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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基本评估

更新时间:2015-12-30 23:52:59
作者: 尹继武  
必须从更为宏大的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理解极端政治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恐怖分子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都是出身寒微,食不果腹,在遭受系列的人生挫折后才走上了极端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动机未必应该被归结为一种挫折—攻击论。现实的极端政治心理动机更为复杂,也许是受到一种复仇的愿望驱动,比如因为自身遭受到政治经济、特别是情感上的重大损失。同时,相较于一种理性的回报解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是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因为这明显不符合自私基因的逻辑。更为深入的解释可能是一种对于未来回报的期待,比如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以及能够从精神力量那里获得对于荣誉和地位的肯定性激励。凡此种种皆表明,理解极端政治心理需要超越先前精神分析所提出的异常人格论,走向更为综合的情境与人格互动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宗教因素的影响是重要的综合性维度。(18)

   三、威慑心理学

   战略威慑一直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内容。从理论路径来看,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性选择理论,往往将行为主体看作是理性单一的,具有稳定的偏好,战略信息的传递也是可预期的。但是,心理学路径往往挑战理性威慑理论的前提,认为行为主体要么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要么威慑的效果不是纯粹的理性效用分析,要么心理因素成为理性威慑的基本构成成分。总体来说,当前越来越注重将心理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理论应用到威慑理论研究中,讨论国家是采取何种战略手段实施威慑的,以及心理因素是如何影响威慑效果及过程的,等等。

   首先,前景理论与威慑。前景理论是近些年来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应用得较多的理论之一。(19)作者之一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为这一重要的行为心理学发现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景理论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人们对于同一问题,由于不同的框定(frame),从而导致不同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比如,如果将事件框定为收益,就会出现厌恶风险的心理;如果将事件框定为损失,就会出现冒险的心理。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看重具体的绝对数值,不同的人对于相同数值,其偏好和选择是一样的。前景理论更为看重的是人的价值选择性,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心理机制影响下,因规避损失而引发的冒险心理更为突出。比如,沉没成本会加重人们对于损失的不可接受性;禀赋效应是指人们会喜欢已经获得的事物,从而增加对其的偏好。前景理论对于行为体决策心理的重新建构,为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对于威慑策略而言,传统的威慑理论一般认为,我们如果想迫使对手或另一方不敢做某事,那么,最为合适的手段选择就是使用军事或政治、经济的威慑或强迫手段,由此才能震慑对手,使其放弃挑战现状、追求收益的举动。这种传统的理性威慑观念是建立在对手挑战现状、打破均衡的动机是追求收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由客观的物质利益偏好所决定的,但是,在前景理论看来,必须细致地区分对手挑战现状的基本动机,如果对手的动机是追求收益,那么最为合适的首选就是进行威慑,无论是军事威慑还是政治或经济威慑;如果对手的动机是防止损失,那么合适的手段就是保证,反之,则会让对手陷入损失心理,从而导致冒险行为。这种对动机的区分,为威慑理论的手段选择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措施。(20)

   第二,威慑与情感。传统的威慑理论均是从理性行为体的假定出发,认为理性的威慑是不需要考虑行为体的情感因素的。但是,随着理性行为体假定的逐步去黑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揭示行为体的情感因素如何影响到战略威慑的过程及效果。(21)比如,情感会影响行为体对于威胁的判断和认知,无论是领导人个体的情感和经历,还是国家的民族情感,都会对敌人和朋友的战略判断产生影响。同时,情感也会影响到战略互动过程中对于信息的选择和吸收。在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等人对于中国战略威慑的忽视就受到了自身情感(或愿望)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情感和情绪可以起到战略性的作用,比如,传统理性威慑和战略理论认为,行为体的偏好是既定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都彼此知道对方的偏好是什么,我们也明白各自的利益及其敏感点。但是,心理学的路径则认为,理性偏好假定是错误的,在很多情况下,情感和情绪起着传递战略敏感性及其偏好的作用。比如,在第三次台海危机中,中国大陆的愤怒情感就达到了传递战略敏感性的作用——在危机过后,美国终于认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22)所以,无论是在威慑还是在强迫的战略互动中,情感和情绪都可以起到战略性的功能,是理性行为体之间战略信息沟通的一种常见方式。

   第三,威慑及其声誉。声誉问题对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和互动至关重要,它与战略行为比如联盟、危机管理等紧密相关。威慑理论事实上具有一种潜在的声誉逻辑,比如,要使我们对于对手的威慑是可信的,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威慑记录,而且使用必需的军事和政治或经济等威慑手段。反过来,在盟友关系的管理过程中,如果我们要使自己对于盟友的承诺是可信的,就必须坚持做盟友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即不断加强承诺并付之实践。但是,对于战略对手之间的威慑逻辑和盟友之间的承诺逻辑,理性威慑理论缺乏对相关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分析,特别是缺乏对认知和心理互动的分析。比如,在归因理论看来,即使我们对于对手实施各种严厉的威慑手段,但是由于一些根本性的认知偏差,比如基本归因错误、错误知觉以及情感等因素的干扰,威慑的效果会事与愿违。而对于盟友的承诺,威慑理论认为,只要我们积极实践自己的承诺,就可以获得盟友的感激,从而就能够获得较好的声誉,但是,在政治心理学的视角下,盟友的承诺实践是无法获得声誉的。(23)这是因为,我们一般将联盟看作是战略性的群体组织,因此这是一种群体外的身份认同,而不是自己人的群体内认同。在归因理论的逻辑下,我们对群体外的盟友做出了积极的、符合对方期望的行为,对方将其归因为情境因素,而不是内在的特质所为。因此,这将无法产生良好的声誉。当然,这种从归因理论讨论声誉形成的逻辑,遭到了结构主义逻辑的批评。国内学者唐世平吸收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盟友之间之所以无法形成良好的声誉,是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意图无法确定所致。(24)

