“日记”:5月17日,武大召开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向朱九思讲梅白在会上大爆冷门——李达与毛泽东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论争等毛李50年代在汉交往旧事,讲他们只召开诞辰纪念会,而没有勇气召开纪念李达受迫害致死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不无滑机的是,当年迫害李达的省委工作组副组长史某以及武大党委常委柳某均坐在主席台上,又由原工作组成员童某主持下午的会议,可他们并没有任何反省。朱九思听了这些,只是笑。

   [3]笔者 2009年7月28日访朱九思。

   [4]笔者2007年9月18日访程远。

   [5] 《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版,见留白《管的太具体,大学没希望》,【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6] 1963年,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前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决定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前党委副书记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复职。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育,不宜回武大。刘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刘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刘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情急之中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接到李达的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他马上把人事司司长叫来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杨通过红色电话机要通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电话。他对着话机向王通报情况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在王的过问下,省委收回成命。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也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

   [7]《竞争与转化》“卷首语”,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8]朱九思《往事重提》

   [9] 朱九思《高等教育刍议》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第57页。

   [10]朱九思《竞争与转化》,第96页。

   [11] 载《现代大学教育》2003年第4期。

   [12]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49-250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3]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4]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2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5]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3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6]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4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7]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6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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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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