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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林:“解放者”胡耀邦

更新时间:2015-12-27 22:30:40
作者: 韦大林  

  

  

   “解放者”胡耀邦

  

   韦大林

  

   中国在1978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称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或“改革开放的时代”。而真正奠定这个时代发展基础的,是在胡耀邦主持指挥下进行的平反冤假错案和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工作。也就是胡耀邦在“新隆中对”中所说的:“冤狱一理,人心大喜”。胡耀邦才是中国新时代的奠基者和开启者。

  

   人类社会从人与人的直接关系考察,可以分为传统的身份等级社会和现代的契约平等社会两种类型。在身份等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于社会赋予的等级不同的“身份”(贵族、平民、奴隶等等),人不能随意逾越、突破“身份”的界限。在契约平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交往和自由合意,可以自由选择。在身份等级社会,人的个性受到压制,被不同家族和阶层的身份共性所覆盖,没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只是家族和阶层团体意志的附属品和工具。在契约平等社会,人可以自由地生活、思想,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潜力。社会不允许人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就不可能有创造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正因为如此,19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就把传统的身份等级社会称之为“停滞性社会”,把现代的契约平等社会称之为“进步性社会”,并提出了解放“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公式。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性的滋生皇权的身份等级社会(《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根本破坏宗法等级制。随后进行的“共产”革命,也没有使中国变成现代契约社会,却跟在俄国人后面,一步步走上了“党权国家奴隶制”的不归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贯彻各个阶级和阶层“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和原则,保障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建立民主法制国家。而是实行一党专权和阶级歧视政策(所谓“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划分),用斗争和专政的手段(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把公民的财产和土地收归国有,剥夺公民自由谋生的权利,用“户籍制”和“城乡二元制”限制公民自由迁徙。公民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谋生和迁徙的自由,就实际上沦为依附于国家和权力的奴隶。为了巩固“利出一孔”的所谓“国有制”(实为“党有制”、“官有制”)和“党权国家奴隶制”,毛泽东大搞政治运动,把一切持有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群众都当做敌人,打成“地富反坏右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对他们实现“全面专政”。

  

   无休无止的酷烈、蛮横、荒唐的政治运动,使中国陷入分裂、动荡、混乱和人人自危的苦海之中。据周扬说,抓右派之前,毛泽东给他一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名单,要周扬给名单上的人都戴上“右派”帽子,而且要每天汇报“战果”。周扬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说,翻延安的老账。周扬想保护漫画家华君武,对毛说,华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毛立刻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尽管周扬遵旨整出很多文艺界的“右派”,“文革”时,他还是没能逃脱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派”的厄运。毛泽东整人的逻辑是,先确定要整的人,然后找材料罗织罪名;你不整别人,就整你;即使你整了别人,需要整你时还是要整你。

  

   在运动中经常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荒诞场面,一个人正在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另一个人,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揭发者已经被别人揭发并“揪”了出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文革”中却被红卫兵揪斗,妻子自杀,儿子被打死,家破人亡。林彪靠整彭德怀、刘少奇上台,却被毛泽东逼得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刘少奇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整死了很多干部、学生,最后却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冤死去。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建造的,但第一个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竟然就是杨奇清自己。很多人在运动中只因一时大意,喊错一句口号或写错一条标语而被打成了“反革命”。运动即使对孩子也不肯放过,“反右派”运动中,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只因帮别人画了一副讽刺漫画,就被打成“右童分子”,投进监狱关押了7年。文革开始时,年仅13岁的习近平只因说了对文革不满的话,就被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一个运动还未结束,另一个运动已经开场。乱哄哄,他才整你他已倒。政治运动真的把中国变成了林立果所说的国民自相残杀的“绞肉机”。

  

   毛泽东搞运动整人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他个人“英明伟大”的绝对权威和权力。他在节日口号中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并公开提倡对他搞“个人崇拜”。柯庆施说过“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因此对柯十分赏识和信任,一度想让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而对从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彭德怀、刘少奇和邓小平则耿耿于怀,伺机进行清算。毛泽东明知道说彭德怀“反党”、“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也明知道“真理”在彭德怀那里,却执意不给彭平反,因为给彭平反就可能否定他树立的“三面红旗”,削弱他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哪怕会饿死几千万老百姓也在所不顾。

  

