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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中国模式研究

更新时间:2015-12-31 09:01:40
作者: 李友根  
故建议修改为三倍。同时考虑到有的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较低,要求经营者额外支付两倍或者三倍金额惩罚性不足,消费者也可能因金额太小而放弃索赔,因此设定了最低赔偿金额。”【10】276

   第二,增加规定了以实际损失额以基数的惩罚性赔偿。尽管立法者将此种惩罚性赔偿与前述多倍赔偿统称为“惩罚性赔偿”,在解释说明中并未强调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但与论述多倍赔偿时也偶有提及鼓励消费者索赔不同,在论述此种惩罚性赔偿制度时,立法者特别强调了制裁与遏制的功能与目的:

   “这是第二款与第一款的区别之一,经营者的主观恶性程度不同,这也是这次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增加第二款规定的重要依据,要加大对主观恶性明显的经营者的惩处力度。……惩罚性赔偿的作用就是制裁加遏制,制裁违法经营者,遏制这种违法行为再次发生,过低则起不到作用,过高也会存在问题,经营者可能难以承担,法院判决无法执行,最终消费者也难以获得实际赔偿。”【10】278,280

   而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食品安全法》时,则将原第96条的商品价款十倍赔偿修改为由受害人在多倍赔偿与惩罚性赔偿中自由选择的制度,更为典型地表明了此种制度之中国特色的形成: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二、多倍赔偿并非真正的惩罚性赔偿

   从历史考察的角度看,惩罚性赔偿古已有之,且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无论是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还是十二铜表法、圣经、中国古代法律,均有相应的制度与实践。[6]但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则起源于英国,发达于美国。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埃克森石油公司一案中所总结的:

   在补偿性赔偿之外给予赔偿金,也不是全新的理念,从古代法典到中世纪均有对特别损害行为要求多倍赔偿的规定,但是不受严格数量倍数限制的惩罚性赔偿则是普通法的创造,而且这一原则迅速地穿越了大西洋,从19世纪中叶以来被美国法院广泛地接受。[7]

   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运用最为广泛普遍、理论研究最为发达、争议也最为激烈的国家,而且我国多倍赔偿制度与来自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影响密不可分,[8]因此本文对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的分析,主要以美国的制度与理论为参照。

   (一)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是惩罚与遏制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美国学者埃利斯教授曾根据司法裁判的表述和学者们的研究,将各种表述总结为七项,即:惩罚被告、遏制被告继续从事违法活动、遏制其他人的违法活动、保障和平、引导法律的私人实施、赔偿原告受害人的未获赔偿的其他损失、支付原告的律师费用。但是在对这些理论与观点进行系统分析后,埃利斯教授认为上述七项实际上可以整合或缩减为两项,即惩罚与遏制,其他目的或功能只是这两项功能的副产品而已。[9]应该说,这一认识也是美国司法界与法学界的基本共识,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91年的Hlip案件中明确指出:根据阿拉巴马州和绝大多数州的法律,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retribution)和遏制(deterrence)。[10]在2001年的Cooper案件中,最高法院再一次强调了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指出: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damages)和惩罚性赔偿(punitivedamages)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前者是救济原告因被告行为而遭受的具体损失,后者曾被称为准刑事,起到私人罚金的作用,意在惩罚被告和遏制未来的违法行为。[11]这一基本认识与立场贯穿着美国最高法院此后有关惩罚性赔偿的判例之中,特别是2009年Exxon案件中,最高法院特别明确地强调了这一共识:无论这些年来有多少不同的理由,今天的共识是,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并非赔偿,而是惩罚和遏制有害的行为。这一共识表达在现代美国绝大多数的法院给予陪审团的指示之中,即惩罚性赔偿的上述两个目标。[12]当然,也有法官与学者主张惩罚性赔偿只有惩罚一个目标即惩罚,因为遏制只是惩罚的一个具体后果或者运用。例如波斯纳法官在一个判例中就持这一观点。[13]

   因此,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其主要功能就是惩罚与遏制,这既是美国法律界(特别是最高法院)也是法学界的普遍共识与基本立场。仅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审理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及其与补偿性赔偿的比率就足以反映其此种功能定位。尽管这些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大部分均被最高法院撤销并发回重审,但已足以表明其巨额的惩罚性赔偿金对违法当事人的严厉惩罚。

   (二)多倍赔偿制度并不具有惩罚与遏制功能

   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1993年消法制定前的呼吁,还是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均足以表明,建立基于商品价款的加倍赔偿制度,主要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与违法经营者作斗争,而斗争的主要方式就是依据该法规定向经营者索赔,直至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因此从立法者本意而言,并未赋予多倍赔偿制度以惩罚与遏制功能,而从制度内涵与运行实效来看也同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从制度内涵来看,消费者基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所获得的商品价款一倍的赔偿额,对于经营者而言基本上不可能起到惩罚与遏制的作用。即便是《食品安全法》第96所规定的十倍赔偿,事实上也难以实现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或遏制功能。正如杨立新教授指出:“在食品造成的人身损害中,其实造成损害的食品,通常价格并不高,一袋鲜奶几元钱,一袋奶粉几十元钱,十倍不过是几十元或者几百元,难以体现赔偿的惩罚性。”【11】16在对《食品安全法草案》全民讨论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被提出过:“不应当以食品价款作为计算基数,而应当以造成消费者的实际损失为计算基础,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惩罚性赔偿机制。”【12】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收到的1万多条意见中,对于草案中的十倍赔偿制度,“多数意见不赞成这一规定,认为这一规定的惩罚力度太小。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个人消费者而言,单次所消费的食品的价款一般都很低,所谓10倍的赔偿金,可能不过是几元或者几十元,这样的违法成本不足以震慑违法者,处罚力度的偏低会抵消立法的威严,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难以到位。”【7】344-345

