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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谁能给老三届道歉

——为红卫兵说句公道话

更新时间:2015-12-26 23:45:50
作者: 山人  
而后任省委书记李葆华又被列入“刘邓黑线”,他提拔的干部岂肯服输?这两部分势力各拉队伍,其实就是后来的安徽两大派。福建的的问题则更加复杂:福建曾是紧挨中央苏区的老根据地,红军长征送走一批,新四军成立又送走一批,留下打游击的还占领着武夷山、鹫峰山、戴云山和闽粤交界的乌山。本来就山头林立,1948年又发生了中共福建省委滥杀127名中共城工部骨干的事件,不但激化了内部矛盾,而且影响当事者日后在新政权中的地位。1949年6月,在国民党还占领着省会福州和大半个福建的情势下,在建瓯召开分配权力、定鼎福建的会议,确定了行政区划和党政领导人。按这个方案,山西南下干部在新政权中占据绝对优势,许多比他们资历更老的当地老红军、老游击队长、老地下党员却屈居他们之下,心里当然不是太服气。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叶飞在“反右倾”中又反了“地方主义”,使包括省长在内的许多地方老干部再次受挫。文革将叶飞列入“刘邓黑线”,很多地方干部都觉得扬眉吐气。在他们的影响下,原属他们“革命活动”的地区纷纷成立“老区农民造反团”,进驻省城要求揪斗叶飞,各个山头、各种力量都浮出水面。同样打着“老区农民造反团”的,有的参加誓保韩先楚的“八派”,有的却参加打倒韩先楚的“革派”。

   大夺权是因,大武斗是果。大夺权初期,为了一枚大印而几派大打出手,用的还只是冷兵器。毛泽东为了收拾这个乱局,在1967年春决定派军队介入。但是,军队介入对乱局而言只不过是“扬汤止沸”,不但制止不了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反而使武斗迅速升级。为什么?后来官方的宣传都归咎于江青“文攻武卫”口号和王关戚的“揪军内一小撮”。当然,江青和王关戚确实给造反派之间的冲突火上浇油,但参加过文革的人都只道,其实“支左”部队本身就是武斗升级的重要因素。军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山头林立。例如福建,当时称为“福建前线”,全中国驻军最多的一个省。野战军28军、31军原属三野,海军的许多干部也来自三野,而福州军区(台海局势缓和后撤消,划归南京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属于四野林彪的爱将,韩有自己的人马。厦门是“八二九事件”的策源地,全岛都属“八二九派”(简称“八派”)势力范围,厦门大学是他们的核心。但“八派”内部又分裂为“促联”和“革联”,而且打得不可开交。究其原因,就是:福州军区支持的是“促联”,31军支持的是“革联”。宁德县乃至整个福安地区(即现在的宁德市)的武斗中,福州军区支持的是“八派”,海军支持的是“革派”。

   全国大武斗,只有飞机导弹原子弹没用上,其他武器基本上都用上了。武器从何而来?当然,部分军工企业曾卷入武斗,他们提供过不少武器。也有来自“民兵”,其实就是各地人武部甚至正规军。所谓“造反派抢枪”,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明抢暗送的。所以说,军队介入是武斗升级的重要因素。

   打仗是要用军事技术进行指挥和布阵的。大武斗中两派“武卫司令部”实际的指挥者都不是学生,而是转业复员军人,甚至就是现役军人脱下军装在幕后指挥。青年学生血气方刚,不考虑后果,背诵一段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和林彪语录“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之后,就冲上火线。由于学生缺乏必要的军事常识,被打死的机率就特别的大。

