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尹鸿:探索商业与美学的平衡

——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备忘

更新时间:2015-12-26 12:45:29
作者: 尹鸿 (进入专栏)  
只有当主旋律与人民利益、与人民对现实的基本认知相一致的时候,才能引起观众的内在共鸣。意识形态只有在政治理念与大众认知的统一中才会产生与时代同步的说服力。

   历史片:人性升华与视听奇观

   对于全世界的电影工业来说,趋向于跨国市场的大制作影片通常为了发挥电影再现性场景奇观的功能,为了尽可能克服一些意识形态差异所带来的审美趣味的分化,为了获得更超脱现实束缚的想象空间和表现自由,往往都会选择历史题材或者奇幻类题材作为基本故事。2009年,随着国产影片投资规模的加大,大华语地区电影市场的形成以及对其他海外市场的预期,国产大制作的历史题材作品有明显增加。《赤壁》(下)、《南京!南京!》、《麦田》、《白银帝国》、《花木兰》、《十月围城》,都是本年度历史题材影片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聚集了最优质的华语电影资源,也体现了中国电影最高的制作规模和水平。而类似《哈利·波特》、《指环王》这样的奇幻类影片由于技术条件的制约和国情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却不多见,年末出现的体现所谓“历史穿越”特点的奇幻动作影片《刺陵》最终就没有得到观众认可。

   《赤壁》(下)吸取上集的教训,在叙述上尽可能回归“主流”,但是其分裂的美学表现风格和“人为”的历史常识颠覆,仍然无法体现作品的完整性;《麦田》画面和音乐堪称上乘,其类似《西西里美丽传说》的故事内核也具有某种历史与人性的张力,但是其日本风格的场景、场面、表演,以及其过度用力的叙述技巧和视听手段,破坏了影片的自然流畅,艺术上的矫情限制了影片对观众的控制和感染;《白银帝国》的故事、表演、制作,都达到了华语影片的一流水准,但其过度庞大的故事和过度复杂的诉求,使其更需要一种长篇电视剧的表现空间而难以被电影的有限空间所从容叙述;《花木兰》在题材上占尽先机,在表演上殚精竭虑,故事的叙述也流畅紧凑,但场面、动作、细节上受到制作能力和创作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将一个巾帼英雄的故事相当勉强地改造为“英雄救美”,加上过度的现代反战主题的直白传达,使影片的艺术品质和商业品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无疑,陆川导演的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南京!南京!》是本年度最有争议的历史题材影片。抗日题材一直是中国影视剧的热门,一方面,这些作品呈现了日本侵略为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另一方面,也尽情渲染了中国军民歼灭日本军人的仇恨和快意。《南京!南京!》尽管引起了广泛争议,但从客观上来说,影片再次唤起了当代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关注和对这一人道灾难的记忆。黑白的画面,逼真的造型,具有历史质感的场景再现,残酷而细致,令人震撼也使人压抑。南京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的敌对,更是一种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暴力的爆发。然而,影片所设计的日本军人角川的谢罪自杀,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铺垫和事件推动,多少有些一厢情愿;而影片中人物和情节设计上的概念化,又影响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真实力量;对拉贝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缺乏足够的敬意,将中国人的反抗与拉贝作为外国人的救助在修辞上对立起来,更是用民族主义情绪掩盖了人道主义的光辉。这些不能不说反映了《南京!南京!》在情感和观念上的一种迷惑,也是影片引起观众批评和不满的原因。其实,真正的敌人并不仅仅与两个民族相关。军国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利用民族主义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人民从来都是历史大叙事中的牺牲品。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民族,也不仅是日本鬼子,而是将普通日本人变成日本鬼子的那种政治力量,正如“二战”时期的德国人之所以成为鬼子,是因为纳粹当权者把他们变成了法西斯强盗。长期以来,我们都往往用民族的仇恨掩盖了人性与反人性、人道与反人道、民众与统治者这一更加深层的对立。翻开中国历史一查,从秦始皇到左宗棠,从汉族到当时的外族,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悲剧同样触目惊心。历史上的屠城故事与南京大屠杀也没有多少区别。表现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唤起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正如美国人、俄国人创作“二战”题材时,并不仅仅是表达对德国人的仇恨一样,巨大灾难所唤起的应该是对一切反人道、反人性行为的控诉和警惕。过度的民族主义、过度的民族仇恨,往往掩盖历史的真相和逻辑。《南京!南京!》在这一点上,相比以往同类题材影片,更多地表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普适价值,尽管在这种价值观转换的表现上还远远不够自觉和深刻。相比《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和《朗读者》等同样以二战为题材的作品,其差距的不仅是艺术,更是观念和意识。当然,创作者在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题材面前保持对过度商业营销的警惕也是一种必然的内在意识。

