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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互联网文明与中国制度转型

更新时间:2015-12-27 20:22:30
作者: 朱嘉明 (进入专栏)  
人们在文化消费中获得了某种潜意识的满足。

   6.技术大众化。互联网提供了大众可以迅速学习、理解和普及相当数量实用技术的可能性:只要通过搜索引擎,不难发现、阅读和下载智能手机、计算机、家居、汽车、医疗医药,甚至高尖端技术的足够资料,传统的技术学习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学习时间减少,学习地点没有限制。如果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肯定的“将推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三维打印机普及到民众生活中,将会加速更多技术的大众化过程。

   7.资本和投资大众化。互联网技术革命大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刺激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加速了资本和投资大众化,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移动支付替代由传统商业银行运营的支付业务。例如,在肯尼亚,手机支付系统M-Pesa的汇款业务已超过其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的总和,而且延伸到存贷款等基本金融服务。二是“人人贷”替代传统存贷款业务。三是众筹融资替代传统证券业务。通过集中大众的资金、能力和渠道,为小企业或个人的创业和发展提供资金援助。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获得股权资本,这使得众筹融资替代部分传统证券业务成为可能。加之互联网不断减低民众进入股市和基金的技术性障碍,有利于实现人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人人当资本家的愿望。逐渐改变现存的金融生态。

   8.货币形式大众化。长期以来,国家因为控制货币发行,持续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财富贬值,最终绑架了国民,逼迫一代又一代的民众拼命为国家打工。经济学家哈耶克凭借强大的理论逻辑和对现实的透彻认知,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的主张,其途径是私人发行货币,货币竞争。而货币竞争可以保证币值稳定。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肯定哈耶克的理想层面是,但是在理性层面,则认为哈耶克说的货币非国家化没有现实性,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通过影响政府的货币政策来有限度地制约国家力量。弗里德曼由此陷入了严格悖论:如果货币政策要通过政府来实现,凭什么政府可以不将自己的利益影响货币政策本身?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人们在政府和央行制造的金融危机给自己所造成的损失面前无可奈何,几乎没有什么人还会对“货币非国家化”抱有希望。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开关悄然打开。一位名叫中本聪的日本人提出了关于“比特币”的设想,而且很快演变为世界范围内千万人独立发掘“比特币”的实践,进而使得“比特币”所有者实现了在一种没有政治和政府干扰,自己“私有财产”处于不可侵犯、不可冻结和不可追踪的状态,在完全以信任为基础的自由体系中拥有和享用货币财富。总之,“比特币”和其他的类同货币(Ripple,Litecoin,Peercoin,Dogecoin,Nxt,Catcoin)证明人类的智慧不仅可以结束货币国家化的大一统形态,而且可以创造一个不需要依赖国家法币体系,通过个人选择货币,个人拥有货币主权和成为货币财富的主人,进而形成依靠自我信用运转的世界。

   9.民主大众化。当国家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直接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不切实际而遭到废弃,除了个别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现代国家会选择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民主正在面临越来越深刻的挑战,这不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原理有问题,而是因为代议制是精英主导民主制度。因为互联网革命,极大地降低了直接民主的制度成本,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民众直接拥有政治资源和参与政治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所以,代议制民主和正在迅速发展的大众直接民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在不断激化。所以,成熟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越来越高的大众直接参与必定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演进方向,并正在寻求在原本的代议制和直接民主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关系。例如,2012年台湾年轻人创建了“g0v.tw”,即“台湾零时政府”网络社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信息透明化监督政府,甚至提出“拆政府原地重建”的激烈口号,最终实现不断改善台湾的公民环境和改造社会的目标。伴随“台湾零时政府”影响的扩大,政府部门、媒体与学校也开始试图在了解“台湾零时政府”的想法及目标的同时,开始与其全面对话,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上述九个方面的大众化是事实,说明人类正在开始拥有创造信息和分享信息的权力,实现世代追求而未能做到的民智自我开发,通过多元化的自组织改变日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说到底,人类在改变文明存在的时空范式的同时,人类本身正在发生改变。当人类发生改变,制度转型就是一种自然结果。

   中国的社会关系正在从纵向结构主导转向横向结构主导,形成由民众创建的自下而上的新系统,已经构成对原本由精英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的日益深刻的压力。

   中国正在进行时的制度转型特点

   因为互联网主导的文明形态转型,中国的社会关系正在从纵向结构主导转向横向结构主导,形成由民众创建的自下而上的新系统,已经构成对原本由精英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的日益深刻的压力。以下主要通过讨论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财富管理方式,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说明中国正在进行时的制度转型特征。

   生活方式。虽然中国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贫富差别,但是,在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进入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拐点,从一个温饱型社会走向一个小康型社会,迅速完成了从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为中心走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转变。因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作用,中国在普及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之后,家用小汽车、贷款买房正在大规模地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此外,快餐连锁、购物中心、名牌店、时尚、选秀、旅游业成为中国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如今,智能手机已不是信息时代的奢侈品,而是大众的必需品,民众对信息工具的廉价占有及享用全方位地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例如,中国民众的网络购物很快替代了逛街购物。有资料称:中国民众约七成每周至少网购一次,是欧洲消费者的近四倍,美国和英国消费者的近两倍。这说明,中国人接受这种新事物的速度和意愿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超过了那些比中国更早使用互联网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新的年龄群体正在成为掌握和运作网络资源的社会群体。如何看待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民众沉湎于追求物质丰盛、功利社交、名牌消费,金钱、物质和流行时尚的结合,可能导致奢侈之风以至道德下降。另一方面,没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哪里有文明形态的改变,制度转型自然也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民众生活方式是和贫穷紧密联系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当时的制度是兼容的。如今急剧改变生活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诉求与之适应的政治制度。