   山人没有参加过武斗,但亲身观察到,红卫兵是大武斗的炮灰,不是大武斗制造者。应该对大武斗负责任及道歉的,不应该是红卫兵。

   (6)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多数原红卫兵是被迫害的对象

   文革到底整了多少人?叶剑英曾说过整了一亿人,这里的“整”应该是广义的,包括大会小会被点名批判。而狭义的“整”,指的是立案审查,中组部统计的干部共有230万人被立案审查,如果把一般老百姓统计进去,估计立案不少于一千万件。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百分九十以上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制造的。而此时已经不存在红卫兵组织,即使有个别原红卫兵组织头头被“三结合”进革委会,大多不负责专案。“三0办”、“二号办”、各种专案组,基本都操纵在军人和老干部手中。因此,山人认为,文革冤假错案的账不能算在红卫兵的头上。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是“天文数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这么几类人:一是经不起迫害自杀身亡的;二是红色风暴中“群众专政”打死的;三是武斗中战死的;四是被革委会处死的。《炎黄春秋》2010第8期史晓东的文章粗略估计在二百万左右,山人觉得大概如此。文章曾分时间段粗估: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左右;文革初期自杀者约二十万左右;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五十万人死于清队;十五至二十万人死于“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尽管这个数字十分粗略,但至少也说明: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大部分与红卫兵无关。

   不但红卫兵不要为文革的非正常死亡负主要责任,而且红卫兵本身也是文革的受迫害者,也付出不少年轻性命。毛泽东靠高超的政治智慧,既能召来数千万“孙悟空大闹天宫”,又能适时地将数千万“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更奇妙的是:事到如今,在五行山下受压最深的“孙悟空”,竟然还有对毛感恩戴德的!

   红卫兵受迫害的主要罪名略举几种:

   1、“五一六分子”:开头只针对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成员和“西纠”、“联动”成员,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这些人有的被送到监狱,有的跟平民子弟一起上山下乡,有的被送到军队保护起来,打倒“四人帮”之后,都获平反。有的内定为“第三梯队”,有的下海经商发了大财。后来,“清查五一六”越出北京,作为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革委会都组织有专案组,对运动初期的大事件立案审查。笔者所在的只有十来万人的小县也将五六个事件列为与“五一六”有关的事件。现在看来十分可笑,可当年谁也不敢笑。

   2、“现行反革命”:“一打三反”的“一打”,打击的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谓“现行反革命”中,不少就是红卫兵中的“先觉者”——幡然醒悟,开始怀疑文革,甚至怀疑毛泽东。如北京的遇罗克,江西的李九莲,这些人最惨,不是被杀头,就是被判重刑。

   3、“站错队”:受“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两项罪名迫害的红卫兵毕竟还只是少数,但受“站错队”罪名迫害的学生全国估计有数千万。没有参加过文革的人不知道“站错队”的滋味,当年有句话可以让你明白个中滋味:“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泪。”什么意思?文革初期,许多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鉴于1957年“反右派”的教训,站队站到保守派一边了。后来,听传达“站错队,站过来就好了”的“最高指示”,退出保守派红卫兵,加入造反派红卫兵。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你今天选择的这个“战斗团”,明天或许就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这叫“站不完的队”。你不小心参加了“反动组织”,想退出,首先就得“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这叫“请不完的罪”。……“乱世英雄起四方”,前面的“站错队”,“请”了“罪”,“流”了“泪”,并无大碍,最后一次“站错队”——革委会成立前的“站错队”——却了不得。例如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当局大搞“以韩划线”:凡是保韩先楚、受福州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均属“路线正确”、“站队”正确的;凡是反韩先楚,不管受那些部队支持,均属“路线错误”、“站错队”的。各级革委会怎么惩罚“站错队”人员呢?机关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凡属“站错队”的,集中到“五七干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下放到偏远山区;工人凡属“站错队”的,不能当劳模和“工宣队”;党员凡属“站错队”的,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大中专毕业生,凡属“站错队”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区去;普通中学,凡“站错队”学生比例大的学校,其毕业生上山下乡都安置到相对更艰苦的山区。“站错队”学生,一律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和选调机关工作,甚至不得当民办教师;已经在部队服役的不得提干,一律复员回家。笔者的同学中,就有几个在部队提干材料都备好了,收到地方“站错队”材料,马上复员回家。各级革委会迫害“站错队”群众最损的一招是“装袋子”——将写有“站错队”或“参加反军倒韩组织”的《毕业生登记表》或《干部履历表》放进人事档案,所有政审材料都设有“文化大革命表现”一栏,都必须填上“站错队”这类词句。总之,福建全省受“站错队”影响(实质是迫害)的人数多达数百万,其中原中学红卫兵是受害最深的。他们的受迫害处境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回轮到韩先楚“站错队”了!哈!),才有所改善。直到胡耀邦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才通知各地将干部职工档案中“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剔除出去。1979至1980年,笔者曾被借调三个月,专门清理人事档案,故有很深的体会。