   体现了本年度艺术成就与商业成就相统一的历史题材影片,应该是年底在《三枪拍案惊奇》的包围中崭露头角的《十月围城》。本年度贺岁档,虽然有众多影片参与角逐,但大多属于“可看可不看”,甚至“可不看”和“不可看”的应景之作,而《十月围城》则成为贺岁档一部“不可不看”的重要影片。这也是继《集结号》之后,又一部不仅仅依赖商业元素(尽管不乏商业元素)的制作精良、剧作扎实、人物饱满、表演出色、情感充沛、场面壮观、节奏控制丝丝入扣、戏剧冲突层层推进的常规意义上的好电影。与那些商业强暴美学的所谓“娱乐片”不同,这里的娱乐显示了艺术的诚意和对观众的尊敬。《十月围城》写的是一组性格各异、舍生忘死、肝胆涂地的英雄,但这些英雄都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自觉和不自觉地被卷入了保卫孙中山的殊死搏斗中。他们不是生来崇高,而是为父亲、为儿子、为女儿、为女人、为主人、为朋友、为自我救赎,也有人是为民主共和的理想、为不当亡国奴的热血,被不约而同地卷入了英雄壮举。即便是曾志伟饰演的香港警司,也都以属于自己的方式介入了这场他们未必完全理解的崇高事件。影片在有限的篇幅中,在紧张的戏剧性情节中,在加入了众多打斗动作场景的情况下,用洗练的手法将众多人物塑造得个性鲜明、形神兼备。这群人物,象喻的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进程。多少人怀抱着不同愿望,为了这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的光明中国献出了生命。在革命之路上,多少有名无名的牺牲者,保卫着历史,保卫着中国,保卫着古人们所谓的江山社稷。在影片中,重光在赴死之前说,自己夜里一闭上眼,脑子里全都是明天的中国。这简单、幼稚而掷地有声的台词,塑造了一群那个年代最男儿的中国人形象。从古到今,在儒道伦理影响下,中国人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甚至苟且偷生、卖身求荣,而这部影片中的男人们却铮铮铁骨、慷慨赴义,让观众心中沸腾着一种对于国家民主、自由、富强的无限期望。《十月围城》是一部商业电影,众多的港台内地明星参与,紧张的戏剧性设计、甄子丹在大街的人群中腾跃奔跑的追逐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各种各样与人物性格相吻合的动作打斗设计也相当具有视听冲击力。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商业电影。编剧、导演、演员们把影片的创作当做了一种“艺术”,用心用情演绎这段侠骨柔情、腥风血雨的传奇故事。这种诚意甚至使观众能够忽略某些细节的不完全合理、个别场景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制作水平。《十月围城》不仅是本年度最优秀的历史题材影片,也是本年度最优秀的国产影片。

   类型片:欲望想象与焦虑释放

   近年来,在中国内地的国产影片票房排行榜中,除了1—2部大制作影片可能是由冯小刚、张艺谋或者陈凯歌导演以外,几乎其他进入前15位的影片都被港产类型片所占据。多数国产影片虽然也有强烈的商业娱乐诉求,但或者依赖拳头枕头噱头这些简单的所谓娱乐元素自欺欺人,或者缺乏基本的类型假定性和类型控制力,大多不伦不类,甚至存在着明显的低级趣味取向。

   本年度类型片的数量有明显增长。上半年有《红河》、《疯狂的赛车》、《游龙戏凤》、《家有喜事》、《神枪手》、《白银帝国》、《新宿事件》、《夜·店》、《大内密探灵灵狗》、《功夫神厨》等一批大中小成本类型电影。下半年则出现了《窃听风云》、《非常完美》、《窈窕绅士》、《我的唐朝兄弟》、《隋朝来客》、《熊猫大侠》、《三枪拍案惊奇》、《刺陵》,还有《大胃王》、《气喘吁吁》、《盗版猫》、《倔强萝卜》等。由于受到投资规模、制作能力、技术水平、创作经验等方面的制约,科幻、奇幻、灾难、恐怖、歌舞等类型影片相对匮乏,而警匪、武打动作影片则基本是港产片的一统天下,内地的类型片创作则主要集中于黑色喜剧和搞笑喜剧。其低廉的制作成本、本地性的文化资源,加上前一年度《非诚勿扰》、《十全九美》等影片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票房收入的高性价比,成为内地导演最热衷的商业类型片。

