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钱乘旦:兰克传统与20世纪“新史学”

——钱乘旦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演

更新时间:2015-12-31 23:52:58
作者: 钱乘旦 (进入专栏)  

   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澳门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等。主要著作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曾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兰克史学传统

   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很多人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兰克认为,历史有其发展方向,这一点与西方史学界的先辈们没有很大区别,西方历史学很早就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发展方向的,从而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中就存在,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必然性所限定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目标。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类历史的终极走向是天国,历史是要按上帝意志发展的。理性主义盛行后,尤其是启蒙运动后,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理性主义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有固定方向的,其路径早就被设定了,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规律,人类改变不了历史规律,也改变不了历史走向。

   兰克在这一点上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传统。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历史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在西方文明中表现出来。兰克的创造在“科学地”研究历史上,由此他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在兰克之前,历史学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却是从兰克开始的。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则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但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录》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兰克却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资料、文书、档案,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在兰克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看法,但兰克是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后来很多人说,兰克之前的历史学或历史学著作都是非专业、业余的;兰克之后,历史学才成为学科,历史学家也成了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兰克不愧是一代宗师,改变了西方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史学,随着西方崛起和话语优势,西方的研究方法也传播到了整个世界。

   但到此为止,我们对兰克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科学的历史”上,这不够、也不完整。兰克的历史传统还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政治史。兰克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根据他的要求,人们只能写政治史。什么是坚实的史料?他说得很清楚:档案馆里白纸黑字的档案才是可靠的,用这些确凿无疑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用档案写出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档案收藏在外交部、殖民部、政府档案馆,记载的都是与政治相关的活动,所以,如果把兰克作为楷模,按兰克的要求研究历史,就只能写出政治史,当然政治包括军事、外交、战争、殖民等内容。兰克的历史也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兰克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是民族国家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代。西方的崛起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刻开始的。兰克那个时代,欧洲以及北美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西方突飞猛进,占取历史优势。民族国家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它崛起的前提条件。但兰克又生长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德意志当时还没有统一,他一生希望祖国统一,因此兰克史学一方面体现西方人对民族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体现兰克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渴望。

   所以兰克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兰克传统的三根支柱。兰克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他的时代,表达着他那个时代的愿望和思考。前面说过:兰克史学一出现就震动学术界,它很新,仅凭一个“新”字就能打动许多人,况且兰克史学充分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追求和抱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是,兰克史学从形成起就有问题,三根支柱都不可靠。兰克说:只要有坚实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史料真的能“坚实”吗?“科学的历史”是否能存在?一旦这样去思考,就会发现兰克传统问题很大,绝没有把历史学带到无可逾越的顶点。由此去看20世纪“新史学”“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对兰克史学的背离

   兰克史学出现不久,就开始有不同于兰克的其他史学出现了。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盛行,这离兰克时代并不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变化的历史,放到兰克背景下来理解,经济史就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它不讲政治,只讲经济。经济史在今天看来已经变旧了,但相对于兰克史学而言,它又是“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史观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体对象,在他们笔下,历史是文明史,而不是国家史。文明多种多样,比如汤因比说有21种不同文明,其中6种是原生的,另外15种是续发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兴衰盛亡。放到兰克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文明史观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民族国家在文明史关照下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它研究的内容也不只是政治,而涉及更多方面。并且,无论兰克还是黑格尔,他们对历史变化都有相同的看法,即人类历史是线性和单向发展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幼稚到成熟。文明史观却认为所有文明都有始有终,不存在时间先后,也无所谓高低,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转圈——从生到死,这是一种循环史观。在这些方面,文明史观都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由此造成很大轰动。作为一种新思想,文明史观对兰克史学传统形成重大冲击。

   但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出现了,这次冲击再次波及整个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提出“总体史”的概念。意思很简单,就是历史包罗万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有三个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个人空间。地理空间从宇宙行星开始,到气候、海洋等,人类习俗、规范,都是影响历史的因素。地理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范围,它的作用时间是以万年、百万年计算的。社会空间较小,是一个中间层次,包括人类的经济状态、社会状态、制度变化等,这些也是影响历史的因素,作用时间以千年、百年计。最小的空间就是个人空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而这些表演却让历史学家最感兴趣,所以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在内,都津津乐道谈论这些,以为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最微不足道,对历史发展而言最没有意义,因为它最不能决定也不能解释历史的走向。个人空间以年、日,甚至小时计,转瞬即逝。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这些是我们熟悉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是宏观的历史,它试图构筑一个庞大无比、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以此来囊括人类整个历史。可以看出,年鉴学派不仅否定了兰克的政治史,也否定了兰克的民族国家史。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扩充了。在布罗代尔看来,什么都是历史。年鉴学派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史学,包括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妇女史、城市史等都受年鉴学派影响,这些都不在兰克的史学传统范围内,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把它们召唤到历史学中来的,“总体史”几乎要把兰克史学淹没。到这一步,兰克传统只剩下“科学的历史”可以勉强自保,历史学家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这大概就是兰克为什么只被看作是“科学的历史”的奠基人的原因所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到20世纪下半叶,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新流派出现了,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兰克,而和年鉴学派有更多的承继关系。首先是社会史,在1960年代很受青睐。社会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其代表作《英国社会史》记述了英国各时代人们的穿衣、进食、居家、出行等,完全是生活历史。这种形式在社会史刚开始流行时比较常见,后来不成主流;主流是稍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它对人类过去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关心,尽力发掘,唯独不写政治史,即便写,也是一带而过,并且注重它的社会层面,比如政治运动的阶级构成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人类历史,可以把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看作这种形式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英国社会史》就是没有政治的英国历史。社会史刻意不写政治,是对兰克政治史传统的蓄意扬弃,它同时又部分抛弃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方法,因为社会史使用的史料不那么可靠和“坚实”,不能按兰克的要求只使用政府的档案资料,作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只能使用普通老百姓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还不是文字,比如器具、风俗习惯等。社会史偏爱使用这些东西,这就对“科学的历史”造成冲击,兰克的“科学”方法也被突破。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有承继关系,因为它也强调历史内容的整体性,但它抛掉了布罗代尔的宏大体系,而注重人类活动的许多细节;它注重描述,而不是解释,所以许多社会史著作有精彩的叙述,却缺乏理论架构。

1980年代新文化史盛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新文化史之所以“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85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