   四、情感与国际关系

   情感政治研究的兴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展。在20世纪70-80年代,认知(知觉与错误知觉)主导着当时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但关于情感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只不过当时杰维斯(Robert Jevis)等人均否认情感对于错误知觉的作用,或者是认为情感只是一种消极的作用。(25)正如上文所言,随着神经科学的进展,我们对于情感的认知逐渐扩展,当前学术界越来越热衷于讨论情感的理性战略功能。

   首先,情感的类型学分析。(26)由于情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体验,因而是难以琢磨的,也是难以量化的。对此,诸多学者借助于心理学的成果,进行了广泛的类型学提炼。比如,有学者从基本功能维度将情感区分为积极情感(比如团结、友爱、信任等)与消极情感(比如仇恨、恐惧、愤怒等)。也有基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属性的区分,即个体情感和集体情感,前者如领导人的情感,后者如决策团体、民族国家、社会公众以及国际体系的情感文化等。最后,更为精细的分类当属郝拓德(Todd Hall)等人借助于情感心理学、音乐等领域的划分,将国际政治中的情感区分为状态情感和基调情感,二者的差别在于历时性、触发因素以及发挥作用的渠道等存在差异。

   其次,情感的细致实证研究。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之上,关于情感与国际关系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由先前提出宏观上的“情感转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本体讨论,进一步发展为讨论各种次情感类型在国际政治场景中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对理性本身以及政治实践产生重要作用。比如,内疚情感有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尽管本初可能是不符合理性的自私利益的;愤怒情感可以传递战略敏感信息,让行为体在互动中彼此熟悉偏好;同情情感可以化解国家间的敌对与竞争关系。此外,在人道主义援助、国际救灾等事件中,我们也可以剖析出同情及其表达的战略性作用和效果。信任及其形成则对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信任的类型也是丰富的,而且不同地区的信任形成也具有各自的特性。(27)恐惧等消极情感其实也具有重要的进化作用,即有利于行为体对于威胁和危险的判断,因此能更为有效地实现自身基因的发展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28)总之,当前对于情感因素的关注越来越倾向于聚焦具体的情感变量(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进而从具体的问题领域以及案例研究中探析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对国际政治实践产生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发挥理性的功能,比如维系行为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促进国际合作与对话,在群体层面有助于群体/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秩序的形成。

   第三,情感与中国的对外关系。伴随着政治心理学中对于情感和情绪研究的重视,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中,也更多地将情感与认同等规范性的变量纳入进来,一方面与更多的中层战略和安全理论的研究相结合,另一方面则基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经验事实和案例,试图提炼出中国对外关系所具有的独特或普世的理论意义。在观众成本研究方面,传统的观众成本理论都是基于民主政治国家的经验,那么中国等集体领导的威权体制是否存在观众成本因素?如果存在,中国的观众成本因素又是如何起源的,如何发挥作用的,观众成本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又是什么??(29)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领导人的情感以及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不可忽视的核心变量。比如,在分析中国抵制日货等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过程中,有研究指出,中国政府的决策与社会层面的观众成本/民族主义因素之间的互动具有一定的条件性,政府的决策与社会情绪的互动不是决定论的。同时,在一些历史案例中,比如中国如何做出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领导人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观众成本对于领导人自身的利益和情感体验产生了重要的作用。(30)

   总之,情感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目前在欧美和中国学界处于方兴未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安全研究和中国研究试图将情感研究与传统的安全理论研究结合,而且情感研究的类型化和细致程度也得到了加强。方法论上的缺补也正在进行,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的舆论调查等手段,在研究中都有相当多的应用。(31)

   五、文化心理与国际关系

   相对于更为微观的心理因素而言,文化是较为宏观的集体心理的沉淀。文化心理对于国际关系的作用一直没有受到欧美政治心理学界的重视。因为文化差异论与理性选择以及普世的心理机制认识是相矛盾的。然而,最近十多年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学界的研究,给予了文化变量相当分量的地位。

首先,文化差异的实证研究。文化差异是否影响到国际关系的互动,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本体问题,同时更需要在经验研究中加以总结和概括。从具体的案例研究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文化差异对于不同国际行为体的认知以及双边关系互动产生影响的案例。比如,彭凯平和葛小伟的研究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处理双边危机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心理文化和政治文化差异,导致对于事件的判断以及解决措施的选择差异较大。(32)由此,文化差异(更多的是思维差异)导致了观念的差异,而观念差异的存在,客观上促发了对于利益判断以及解决问题方式理念的差异。在分析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过程中两国的外交互动时,他们指出,中国更为强调事件的性质判断,即美国战机对中国的骚扰是对于主权的侵犯,而美国则更为强调细节的对错,即认为中国方面的举动导致撞机的发生。此外,在关于道歉外交的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从文化差异角度出发,提出道歉外交之所以难以发生,或者难以发挥作用,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对于道歉的理解存在差异。比如,中国和日本关于道歉的理解具有社会差异。日本方面更为掩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认为侵略罪行不应代代相传,靖国神社也是国家荣誉的象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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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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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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