   诚如所预见,《非诚勿扰》等喜剧片的流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批过犹不及的模仿者。贺岁前夕上映的几部搞笑喜剧被观众称为“山寨片”。这些作品为了回避现实题材的敏感,也为了创造一种古今混杂的喜剧颠覆感和杂糅性,大多选择了古装故事。它们显示了一定的喜剧想象力和整合力,试图从各种元素中发掘与现代观众的心理共鸣。但大多由于缺乏喜剧人物的塑造,也缺乏喜剧情境的完整性,更缺乏喜剧感和喜剧节奏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缺乏对当下观众内心体验和焦虑的诚恳交流,往往是堆积笑料,无痒自乐,为搞笑而搞笑,因而也缺乏喜剧境界和艺术品位。冯小刚多年来的贺岁喜剧,从《甲方乙方》到《手机》,从《大腕》到《非诚勿扰》,尽管艺术质量有差异,但却能通过葛优所塑造的喜剧人物系列,表达当时中国社会和心态的普遍变迁和共同情感,甚至创造出各种具有年代特征的年度流行词。真正的喜剧,需要有性格的喜剧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所体现的现实境遇。

   喜剧片的最大意外来自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搞笑喜剧的创作路线,借助东北二人转的演员、技巧、语言、桥段来创造“喜剧娱乐”。这个被观众称为“二人转+武林外传”的影片嫁接在一个失去了原味的“血迷宫”故事上,既没有二人转的大俗,也缺乏“武林”的颠覆感,更没有“血迷宫”的命运感,而那些违背审美习惯的高反差的极致化的摄影风格和美术设计也难以被观众认同。张艺谋由于《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杀人如麻的过度商业诉求,曾经引起过广泛批评,但奥运会开幕式却让张艺谋品牌得到了升值。正当人们充满期待时,张艺谋提供了这部带有过度商业诉求的“喜剧娱乐片”。对于张艺谋来说,《三枪拍案惊奇》如同宝马品牌生产夏利汽车,夏利固然是车也可以乘坐,但人们对宝马品牌的期待本来就不是夏利的。“宝马造夏利”可能因为引起消费者好奇而带来票房,但对宝马品牌的影响也许更加持久。

   在本年度的类型片中,以周杰伦和林志玲为品牌影响力的《刺陵》则是一部混合杂糅了各种不同风格和类型元素的西部+探宝+武打+偶像片。尽管不少观众难以完全接受这部影片的杂糅性,特别是对影片杂糅带来的故事情节的断裂以及生硬的广告插入颇有不满,但整部影片制作精良、类型要素完整、特技和场面壮观、林志玲等人的表演也达到水准,周杰伦的动作和场面也具有感染力。“好玩好看”成为其主要追求,而其中关于爱情和背叛、事业与家庭、职责与使命等主题的表达,则多少有些造作。这种类型混杂特点,既缺乏香港类型片的单纯,又缺乏艺术类型片的精巧,说明类型片如果变成各种类型要素的大拼盘,往往可能会事与愿违。

港产片,这些年一直是内地类型片市场的绝对主力。香港电影在动作片、警匪片、黑帮片、喜剧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创作和制作上的惯例,也培养了成龙、刘德华、甄子丹等一大批香港类型影片的男女明星,培育了一批香港商业类型片的观众。但是,近年来,港产类型片由于适应内地需要而越来越大陆化逐渐失去一些港片特色,再加上创作和制作上的过度急功近利导致类型元素的过多混杂以及制作上逐渐粗糙和简陋,娱乐元素也缺乏创作上的更新,已经呈现出种种创作危机。但本年度刘青云等人主演的《窃听风云》却一改近期许多港片的浮躁,在警匪片的大框架中塑造了几个性格各异、情义深厚的人物关系,将动作的紧张与人性的关切结合起来,刚柔相济,显示了港片的创作潜力。《十月围城》的出现,更显示了继《无间道》之后港产片仍然具有自我升级更新的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chenp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616.html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2010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