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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清醒后的陈独秀

更新时间:2015-12-31 16:47:09
作者: 蒙勇鹏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肯定是一位最值得铭记的人物,没有他,中国的历史可能是另一副模样。然而,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竟然在民族危亡关头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荒谬口号,竟然成为斯大林的跟屁虫,这是这位正直的文人怎么也不能容忍的。

  

   陈独秀的后期反思,是一笔值得回味的精神财富。

  

一、中共创始人最后的日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仅1年时间,日寇铁蹄从华北踏到华东。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又成为日寇进攻的目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关急急迁往重庆。

  

   6月下旬,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以及大姐一家共9人乘坐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包轮,由汉口启程前往重庆。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寄居在重庆的陈独秀,提笔写下了《抗战一年》。此时,日本侵略的战火已经烧遍了大半个中国,许多人都对能否战胜日寇缺乏信心,但陈独秀却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在文章中宣布:“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胜过一百年”。他提出,抗战一年来,日本在四个方面遭到了失败:第一,日本虽然强大,但并没有击倒中国这个“病夫”。中国的反抗证明,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第二,敌人虽然占领了中国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但却没有征服人心。一年来,他们还没有得着一个有力的汉奸去为他们效劳;第三、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行动得到了世界的同情,提高了国格和人格。而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第四,热衷于战争的,只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和军事资产阶级,广大日本民众是反对战争的。随着对华战争的延长,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在增长。

  

   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一年来的抗战,暴露了我们的缺点。勇敢地承认缺点,认真地改正缺点,比轻浮地高喊“最后胜利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他提议:要利用一切对我国有利的因素;在野党要援助政府抗战,不应该有保存实力和趁火打劫的企图;政府要决心解除人民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政府要下决心惩治腐败。

  

   7月21日,陈独秀撰写了《论游击队》一文,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指责共产党“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他说,“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这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

  

   陈独秀不仅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还应邀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抗战川军之责任》;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总之,他没有因身世沉浮而放弃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何况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

  

   陈独秀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应他的同乡、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好友邓初的邀请,于8月3日与妻子潘兰珍移居江津。

  

   邓初在江津县城开有一家诊所,名“延年医院”,因楼上有多余的房间,便邀请陈独秀迁来居住。此时,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折磨着陈独秀,然而,他没有放下书写的笔,《我们为什么而战?》、《八一三》、《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国际形势的幻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仍然以一个“老斗士”的姿态,写下了这些文章,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1939年春,周恩来、朱蕴山先后来延年医院拜访陈独秀,劝陈独秀去延安,但陈独秀予以拒绝。他对朱蕴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陈独秀还说,他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也就是这年春天,蒋介石根据已经投奔国民党的张国焘的建议,指派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去江津访问陈独秀,企图从他嘴里搜集到国民党有利的言论,以作反共宣传。为了取得陈独秀的好感,临行前还找到1938年3月16日的〈大公报〉,因为那上面登载有段锡朋等9人因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而为陈独秀辩护的声明。

  

   陈独秀听完这两人的来意后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为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大状,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约在1939年5月底,陈独秀夫妇离开延年医院搬到离县城30里远的鹤山坪。先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到石墙院杨宅。

  

   从此,陈独秀就居住在石墙院内,直到离开人世。

  

   落魄后的陈独秀深入探讨了斯大林问题。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对斯大林拿他做替罪羊十分不满,故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怨恨。他投入托派的的怀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从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后,随着政治风雨的洗涤的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斯大林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而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阶段。随着对苏联有关问题的分析,他对斯大林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最初的朦胧混沌到最后的清晰明了。

  

   起初,陈独秀只是注意到,自从列宁逝世以后,随着联共党内斗争不断深化,斯大林个人独裁现象在不断加强。他认为,这与十月革命的精神是相矛盾的。1934年5月15日,陈独秀在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中曾这样说:“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阶级’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就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我们不应该仅仅组织一个新党,还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

  

   从1936年开始,苏联开始了大清洗。到1938年,苏联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平民百姓被逮捕、监禁甚至枪杀。陈独秀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更加关注苏联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当时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全部怨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斯大林大加攻击。而他在中国的追随者,托派临委的一帮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都认为苏联的大清洗是斯大林个人品质的问题,是斯大林独裁野心爆发的结果。

  

   然而,陈独秀没有盲从。他经过冷静的思考,认为把一切过错都归之于斯大林,是唯心派的见解,他指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的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由此断言:“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陈独秀在谈到苏联的政权性质时,使用“无产阶级独裁制”,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无产阶级独裁,根本就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他将这个政权称之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认为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绝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探讨了苏联独裁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是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选择了独裁。他说:“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陈独秀想不通,苏联已经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强化“专政”的功能。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诚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问题的探讨,是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苏联的对外政策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他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要沦为独裁专制。一个居于乡村陋舍,重病缠身的六旬老人,能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见解,确实令人惊叹!

  

   陈独秀的晚年是很悲苦的。

  

   1939年5月,陈独秀住进石墙院后,虽然有发文章的稿酬,还有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但他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十分贫困。

  

陈独秀一生交了不少朋友,但战乱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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