   从制度运行实效来看,事实上也确实不具备惩罚与遏制的功能。有学者通过收集整理“北大法宝”上所发布的请求法院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主张十倍赔偿的110起案件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

   “即便原告的十倍赔偿请求完全获得法院的支持,但由于食品价格普遍偏低,其所获得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还是十分有限的。统计表明,在完全获得法院支持的30起案件中,惩罚性赔偿额最高为38400元,最低为30元,平均为3586元,中位数为2275元。”【9】45

   因此,即使是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十倍赔偿,即使是消费者诉求完全获得法院支持,平均不到4千元的赔偿额,对于从事违法活动的经营者而言,哪里谈得上有一点惩罚或遏制的效果呢?这样的制度被称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实是名不符实!

   更需要反思的是,在该制度的运行实践中,当针对价款高昂的商品适用多倍赔偿进而可能实现惩罚与遏制功能时,司法实务界与法学理论界又往往担心其赔偿额过高而显失公平,因此提出了各种否定或限制的主张。

   例如,梁慧星教授就主张商品房买卖不能适用消法第49条,原因之一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动辄数十万元、上百万元,判决双倍赔偿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的显失平衡,例如一套30万元的商品房因木地板材质不符约定或多计算了几个平方米面积,便判决双倍赔偿60万元,在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看来很难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13】122同时对多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适用多倍赔偿制度表示了肯定。

   同样,在一起汽车销售欺诈案件中,由于被告公司隐瞒汽车销售前因发生交通事故而被维修过的信息而构成欺诈,原告要求加倍赔偿汽车销售款近13万元,有些法院并未予以全部支持,而是判决按整车价款的40%予以赔偿,其理由是利益衡量:

   “二审法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已经有明确的处理原则的情况下,通过利益衡量,确定了本案的赔偿比例,即:销售者有局部欺诈行为,应按其欺诈部分相应价值向消费者承担增加赔偿责任,取欺诈部分价值占整车价值40%的比例确定销售者的赔偿额。这里,法官作为一个判断主体,在裁量多大程度上满足对消费者赔偿的基础上,同时也在考虑多大程度上保护消费者利益才不会对另一种利益构成侵犯。二审参酌社会公众客观伦理,道德价值、正义观念,在个案中体现了法律的社会效果。这样处理,使司法的目标分析和效果分析更加精确。”【14】

   于是,上述两种实践与观点使多倍赔偿制度陷入了双重尴尬的困境:当商品价款过于低廉时,我们批判该多倍赔偿制度的惩罚力度名存实亡,无力遏制违法行为;当商品价款高昂时,我们又担心一倍赔偿(更勿论十倍赔偿)的结果是否惩罚过度进而显失公平与损害社会正义。

   这种双重尴尬困境的原因恰恰在于:多倍赔偿制度本身就不具备惩罚与遏制功能,而是社会各界误将其视为惩罚性赔偿而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

   (三)我国法中惩罚与遏制功能由罚款制度承担

   既然多倍赔偿制度不具备惩罚与遏制功能,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各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经营行为,如何进行惩罚与遏制呢?在笔者看来,这一任务是由我国的行政罚款制度实现的。当然,如果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构成了犯罪,则自然由刑法履行惩罚与遏制功能。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是经营者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形。

   行政罚款是我国较为普遍、常见的行政处罚类型,是指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依法强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处罚方式。在适用多倍赔偿制度的各个领域,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均规定有相应的罚款制度。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规定了对于9类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其中重要的内容便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在2013年修订后,新消法第56条大幅度地提高了罚款的额度,规定对10类违法行为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食品安全法》第85条则更为严厉,对于10类违法行为规定了“货值金额一万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下罚款”。

   或许简单的法条列举难以清晰地对罚款与多倍赔偿在惩罚、遏制功能上进行比较,试以一起行政处罚案加以说明:

   江苏省无锡某保健品公司在销售保健品时,其食品标签、说明书所标注的保质期为24个月,但实际上只有12个月。该产品进价198元/套,市场售价为490元/套,从2012年3月到12月,1800套产品共卖出了1200套,另外296套作为庆典礼品赠送给了顾客,库存304套。2013年4月19日无锡市滨湖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处罚决定,没收库存的植物饮液系列304套;没收违法所得28万余元;罚款货值金额的2倍即176万元。公司诉至法院,被维持,日前,二审法院已维持原审判决。[14]

该案中被处罚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食品安全法》第85条第2款所列举的第七类行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其经营的商品货值总额为1800套乘以490元共计882000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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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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