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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清醒后的陈独秀

更新时间:2015-12-31 16:47:09
作者: 蒙勇鹏  
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罗易自己曾说,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的代表大会,因为他不得不躲藏起来...中共中央不理解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共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现军队革命化,促使士兵与将军对立......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同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型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随着革命和党的发展,对“保姆”的需要将会消失。

  

   这封信,为谁来承担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定下了调子。

  

   7月11日,感到“难堪”的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强调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斯大林还说:“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

  

   7月28日,斯大林亲笔写了《时事问题简评》,公开强调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正确”;公开批评中共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

  

   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弃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见大势已去,决定执行共产国际6月中下旬改组中共中央、调整陈独秀、调回鲍罗廷的命令。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罗易已被免去了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鲍罗廷扣留了国际训令,没有马上执行。

  

   当天,鲍罗廷、张太雷和陈独秀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

  

   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陈延年牺牲后,陈独秀受了重大打击。他神情憔悴,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5日,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下,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正是共产国际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把共产党人的命运送上断头台,而失败的责任却落在陈独秀头上。把屎盆子扣在陈独秀头上,说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拿陈独秀做了斯大林路线的替罪羊。

  

   陈独秀只能躺在历史的祭坛上。

  

三、落魄后的陈独秀

  

   “八七”会议竟不让陈独秀参加,这是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主意。

  

   “八七”会议之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党中央派人反复动员陈独秀去苏联,但老头子坚决不去。

  

   11月12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的“四不”口号。然而,在斯大林的路线指引下,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听得进。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陈独秀反对李立三、瞿秋白盲动的错误,与中央的矛盾加深了。

  

   1927年年底的一天,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和妻子史静仪带着儿子来看父亲。作为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与父亲有不同的观点,父子俩谈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陈独秀一听,不高兴了。他压了一肚子气,平常没有发火,这会儿见乔年拿别人的话当面指责自己,黄牛脾气一下子就发作了。他抬高声音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

  

   这次见面,父子俩不欢而散。

  

   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乔年夫妇在这里吃饭的,但乔年气得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乔年走后,陈独秀也感觉不舒服,毕竟是儿子来看自己的啊!而且,他的话不是他个人的话,代表了党内的许多同志的意见。这次见面争吵,在乔年被捕牺牲后,令陈独秀懊悔不已。

  

   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1928年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陈独秀仍然享受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陈独秀以生病为由,拒绝去苏联参加六大。

  

   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六大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共总书记。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狱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陈乔年在狱中坚贞不屈,押赴刑场时,对难友桂家鸿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两个儿子的接连牺牲,加上女儿、孙儿的去世,使陈独秀雪上加霜,心情黑暗到极点。众离妻弃、家破人亡,凡人间悲剧,陈独秀接二连三遇上了。他的精神接近被击垮的边缘,这段时间,他的心脏病、肠胃病、高血压发作,夜不能寐,人一下子苍老了。

  

   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舅舅陈独秀。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吴季严对陈独秀说:

  

   列宁在逝世以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情暴躁,处事专横,不适于当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适当的人。说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自信过分,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说布哈林是党内宝贵的理论家,但不懂得辩证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犯错误绝非偶然。陈独秀听了他外甥的话,兴奋地问:“真有此事?”吴季严就把托派那套一五一十地背诵出来,说苏联工农兵和广大人民都恨斯大林,骂他“独断专横”、“专制暴君”、“红色沙皇”、“胡椒厨师”、“没有到过西欧,不懂得西方民主,不知西方文明”,“土包子”、“乡巴佬”等等。

  

   这次,吴季严将他在苏联的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现在他才具体了解到,托洛茨基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陈独秀读了托氏的文章,像注入了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与此同时,彭述之也读到了托洛茨基的几篇文章,两人见面后,对托洛茨基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发现了陈独秀的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到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

  

   这期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职员59人遣送回国。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他对中央四十二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就不妥。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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