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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清醒后的陈独秀

更新时间:2015-12-31 16:47:09
作者: 蒙勇鹏  

  

   陈独秀8月5日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十二条意见和建议。他在信中认为目前的中央政策仍然是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杀党内民主。他认为,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他说,“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感觉到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当时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引起注意,而且当作笑话到处宣传。”

  

   陈独秀认为,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他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同志间关于理论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于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

  

   最后,陈独秀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红旗》报第三十七期刊登了陈独秀7月28日的来信,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8月11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的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不承认他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陈独秀继续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红旗》第三十期刊出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同时刊登《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

  

   9月,“韶玉”(王明)写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十号),批评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七个错误,表现了五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1929年10月,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在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陈独秀没有接受担任编辑的意见,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写文章批评托洛茨基了。批托,就无异于承认斯大林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话是正确的。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强调要寻找犯错误的原因:“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地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于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致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覆辙。”

  

   陈独秀说,“我们应该坦白地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1930年秋天,小儿子陈松年到上海找到了父亲。此时,见到陈松年衣袖上的黑纱,陈独秀才知道,他的原配夫人高晓岚已于当年9月份去世了,高晓岚自陈独秀1910年和妹妹高君曼出走后,过了二十年的独身生活,终经不住两儿一女惨死的打击,悄然离世。

  

   就在陈独秀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进了他的生活,给他的苦难日子带来了一点清生机。她叫潘兰珍,潘兰珍23岁,陈独秀52岁,两人渐渐有了感情,终于搬到一起同居了。

  

   1932年10月15日傍晚,陈独秀又一次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抓获。他被捕后,胡适、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名流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在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运作下,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请蒋介石放陈独秀。蒋介石让秘书陈布雷给翁文灏、胡适等人拍电报,告陈独秀案已移交法院公开审判。

  

   10月25日,何应钦将陈独秀带到他的办公室,告诉陈有关蒋介石来电的内容。何应钦问陈独秀,可知赣鄂共产党暴动情况。陈独秀答,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关。何应钦请陈独秀谈谈他的政治主张,陈表示赞成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联英美有利。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字。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一科作了专门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这篇演讲文字当天和次日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发表。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中共《红色中华》第四十一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出来了。”

  

   1933年春天,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的起诉书。陈独秀的罪名是:“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据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审陈有等人。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审判长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答:“是有的。”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问:“被捕几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答:“这是实事,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二)中国人穷至极点.......(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审判长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一时三十三分,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啧啧称赞。

  

   过了五天,再审时,审判长问:“是否尚有抗辩?”陈独秀说:“有抗辩。”陈独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旁听席上传出一阵阵哄笑声。陈独秀将他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的三点理由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这时,免费替陈独秀做辩护律师的章士钊起身为陈独秀辩护,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没有根据。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是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

  

   六天后,法庭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陈独秀判了13年刑,没有被杀头。中央苏区《红色中华》载文评论:“陈托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亚东图书馆抓住这个时机,拟出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一则可能好卖,再则帮助解决仲叔生活费用。和陈独秀商量后,汪孟邹出面请蔡元培写《独秀文存》序,蔡元培写道:“后来陈君离了北京,我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我记得的,只有十五年冬季在亚东图书馆与今年在看守所的两次。他所作的文,我也很难读到了。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

  

   1933年春天,陈独秀关押候审期间,蔡元培曾两次到看守所看过陈独秀。

  

   在狱中,陈独秀让友人带来满满的几架书,陈独秀想编译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州历史.地理》、《史林》,自己开了几个要读的书单子,列出的书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列宁著的《组织论》,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伦理与唯物史观》等,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在看守所里,陈独秀每日写文字学考证文字,完成了《老子考略》一文,他还计划写《道家概况》、《古代的中国》等。

  

   1934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减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逐渐地,不少国民党要人来狱中探望陈独秀,宋美龄在铁道部长顾孟余的陪同下也来过。此外,还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

  

   这时候,潘兰珍来了。以后,潘兰珍几乎天天探监。上午九点来,下午五点回去,中午在牢房里和陈独秀一块用餐。看守报告典狱长,他们在狱中有肉感行为。典狱长为难地对陈独秀的好友说:“你告诉陈先生,要注意这事,弄得不好,我也要砸饭碗”。此话传到陈独秀耳里,陈独秀放下脸说:“他们知道什么?监狱制度真是万恶,将来一定要消灭监狱制度。压抑了人的本能。孔子讲,‘人之本能,食色性也’,我是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嘛。”

  

   1937年8月23日,在日寇发动“七七事变”的形势下,陈独秀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1937年9月12日,与妻子潘兰珍一道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到达汉口之后,罗汉找上门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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