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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昌逵: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

更新时间:2015-12-27 00:00:13
作者: 谢昌逵  
进行了艰难的思想跋涉。”

  

   历史转型的先声

   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红卫兵不再是主角,许多人成了逍遥派,但是并没有整天玩乐,年轻人求知的天赋,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愿望,也从未停止。北岛与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集中30位老三届人的长篇回忆:这些年轻人三五成群,在长辈的家中、图书馆中、旧书摊中收寻公开和内部发行的书籍,彻夜阅读,互相传送,展开争论,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在地下形成了强烈的青年反叛文化,而且城乡互动,被朱学勤称为“民间思想村落”赋有了盛名。这些读书活动被发现后遭到镇压,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青年没有屈服,他们启动了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有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面对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以及社会巨大差距的现实,禁锢的思想被打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使他们心中的精神建筑轰然垮塌,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生要自己来管了。在思想村落的作品中涌现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神和救世主己经从天上掉到地下,个人要有理性和自我质询的启蒙精神,做自己的主人。“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想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金大陆教授一再肯定知青的“苦难与风流”,认为在中国当代史上,只有这代既有文化又有教训的青年人,向中国的农村也即向中国传统文化伸展的根部,作了一次大迁徙,对中国的国情体验和感悟。各地城乡互动的思想村落都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讨论,在各方面都比红卫兵时期更深入更切合实际,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中的下编“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对此也有非常详细的述评。其中就有当时广为流传的张木生对中国农村体制的思考,更有名的是李一哲“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大字报站在时代的潮头,思想敏锐深刻,文笔犀利雄辩,轰动广州,惊动中央,影响波及全国,是文化大革命后续阶段青年思潮中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历史文献。”四五运动后,广州、贵州各地的“民间思想村落”最后集中到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笔者曾对其中的《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等四个刊物作调查后写出长篇报告,并附有其中主要人的小传,他们多是经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份《一批关心国家大事爱思考的年轻人》的报告发表在刚创办的团中央内部刊物《青年研究》(1979年8月30日)上,引起很大反响,甚至受到有些领导层的支持。彭真委员长曾派杨景宇先生与笔者作过五次长谈,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对报告中提出的着手制定出版法、结社法的建议感到兴趣。上述这些青年人的思想探索,既为社会转型打下了群众基础,又为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李陀在《七十年代》序言中指出这代人中有的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依附权力的品质。因此他们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思想解放”或是“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回声,那么,在这段特殊历史中青少年从愚昧走向觉醒的思想变化,极其难能可贵,是最早起来反对文革的力量,因此是历史转型的先声。

   在评论第三代人的时候,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他们的理想主义。由于红卫兵的暴力与夺权中有明显的个人利益驱动,因此对它持否定态度。但是,连反思红卫兵时应抓住权力迷醉与兽欲失控的陈思和都认为:“红卫兵运动中也并非完全没有青春激情的因素,可是处在一个充斥着阴谋、夺权、专制和野蛮的时期,这些可爱的青年人身上积极向上的因素被权力者引向了反面。所以,从抽象的意义上反思红卫兵运动,对于其某种精神现象的价值探讨,恐怕还将是学术界的重大科研项目。”大量回忆也证明红卫兵带有理想主义。唐晓峰回忆北京四中同学张育海,文革中写“论出身”助阵遇罗克,接着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全缅共东北军,在给同学的信中引用马克思的话“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不久他牺牲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中。问题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林毓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命运与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分不开,但后果与目的适得其反。他引用韦伯的理论:不能仅有实现政治目标的意图伦理,还应对其目标可预见的后果进行深思熟虑并对之负责的责任伦理,因此目的与手段之间处于“紧张”状态,在决策之前就要详尽考虑使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以为只要心志纯真就不必考虑后果,甚至以为目标愈伟大,愈可不择手段,这是乌托邦主义的异化。

   这里说的“紧张”状态,就是在实现目标的社会实践中遇到新问题新矛盾时,必须对原有手段进行分析与调整,如果矛盾很大甚至失败则应修正原有的政治目标,改变自己的认识。这种思想上的紧张就是对认识的再认识,是具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成熟。所以那时的理想带有盲目的成分,只是一种精神状况,一种宗教信仰,把一切都交给了崇拜的对象成为被运用的工具。而被崇拜的领袖则不同,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所谓“理想”实行后造成巨大悲剧仍不反思,而且为打倒正在反思的同伴大动干戈,天下大乱,无法控制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时的老三届已从少年进入青年,有了紧张的社会实践,因天崩地裂而开始在思想上进入紧张状态。但是当时的精神与信仰仍在,改变的只是要有什么理想、实现的手段何在。他们仍然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但摆脱了对神的依附而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和权利。也就是作为一代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实际是在追求个性解放。在当时的历史中,这是一个使政治脱离宗教的祛魅化过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又一重要表现。“从过去的‘我’中挣扎出来,寻找一个新‘我’;白手起家的奋斗,失而复得地找回整整一代人的位置。他行走着,翻山越岭般的行走,跌滚得浑身是伤,常常走到绝路,又常常看到一线希望。他执著地走,这经历,这过程,是一代人的道路,是一代人的史诗。”这是《苦难与风流》中陆星儿的一段话。金大陆将苦难与风流相联,不愧是研究老三届的专家学者。

   “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之又少。”这是李陀《七十年代》序中的话,这代人真是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对古今中外所少有的这代人,正如金大陆在《苦难与风流》修订版后记中写的“关于‘老三届”人的命运研究,既然已从社会学的框架进入了历史学的视野,它在时间上的追溯将更深远;它在空间上的拓展将更开阔,以及所要面对的史实和问题将更复杂。”在历史视野中,他们既是启动这段特殊历史的先锋,又是推动这段特殊历史转型的先声,前后发生完全了相反的作用,是这代人最大的特殊性。与五四青年由于外来势力引起民族危机而投入政治不同,第三代是在和平环境中响应号召造反形成国内危机因而自我觉醒成为历史转型的先声,有功也有过。人们往往更注意其过,一直存在要求红卫兵忏悔的呼声。其实他们已有不少忏悔,更值得关注的是形成红卫兵的历史环境,要将它作为历史整体的一个环节来考察。神学政治、权力迷醉、暴力仇恨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中负面因素的集中沉淀,集中的暴露反而导致了它的破产。现在是第三代进入成人社会的时候,有的进入权力结构(有的是老红卫兵子承父业),有的成为文人,他们能否将反思文革时的思想与品质保留到成人社会?朱学勤提出“应该反对的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更应该反对的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文革。”我们当然希望将青春的单纯与朝气(如对特权的反对)保留到成人社会,应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至于因苦难反而奋斗走向风流的精神,更应成为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加速中国历史的转型。

   (本文原稿15000字,现为压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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