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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他的民族观

——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重要问题

更新时间:2015-12-22 21:49:12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昭示了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主义的作用与社会结构演变发展间的关系,从而使他把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自由人”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狭隘的民族观,是一种披着世界主义外衣并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文化偏见。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为了炫耀自己的“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赋予自己脱离现实的纯思辨的学说至高无上地位,“傲慢的”民族主义炫耀自己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超越民族狭隘性的。这种“超越”当然不是克服了民族的局限性,更不是消除了民族偏见,而是把自己高置于其他民族之上,批判其他民族,为其他民族指点迷津,并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具有这种批判能力和精神即“精神优势”。所以,马克思说:“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⑩]关于马克思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批判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在相关文章中作了论述[11],故不细述,这里仅把马克思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批判的三个方面作一简要概括:古往今来世界上各个民族没有总体上的优劣之分;“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不能作为区分民族优劣的标准;“精神优势”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只能证明“自由人”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被德国民族的狭隘性所束缚。所谓“精神优势”不过是民族狭隘性的一种表现形态。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还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自由人”把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神秘化”的观点,阐释了民族主义的作用与国家特别是社会结构间的关系。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复杂的,而“自由人”则把民族主义及其作用简单化和宗教化。“自由人”把民族主义称之为“民族的利己主义”或“民族的纯洁的利己主义”,它“通过确认利己主义、而且由宗教上确认利己主义(即承认它是超人的,因而是摆脱了人的约束的存在物),来抑制利己主义”即民族的利己主义。据此,“自由人”在总结法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在革命由此而消灭了人民生活中的封建屏障以后,它就不得不满足于民族的纯洁的利己主义,甚至煽起这种利己主义。而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抑制这种利己主义,抑制的办法就是对它加以必要的补充,承认最高的存在物 [12]。马克思对此讥讽道:“最高存在物的创造者(指鲍威尔等“自由人”——引者注)对自己这种批判的意图是一无所知的。”并进而指出:“罗马和希腊曾经由于民族问题而失败。因此,当批判(指鲍威尔等“自由人”——引者注)说法国革命由于民族问题而失败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说出有关法国革命的任何独到见解。当它把民族的利己主义定义为纯粹的利己主义时,它同样也没有说出有关民族的任何东西。如果把这种纯粹的利己主义同费希特的‘自我’的纯粹的利己主义加以对照,这种纯粹的利己主义反倒表现为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自发的利己主义。如果说这种利己主义的纯粹性只是相对的,因而与封建主义界限所体现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那就没有必要对‘革命’(指法国革命——引者注)进行‘新的考察’,以便发现以民族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比以特殊等级和特殊团体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纯粹”[13]。这就是说,“自由人”在法国民族主义对法国革命作用的问题上除去同义反复,什么新东西也说不出来。在马克思看来,民族主义的具体作用是依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定的。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受当时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的制约。就拿破仑的“革命的恐怖主义”失败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如是说:

  

   “拿破仑进行的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同样也是由这场革命宣告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拿破仑当然已经有了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的认识;他已经懂得,现代国家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顺利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作为基础的。他决定承认并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狂热的恐怖主义者。但与此同时,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许有自己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实施了恐怖主义。他满足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要求,直到它完全餍足为止;但是他也要求,只要他的征服行动的政治目的需要,就立即牺牲资产阶级的生意、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同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就不再顾惜这些物质利益了。他对实业家的鄙视是他对意识形态家的鄙视的补充。在内政方面,他也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国家的对头来加以钳制”[14]。这就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性原因。由上可见,民族主义是不能单独起作用的。民族主义的作用超越不了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结构给其所规定的范围。法国民族主义作用的复杂性归根结底是由法国经济、政治结构决定的。当然,民族主义的作用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不是线式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创立的基本完成,同时也标示着马克思民族观基本构架的确立。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批判鲍威尔等“自由人”思辨唯心主义观点的“纯粹民族的性质”以及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在基本完成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过程中确立了民族观的基本构架。笔者这里侧重勾勒马克思民族观的基本构架。所谓马克思民族观的基本构架是指:由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民族的起源、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民族的意识形态、民族发展的动力、民族间的交往形式、民族发展的方向等方面的观点所构成的民族观的基本原则。现简要概括如下。

  

   民族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方法。这是马克思民族观一以贯之的基本方法。马克思说:“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15]虽然马克思这里是直接讲的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但其中包含着他研究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方法:超越“地域局限性”,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民族问题。所谓超越“地域局限性”就是指:不被特殊的民族利益所束缚,而把特殊的民族利益置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认识。因此,“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

  

   民族的起源。“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16]这里,马克思通过考察城乡对立由以发生的历史过程,把超越地域局限性的民族的起源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形成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联系起来。虽然,就今天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说,马克思关于民族起源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修正、丰富和完善,但其思路和基本观点没有过时。

  

   民族的功能和作用。“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17]就功能和作用而言,民族与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民族是基于个人生产力和物质交往的一定的人群在对外部交流中对自身确认的共同体形式,而国家则是基于个人生产力和物质交往的一定的人群在对内控制中对自身确认的共同体形式。虽然这两者的功能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矛盾,但民族的发展必然要追求国家形态的确认,而稳定形态的国家必须要具有民族形式的确认。

  

   民族的内部结构及其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18]马克思这里揭示了民族内部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虽然民族内部结构及其发展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和分工及其发展,但生产力和分工及其发展的确是民族内部结构及其发展的基础。氏族、部落之所以能发展成部族,再由部族发展而成为民族,其根本动力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阶段受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随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换,按一定顺序向前发展。

  

   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动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9]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是民族间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不仅仅决定民族间关系发展的范围和程度,而且决定各民族间关系的性质。

  

   民族间的交往形式。民族间交往的形式是随着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多种民族交往的形式。不过,笔者以为,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该书中论及的某一民族的意识与另一民族的实践间的交往问题。他说:“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20]。这种交往形式一般出现在相对发达民族或国家与相对落后的民族或国家间。

  

   民族发展的方向。“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1]由于把民族发展方向的研究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紧密联系起来,所以,马克思为科学把握民族对立和民族隔阂的最终消除问题提供了科学世界历史观基础。

  

   由上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创立的基本完成,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民族观的基本构架的确立。因为,如上所述,马克思的民族观本身就隶属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不过,这两者的发展不完全是同步的。讲“马克思民族观的基本构架的确立”是指:由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民族的起源、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民族的意识形态、民族发展的动力、民族间的交往形式、民族发展的方向等方面的科学观点构成的科学民族观的基本原则已经形成。但“马克思民族观的基本构架的确立”并不等于马克思民族观创立的完成。其原由在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尚未全面展开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民族问题的考察。马克思民族观的创立完成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应用和丰富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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