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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经租房报道采访后记

更新时间:2015-12-26 12:55:02
作者: 南香红 (进入专栏)  

   现实与历史的提纯

  

   现在回忆写这篇稿子的经过,真是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当年接受我采访的93岁的邵新和老人,不知还是不是活在世上;那间坐落在北京廊中下胡同10号的四合院是不是早已经被铲除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人还在奔走,还没有昐到“政策”,还没有要回他们的祖屋。还有一点要说的是那时候接受我采访的向全国人大递交“经租房违宪审查的”高智晟律师已在狱中。现在没有人继续提违宪审查的事了。

  

   经租房是一个在采访中出现的题目,最初的介入从北京南池子的拆迁开始,2002年北京城市房地产开发的步伐已经逼近了故宫周边,南池子是皇城的一部份,这样的地方也保不住了。南池子从拆迁一直到几年后拆迁完毕整条街变成另一个样子,我都在报道。从这里深入,又有了许多关于北京四合院拆迁与保护的报道,它们成为一了个系列,从各个角度纪录了北京城的变迁。

   如果拆迁问题是今天的现实,那么经租房就是历史的沉疴,它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挡在历史与现实中间,当你越对现实问题关注时它就越凸显出来,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只有完成了对历史的追述,才能理解现实的种种怪象,我的北京旧城改造系列采访与写作才成为完整的。从特稿的性质来说,特稿总是比其它样式的新闻有更多的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上下切换的空间,也更多的这种切换的需求。或许一篇稿子里并没有明显的对历史的探寻,但或多或少你会感受的这种关注,特稿不仅仅有现实的属性,还有历史的特质。

   主稿 《经租房:半个世纪的产权纠葛》讲了三个故事,实际上就是三个层次的问题:历史、现实与困扰。而这三个故事都是历史与现实搅和在起,彼此之间互为因果,很难把它们分开。经租房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私有”这个大问题。半个世纪前,“公”所向披靡,“私”萎缩到了无,现在“私”逐渐回生,开始向“公”讨还曾经失去的,而“公”也绝不会拱手相让,双方的角力、胶着过程,正是一个时代蹒跚向前的脚步,你从那个为房子疯掉的93岁的老人邵新和身上,可以看到“私”对于人类来讲是多么的难以根除、难以泯灭,而“公”又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不可动摇,于是两种极端强大的力量的狭路相逢,最终把一个人逼向疯狂。

   历史的主题是宏大的,我想特稿的记者或许就是需要比别人站得更高一些,有时候需要离现实更远一些,只有这样你才能把握全局,理解你所面临的现实乱象的意义。改革开放,实际是上“私”逐渐回归的过程,对这个可怕的“私”我们有时候还需要遮遮掩掩,我们的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物权法》几经沉浮几经修改还处于胶着之中(采写本稿时还没有通过),但趋势已经很明显,这就是这些人敢于在今天重提他们的祖屋的原因。“私”的意识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觉醒。

   但是再宏大的东西也需要找到它的落点,而这几个人物的命运故事正是这样一个落点。经租房主是一群人,在北京有,在中国的各大中城市里都有,如何在一群人中挑出典型是个问题。

   找几个人物并不难,一大堆经租房主想让你去采访,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倾诉机会,他们抓住谁都会没完没了,每个人几乎都有极其曲折的故事,而且这些人已经成了上访的“老油条”,谁都不吝。但作为记者要明白你所采访到的事实的意义,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它的典型性在那里,你要能在这个故事里发现什么。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发现。这是一个有半个世纪之隔的事件,期间涉及到新中国的整个成长过程。历史影响着现实,现实又与历史缠绕,如果说历史是这一事件的主调的话,现实就是它的复调。主调和复调需要很好的把握,你需要把远的历史写近,又要把近的现实写远。新闻事件的主人公的故事,是他们个人的经历,但又都不是个人的故事。你要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他们首先具有了个性,才具有了典型性,他们不是随便就抓来的故事。

   个性的部份一定要想办法让它鲜明起来尖锐起来冲突起来,要刺得人疼痛,一入眼睛就让人想阅读下去,并且牢牢地印在脑海里。典型的部份要让它具有两个特质:深沉的广度和精度的概括。广度是这个典型能够覆盖这个群体,概括是能够抽出规律,只有个性和典型性都提炼到精纯的地步,再将两者杂揉在一起,才能达到境界。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说这篇稿子高达到了这个境界。

   “1994年是他最疯狂的一次,每天天一亮,这个已经83岁的老人手里拿一把刀,到处拍得啪啪响,蓬着发围着他的房子转,像一个战士护卫阵地一样巡视着“他的”房子。

   “连走带跑的,脸都变色了,儿女拉不住,警察也没办法,可怜不都是为了那房子”老邻居王桂珠说。”

   疯狂的老人为了护卫他的私有财产,和所有的邻里为敌,但现实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认为那房子是他的。

   细节的运用在营造个性的时候是个好办法,但并不是细节越多越好或者越细越好,有时候很多细节是没有用的,不当的细节的运用只能使稿子变得拖沓。而好细节就是“鲜明”、“尖锐”、“独一无二”,并且被精当地使用。

   记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提纯,在你采访到的一大堆的人物、事件以及芜杂的细节中提纯。精心地选料,慢慢的熬,细细地打磨。提纯就是个浓缩的过程,结构、情节、起承转合,包括文字,所有的要素都可以集中在一个尺度里,碰撞、冲突、跌宕,文章自然就会变得好看起来。

   这里还想说的一点是,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还想表达一些除了非要表达不可的新闻事实之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模糊的、潜在的,但对我的心灵的影响又是很大的。新闻的事实或许可以理解成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事实,另一种是无形的潜在的“事实”,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聚在一起,当年他们因为有这几所房子,比别人多了一点财产而受尽苦难,甚至有许多家族血染祖宅,现在他们又因为这房子而饱受磨难。卡夫卡在他的《城堡》里描写的情景和今天我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城堡默然而威严的地高高在上的存在着,土地测量员为了接近城堡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徒劳而疯狂的努力,他无法接近它,但却能感受到它巨大的威严,感到来自于它的巨大压力;它漠视着他的存在和努力,但又无时无刻诱惑着他折磨着他蹂躏着他……

   这些人一次次地上访,被驱赶被冷遇,希望下面会下来一个“政策”,不但政策数十年没有“下来”,而现实是他们的祖宅在北京城的翻天覆地的改造中被拆除,他们失去了用存在在大地上的房子证明自己是这些房子的主人的最后的机会。

   “马家的院子里种两棵大树,一棵是枣树,一棵是核桃树,它们是马振权儿时亲手种下的,但现在两棵树相距不到一米的树命运却很不相同,枣树姓“私”,核桃树姓“公”,因为枣树种在马家自留房前,而核桃树的地盘已经被经租出去了。因此,马振权对枣树有处置权,核桃树却动它不得。街道上仅有的几次洒药除虫,只有核桃树的份,枣树除外。”

   自己种下的核桃树自己却不能摘上面的果实,这就是中国的荒诞与悖论,马振权所做的就是每年眼睁睁地看着鸟儿将核桃全部啄坏,一颗颗地掉得满院子都是而不采取任何行动。

   我想把我采访的人物的内心痛苦与焦灼用不动声色的方式写出来,我在写他们的时候眼前看到的是土地测量员的碾转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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