   思想方式。人类大脑思想,从来需要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推理、联想和创新。网络打破了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垄断,提供了一个随时开放的、平面的、便捷的、提供知识和信息的巨大图书馆,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搜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或信息。所以,人们的思想方式开始变革,思想精英已经难以左右民众的思想生产,大众开始参与了思想生产,思想方式走向开放、个性化互动和透明,形成人们思想自主延伸的交流环境和氛围。其结果是社会建立了对思想产品多元化的审视角度和评价体系,刺激和激发人们独立心智和思想能力的发育和成长。在快速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主流教育机构所提供的知识和官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比重不断降低,正统意识形态影响力逐渐减弱,民众思想被禁锢的基础已经瓦解。人们从睡眼惺忪,到通勤车上,地铁站里,快餐店旁,移动数据网络和新媒体在持续地提供着知识和信息资源,唯恐错过什么消息,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民众记忆方式发生变化,选择记忆向重要信息点和信息获取路径倾斜。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互联网文化艺术产品,包括教育课程、影视、音乐,在给人们带来文化和艺术体验的同时,也在渗透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方式。互联网文化从来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将多种文化、多民族的生活景象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张力的时代。国际化的互联网文化,不论是韩剧还是时尚传媒,都有着价值观念取向。面对大众思想方式的剧烈改变,有人忧虑人们失去独立认知能力,集体思维代替个人思维,思维感性化和简单化,理性思维能力下降,以及思想大师稀缺。这些忧虑不无道理,却忽视了思维方式改变的民众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进步意义。

   财富管理方式。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不仅普遍贫穷,自己所有的货币财富积蓄不得不存入银行。在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情况下,民众在银行存款被迫缩水和贬值。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焕发了民众的财富主权意识。过去财富控制在政府的金融机构手中,现在通过互联网金融,主权开始回到民众手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余额宝”的横空出世。2013年6月13日,以阿里巴巴集团先前创建的“支付宝”支付平台,提供一项全新的余额增值服务,即通过“余额宝”的简单、安全、快速在线服务,用户将钱从支付宝转入“余额宝”,进行货币基金的购买,钱由基金管理,收益是投资收益,与“支付宝”区隔。用户存留在支付宝的资金不仅能拿到“投资收益”,且收益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在“余额宝”创建的6天内,用户数突破100万。2014年2月底,“余额宝”用户数突破8 100万,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A股股民的数量。“余额宝”用户数快速超越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对资金流入股市带来压力,为A股市场敲响了警钟。此外,“余额宝”构成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挑战。“余额宝”的历史意义是,开始改变中国民众因为资本数额有限和投资成本过高,少有直接投资机会的历史,提供了低成本、低门槛、资本流动性好的投资模式,焕发了民众的财富主权意识。最近因为“余额宝”引发的大论战,“要把百姓逼成经济学家”。

   政府治理方式。在中国,互联网的产生和普及,导致一个公共空间的兴起和持续扩展,超越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或手段,进而倒逼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互联网导致的公共空间,主要体现在“舆论”空间。在过去数年里,网络“舆论”形态快速变化,几年前,博客很有市场,之后微博几乎替代博客。政府一度忧虑微博的“大V”对舆论影响力过大。然而,微信又导致微博式微。微博是一个纵向关系——粉丝和大V,微信则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个朋友圈,形成圈套圈的微信群。微信推动“粉丝”时代让渡给“屌丝”时代,“大V”时代其实正悄然而去。在上述的转变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大众化、快速化和深层次化是大势所趋。例如,网络舆论对反腐,对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等经济政策,以及对国际战略,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导致一种全民性的共识。例如,是网络舆论最终推动全社会就雾霾形成的原因和后果达成共识。对此,政府的舆论治理方式,只能走向开明和宽容,形成了一种没有否定“新闻自由”的“自由”区间。

   在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倾向自由主义,还是倾向保守主义,过于熟悉中国通过战争、革命、暴力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加之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历史的影响,对制度转型模式的看法僵化和少有的新思维。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型,没有那么深奥。革命、战争、暴力所影响的历史和对政治制度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强烈的。但是,因为通过革命、战争、暴力无法真正改变人类生存的时空范式,并不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系统的变革。即使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只具有形式意义。

   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型,没有那么深奥。革命、战争、暴力所影响的历史和对政治制度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强烈的。但是,因为通过革命、战争、暴力无法真正改变人类生存的时空范式,并不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系统的变革。即使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只具有形式意义。微信的世界影响力。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权力体系的变革,利益结构的调整,不一定需要“急风暴雨”的冲突,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悄然方式实现。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一个“核心—边缘”理论:人们在空间经济活动中,不断地创造核心和制造边缘。在这样的大视角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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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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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京)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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