   4、借清查“三种人”,对原红卫兵最后一击

   十年文革自始至终是老干部、军队林彪派和江青文革派的博奕。红卫兵只是他们手上的棋子,卒子。棋下完了,棋子就可扔掉了。因此,历史注定:不管那一方胜局,原红卫兵就整体而言,都不会有好下场。

   前文说到“站队”,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站错队”的原“革派”成员一个个灰溜溜,夹着尾巴做人。而“站队”站对的原“八派”成员,包括少数进入到权力机关的原红卫兵,颇感踌躇满志,但好景不长。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但标志着显赫一时的林彪军派的失势,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败局已定。江青文革派虽然频频出击,人心已经丧尽,颓局无可挽回。老干部利用民意优势,后发制人,已经占了上风。邓小平复出,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军代表退出各级权力机构。福建形势十分明朗,韩先楚调往兰州军区,四川的廖志高调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的老干部重掌实权。进入到各级权力机关的“站队站对”的原“八派”成员如能激流勇退,离开权力中心,或如原“革派”成员一样,夹着尾巴做人,也许暂时还能躲过一劫。可他们错估形势,再寻新靠山,主动往江青线上靠,矛头直指周恩来,其下场可想而知!当然,由于红卫兵只是卒子,能进入革委会权力中心的人极少,但是,他们在江青集团覆灭后无一不受到清查。他们的败局,直接影响到他们那一派的红卫兵命运。三十年后回过头来看那些人所谓的“篡党夺权”罪名,实在太滑稽,——纯粹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

   那么,支持老干部、夹着尾巴做人的原“革派”红卫兵头头们能“终其天年”么?俗语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以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站在老干部一边,老干部就能领你的情?他们能忘掉文革初期的“一箭之仇”?果不其然,在“清查三种人”中,没有一条漏网之鱼。福建是这样,全国何曾不是这样?1976年“四五运动”的骨干其实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已经幡然醒悟的“红卫兵”;思想上成熟的“红卫兵”。“四五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基础,也为老干部全面复职奠定了基础,但在某些老官僚眼里,参加“四五运动”的青年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卫兵”!“他们能用这种手段对付四人帮,今后他们能不用同样手段对付我们?”

所谓清查“三种人”,文件界定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笔者对打砸抢分子是痛恨的,对“造反起家的人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也没有过好印象。但什么叫“造反起家”?什么叫“帮派思想严重”?这好像是文艺创作用词,而不是法律用语。如果当清华“井冈山”的头头算“造反起家”,那么当“联动”的头头算不算“造反起家”?中国曾是“会道门”王国,旧社会帮派多如牛毛,要说“帮派思想”,文革中只有逍遥派扯不上,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哪有不为自己一派说话的?严重不严重,没有一杆标准秤,最后只能由掌权者说了算:我说你严重就严重,我说他不严重就不严重。比如说对“红二代”红卫兵头头和草民红卫兵头头,是不是一样“记录在案”了?如果一样“记录在案”了,为什么前者往往被内定“第三梯队”,而后者已经在领导岗位上还要被拉下来呢?山人的质疑不是现在才说,当年有位中学同班同学差点被打成“三种人”,他所在单位专案人员通过我单位找我外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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