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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北京旧城特辑(二):离开家之后

更新时间:2015-12-26 12:45:37
作者: 南香红 (进入专栏)  

   漂泊中的第四个家

  

   到今年9月21日,谢玉春夫妇蜗居在王府井旅馆这间日租100元的地下室里正好一周年。和一般的地下旅馆没什么分别,常年不见阳光的潮味充斥着不足12平米的房间。两张简陋的单人床,干净的白布单,一张落漆的枣红色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彩电,桌子旁边的门后面挂着老谢每天清晨去拉车时穿的白色纺绸唐装,裤子膝盖部位是两个大大的白色补丁。门右边墙上的衣架上,挂着六七套衣服,左边起是张春婴的两身旗袍,白地蓝花,赶上商店拆迁大削价,70块钱买的两块布料,自己裁,自己做的。位于墙角的深蓝色手拉杆旅行箱意味着随时可以装起全部家当走人。

   自2003年2月24日位于南池子普度寺西巷的谢家被强拆后,谢玉春夫妇就开始了四处漂迫的日子。他们只是北京南池子修缮和改建工程中被强拆的14户之一。被强拆的房子是谢玉春的爷爷在1947年买下的,谢玉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也先后在那里成家,至今已生活了四代人。1987年,全家对院落进行了翻修,临街的门面房还开了家小饭店,作为全家收入的重要补充。

   在这漂迫的四年多里,他们住过民革办公室的办公桌、甘雨小区警务室、北池子大街116号、甚至还在东华门办事处门前的大街上露宿,而王府井旅馆是他们的第四个家。

   摸着出过车祸受伤的腿,张春婴不由得提起了原来那402平米的温暖的家,“现在的生活和没拆家之前简直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以前一大家子住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每年夏天来了都要出去旅游,去很多地方,那时候的日子可真是小康生活啊。”

   车祸发生在去年五月份,那天下着雨,张春婴被一个肇事的出租车给撞翻了,腿部半叶板严重积水,一年来只能靠拐棍走路,一到阴天下雨,地下室的潮气让张春婴的腿更疼。在闷热的天里,她的左腿膝盖上也绑了厚厚的布。

   老伴儿谢玉春插嘴道:“原来我坐在家里什么不干就能来钱,现在呢我每天出苦力蹬三轮来养家糊口,60来岁的人了,我还能蹬几年。原来我也是国企职工啊,内退下来的钱我们两个加起来不到1100块钱,没了房子我怎么活,人家看我这么一体面的人蹬三轮,就很不解的问:老谢,你怎么也干这个啊。我只好摸摸肚子说,我饿啊。”

   从普度寺西巷出来后,老谢两口不接受给他家安排的中转房,那是一处需要爬过渣土堆、墙壁裂了大缝的破院子。于是,从2003年2月24日起到10月1日,谢家三口住了8个月的民革办公室。两口子睡在地上,儿子睡在办公桌上,白天人家上班时间,他们只好在马路边、商场里溜达。10月1号那天,办公室不让住了。两口子在东华门办事处门前的大街上睡了一夜。之后,两人被安排到甘雨小区警务室,住到10月17日,又不行了。

   北池子大街116号,这间不满12平米的临街房,已经是谢家夫妇的第三个家了。在这里,老谢开始了蹬三轮的生涯,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骄阳似火去拉车,汗流浃背淌成河,载客方知钱难挣,不想夕阳干此活。”

    房子里只有两张光板床,经老谢要求又给了他们一张上面写有“高法”二字的没有抽屉的桌子。80多岁的老公公和他们住在一起,因拆迁吓得经常大小便失禁,一夜起来折腾好几次。

   三年时光一眨眼过去了,2006年9月20日,东华门办事处工作人员送来通知书,以“拆尾”为由要求收回116号,限期一天搬走。

   “9月21日凌晨,我们两个离开了116号。70多公安、城管拉了警戒线来拆迁,我们东西都没收,换洗的衣服,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带,就穿了这件挂在门后的白衣服,薄薄的像纱的这件,老谢穿着短袖,一直到10月多份,我们俩就一身衣服,冻得哆哆嗦嗦的,走在王府井大街上特别显眼。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住遍了王府井大大小小的旅馆。”张春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摩挲着衣服。

   “更可气的还在后面,”老谢的脸涨得通红。“9月23日,我们两口子出去坐出租车,两名派出所所长带着10名警察把我们搭乘的出租车包围了,生把我们往110车上拉,还不让出租司机走,打了起来,交通都堵了。”厮打之中,老谢的背带被扯坏,衬衫被撕坏,裤子也掉了,“看我现在的背带吗?这是他们事后赔我的。”老谢用力扯了扯身上这条红色条纹的背带。

   他们俩口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日志本和1826个市长热线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张春英一边说一边拿出了日志,“凌晨四点半起来登三轮,去早点摊吃早点,八点半去市信访办上访,然后让工作人员登记,写上“把抢走的房子退给我”,回来后打市长热线,去馆子吃午餐,晚上回来写日志。”

   “到今年五月份,我一共打了1826次市长热线,直到900多次,电话那边才说我的事情已受理,之后再无音信。”张春婴的声音越来越激动。

   翻到某天日志:5点半起床,空腹、血糖低,出去拉了一圈赚了60块。8点半去信访办登记,之后去东华门办事处找书记,接待人员说书记不在……

   “刚拉车的时候难啊,不会蹬三轮,外地蹬三轮的还欺负我,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赚不了二三十块钱,慢慢习惯了,身体又不行了,现在每天就拉一个早上,一个月蹬三轮下来赚不了1000块钱。”老谢无奈地摇头。