   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彭德怀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毛泽东十分了解习仲勋对党的忠诚,也完全知道习仲勋是无辜的,但是,如果不整倒习仲勋,就否定不了小说《刘志丹》,而小说《刘志丹》会使人产生“陕北救中央”,“陕甘是革命正统”的想法,而习仲勋又是陕甘根据地的代表人物,这无疑会动摇毛泽东的正统地位和绝对权威。对于毛泽东来说,习仲勋是不是真的“反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绝对权威不能受到任何损害,为了维护毛的绝对权威,“需要”习仲勋承担“反党”的罪名。江青说,毛泽东1962年憋了一口气,1966年出了一口气。刘少奇何罪之有,只因为他1962年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公然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要把饿死人的帐算到毛泽东头上,于是1966年,要“出一口气”的毛泽东就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并点燃“文革”大火烧死了刘少奇,同时也把中国烧成了一片焦土。

  

   狼当然知道小羊是无辜的,但是狼饿了,还要名正言顺地吃小羊,狼“需要”小羊有罪,小羊就必须是有“罪”的。毛泽东时期的冤假错案都是源于狼的“需要”。套用郭沫若和毛泽东的两句诗,“人妖颠倒是非淆”都是因为有“黑手高悬霸主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狼”还在,无辜的“小羊”就一定是有“罪”的,冤假错案就会不断增加积累。

  

   每次政治运动都声称要团结95%的“革命群众”,打击5%的“阶级敌人”。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一直到“文革”,大大小小运动有几十次,把每一次的5%叠加起来,整出的“阶级敌人”达几千万,受牵累的子女亲属达1亿多人。一个人一旦被戴上“××分子”的帽子,不仅本人会受到严厉处罚,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送去“劳改”、“劳教”,其子女亲属也会被剥夺上学、参军、入团、入党、提干的资格,全家都会沦为“专政”的对象和处处受歧视、排挤的“贱民”。一顶“××分子”的帽子,就把一个人和他的全家都送进了人间地狱。一个人被划定为“阶级敌人”,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审判程序,往往只是根据某个领导人的一句话,每个单位的领导人都是生死予夺的活阎王,而中国最大的活阎王就是毛泽东。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把国民划分成迥然对立、贵贱分明的“红五类”与“黑五类”两种政治身份的人,造成了一个世所罕见的庞大的“黑五类贱民”阶层。“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成了一个比传统社会更严苛的身份等级社会。“家庭成分”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在“文革”期间,去商店买东西,乘车出门,上医院看病都会被盘问“是什么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不仅政治上受压制,经济上被掠夺,人身还会无端地被打骂、侮辱,甚至被杀害。比他们身体创伤更深重十倍的是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夹边沟的累累白骨,湖南道县惊心惨目的大屠杀,射向林昭、遇罗克的子弹,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利刃……都在诉说“贱民”们的苦难人生和悲惨命运。

  

   政治运动如同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中国人的头顶上。在运动魔爪的笼罩下,斗争批判无处不在,告密揭发无处不在,审查处理无处不在,陷阱罗网无处不在。“红五类”如何使自己的“红色”不变成“黑色”,“黑五类”如何洗刷自己的“黑色”,是人们战战兢兢,时刻都在思考的严重问题。人人都成了好斗的乌眼鸡,人与人之间正常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只剩下“我不整倒你,你就整倒我”的生死抗争关系;人的正常的思考力、情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已经干涸,只剩下自我保护、处处设防的生存本能。在这样紧张恐怖、人人自危的氛围中,人们能有心思进行正常的生产、教育、科研和文艺活动吗?经济和社会有可能发展进步吗?如果爱因斯坦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夹边沟,他还能创立相对论吗?如果马云是被监督改造的“地富分子”,中国还会有阿里巴巴吗?

  

   政治运动把亿万中国人推进了人间地狱,等级身份像毒蛇一样缠住了每一个中国人。谁能砸烂地狱之门,把亿万“贱民”解救出来,使他们成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谁能斩杀等级身份的毒蛇,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免于恐惧地生活、学习、劳动、创造?中国人在翘首以盼,中国人已望眼欲穿。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大地乍暖还寒。“文革”的残余势力仍把持着很多重要部门,他们面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顽固坚持两个“凡是”,拒绝重新审理历史积案,平冤纠错。历史的难题召唤伟大历史人物的产生。粉碎“四人帮”后仅过了4天(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就提出了著名的“新隆中对”:“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停止批邓”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冤案一理”就是解放“人”,从根本上恢复社会的公平正义,破除极权统治下的身份等级社会,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创造力。“生产狠狠抓”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富裕幸福的生活。“新隆中对”实际上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纲。

  

   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人”,是胡耀邦的两大历史功勋。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人”是根本。把“人”解放出来,使“人”扬眉吐气,才能真正赢得人心。“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论战》)。“冤案一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早在1964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就曾果断停止并纠正陕西省在“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宽、抓人过多的错误做法。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立即着手进行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的工作,并组织人商量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破冰之作,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使背负冤案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报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表示支持的读者来信和电报达一万多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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