   翻到中间,一张清晰的房屋构造图工工整整画在16开的本子上,张春婴的目光专注地盯在上面,微笑着说:“这是我原来的设想,如果政府补给我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我会这样来设计它,后面还有一页呢,也是我的初步设计。”曾经的她是北京冶金厂的绘图师。

   家,只是一个美梦,夹在信访日记的中间,每天写日记的时候,都翻到这一页,给想象的家中再添加一些什么。

   日志本最后一页列着老谢的债务清单,整整齐齐排下来大约十几个人名,“这个月看病花了3800块钱,药又快没了,脑血栓输了10天液。现在高息负债,给朋友10%的利息,今年一年花了7万,平均一个月就得6000元生活费。就是这样,我也要坚持下去。”老谢坚定地挥挥拳头。

   “旅馆里不让做饭,我们只好在外面馆子吃。在外面吃开销很大,一天旅馆100多块钱,早点省着吃也得5、6块钱。不敢去外面小馆子吃,就怕传染上肝炎。老谢身体本来就不好,胆囊摘了,还有脑血栓、高血压、青光眼,一天一捧一捧得吃药。”说着说着,老伴张春婴的眼圈就红了。

  

   物权法能保护我们吗?

   在外漂泊的4年里,谢家夫妇的遭遇得到了周围老百姓的同情。当张春婴在王府井的马路上无家可归、四处游荡的时候,就有好心人走过来说:“大姐,要是没有地方去了,喝水到我这来。”

   从116号时候出来的时候,北池子社区捐给他们男女秋衣各一套;衣架上盛衣服的袋子是商场售货员送的;老谢拉三轮穿的衣服上的补丁街上的裁缝补给的。张春婴说起这一切,眼睛里闪着光。

   私下里不少人给他们打气,有人说:“老谢,物权法要出来了,你有希望了。”

   张春婴的目光空空的,望着远处自言自语地说:“物权法是要出了,前两年人大讨论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关注,但它会不会就像一个漂亮的气球飞在天上,当老百姓伸手够的时候就破了。宪法也没有把我们保护了,物权法能保护我们吗?”

   下午5点左右,老谢两口子去见一个老朋友,一路蹬着三轮,走街串巷,车子驶过了王府井教堂、老舍故居、老谢眉飞色舞地讲着北京老胡同的典故,车子在胡同里灵活地转着,驶向了北池子大街,顺着老谢的手指着的方向看去,116号——他们曾经栖身的家的墙壁上贴上了大幅福娃宣传画,在北京九月阳光的映衬下,五个福娃鲜活可人,老谢说:“你知道福娃后面贴的是什么吗?是我亲手写的三个大大的‘冤’字。”

  

   经租房,半个世纪的纠葛

   这是一桩旧事,半个世纪的岁月风尘已经抹平了细节的鲜活与生动。  

   这是一桩难以忘却的旧事,半个世纪的时间长度还不足以填平记忆的沟壑。  

   “经租房”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是经济适用房吗?这是今天人们的第一反应。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他和他家族的命运因为这三个字而改变。  

   保护私产入宪,终止了中华大地上千百年来变更财富所有权的零和游戏,号召人们创造财富而不是争夺财富。在私有财产权受到保护再次被确认的今天,经租房的存在不仅仅关乎许多人的命运,更关乎一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希望用经租房事件中形形色色的故事说明这个道理——产权确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个人产权的确定是社会发展的条件,而不是障碍。  

  

   翻不过去的记忆  

   邵新和的故事只是那场遍及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小小部分。在邵新和的意识里,这房子始终是他的,那个“私”字,经过多次的运动改造也没有洗掉。     

   93岁的邵新和一生疯了三次,其中有两次是为了他的房子。  

   1994年是他最疯狂的一次,每天天一亮,这个已经83岁的干瘦老人手里拿一把刀,到处拍得“啪啪”响,蓬着发围着房子转,像一名战士护卫阵地一样巡视着“他的”房子。  

   “连走带跑的,脸都变色了,儿女拉不住,警察也没办法,可怜不都是为了那房子。”老邻居王桂珠说。  

   发疯的原因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邵家”前院被房管所用作仓库,前院的人只好改走“邵家”四合院的大门,邵新和就是不让人走,“这房子,这院子都是我的,凭什么你要走?”于是他就堵在门口,最后发生冲突,邵新和的头被打破了,于是几十年来关于房子的积郁一起爆发,他再一次疯了。  

   在邵新和看来,这一亩零分六厘二毫的二进四合院是他的私有财产,是他邵家的房子,但记者在引述的时候,不得不将“邵家的房子”打上引号,因为现在除了邵家的人,没有哪一个政府部门承认这房子是邵家的,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经租房”。 

   经租房一词来源于1956年1月18日的一份中央文件,这份文件提出了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国家经营租赁”,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 

   邵家的二进四合院共32间房,只给留下4间“自住房”,其他都被经租。“不经租行不行?不行!每天给房主开会,非得同意不可,不同意不让回家!”解放后第一代街道办事处主任、邵家的老街坊王桂珠回忆说。  

邵家只是这场遍及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小小部分。1955年12月,中央对北京、天津、上海等10城市的私有房屋调查表明,各城市的私房占有比例大多在50%以上,最高的苏州市达到了86%,北京的私房占有比例是5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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