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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

——一种基于对当下“中国语境”反思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5-12-22 21:46:36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精神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前提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中、西、马”也只有在其中才能恢复其本真意义。

  

   首先,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思想文化变革的展开,不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难以为继,而且,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发展,充其量只能是“自娱自乐”。抑或说,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没有制度层面与国家层面上的实质性推进的时候,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确立只是一种奢谈。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世界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形成以及某一民族或国家文明的实质性的发展,无一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相互促进的结果。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确立也同样如此。而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的最大羁绊,就是具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并时而又附着上几句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独有”说。它在方法论上把许多人引入了一种歧途,即:似乎脱离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也能另搞什么新文明。这种错误认识对在各个方面还远未达到“新工业文明”阶段(也称“工业文明的高级阶段”)的中国的危害是很大的。其次,从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即便中华民族精神再造和确立了,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也不能说就可以接着构建起什么新的文明形态。笔者以为,在未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中,新的文明形态将不会再是一个或几个民族或国家首先创立出来的,也将不会再是一个或几个民族或国家所能代表的,它一定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直接共创的结果。这是由“全球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式决定的。不过,虽然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再次跨入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并不会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但却会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越来越多的“新文明的元素”。

  

   可见, 在“中国道路”研究中,要拒斥抽象化和非批判化,谨防“独有”说对我们的侵害,就必须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但如何在“中国道路”研究中遵循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笔者以为,这还需要对研究“中国道路”的视野加以辨析,否则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就有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被扭曲或抛弃的可能。

  

  

   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在方法论上要求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必须要具有世界历史视野。这一视野也是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在“中国道路”研究中的逻辑延伸。何谓“中国道路”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对此同样不能泛泛而论。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视野”,其基本内涵是: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昭示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契合的“中国道路”的规定性,以使其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合拍。而要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昭示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契合的“中国道路”的规定性,既要在方法论上拒斥那种认为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与其他民族国家道路无关的观点;也要在方法论上拒斥“中国道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如用描述西方各国的具体发展模式的理论和范式来直接套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等,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中国道路”的研究中贯彻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笔者以为,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基本圭臬所要求的“世界历史视野”,具有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向度。

  

   第一,对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间联系的正确把握。目前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道路选择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事情,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无关,“中国道路”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把“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割裂开来,从而使其在整体上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承认,道路选择的确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事情,但这仅是就“道路”主体的“选择权”而言的,而不是就“道路”客体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内外部条件及其对这种“选择权”的制约而言的。就后者而言,当代“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不可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无关的,否则,“中国梦”何以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息息相通?!实际上,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其社会发展道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无关。

  

   在目前学界有的人看来,当代“中国道路”有三重规定,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笔者虽然认为这种看法不很科学,但并不否认其在否证上述观点方面还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这种启示意义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见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世界各国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进一步构筑,在客观上提供了必须要批判性汲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其次,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交集的,虽然各个民族或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和特点是不同的。这是由现代化的特性和规律决定的。至于这种交集的性质、变化趋势及其对交集各方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问题。最后,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及其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新文明的元素”,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没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明在交往中的契合,不把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优秀成分创造性地改造有机结合起来,中华文明谈何复兴,又谈何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新的文明元素”?!因此,如果把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视为与其他民族国家社会发展过程无关的道路,那么,确定“中国道路”在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昭示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契合的“中国道路”的规定性,就是一种奢望。在扭曲的视野中的一切东西也必然是扭曲的。

  

   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否定“中国道路”与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间联系的观点,是把“道路”主体的“选择权”与“道路”客体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内外部条件及其对这种“选择权”的制约,混为一谈了。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前者强调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具有的不受外部干扰而选择自己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后者强调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这一规律是这个民族国家的意志所不能改变的。此其一。其二,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历史中正确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取决于他对科学认识“道路”客体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内外部条件的程度。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正确行使自己“选择权”的程度越高,其社会发展道路也就越顺畅。

  

   第二,对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间区别的正确把握。“中国道路”就是当代中国人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这当然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区别总是有联系事物间的区别,而人们在论及事物的区别时往往撇开了事物的联系。进而言之,这里所说的“不同”不是与认识和解决“共有问题”的过程无关[②],而是指:中国人在认识“共有问题”的层面和所侧重的内容以及解决“共有问题”的步骤、方式等方面与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包括西方各国)不同,故其发展道路自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区别正源于此。这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程度、历史发展特点等决定的。可以认为,“中国道路”是特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共有问题”来孤立地看待“当代中国人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对“共有问题”的一般意义上的表述来简单地涵盖“当代中国人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方法论上都会使我们偏离“世界历史视野”,从而最终导致“中国道路”不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脉搏相合拍。由于这后一方面的问题往往被人们忽略且表现形式又相对复杂,故笔者在此专门对其加以方法论上的辨析。这里以目前中国哲学界关于“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为例。

  

   目前中国哲学界关于“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数:一是,基于对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类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资源的挖掘和梳理,并依据现代西方社会现代性所暴露出种种弊端以及中国现代性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断言现代性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认为必须对中国的现代性加以批判。二是,基于对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性”思想的系统梳理,并依据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所取得的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巨大进步以及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由前现代性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或呼吁中国必须要有“新启蒙”运动,或对目前中国现代性发展不足的原因加以批判性的探讨。上述这两种研究路数在形式上似乎是相对立的,但在其方法论上却是息息相通的,即:都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为尺度,都把以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为基础的“现代性”思想和“现代性批判”思想不加转换地直接导入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这实际上是从西方构造的镜像中看中国。这样一来,“中国经验”就沦为了西方学界相关理论和范式的注释。而“中国经验”一旦沦为西方学界相关理论和范式的注释,也就直接意味着“世界历史视野”被扭曲了。笔者以为,在“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不是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模式为基础的“整齐划一”的发展,而是多样性统一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国情十分复杂的超大共同体,各地区差别大,故各地区的价值理念和人的精神追求也有较大不同,但仍有整体上的相同性,如以权力和“等级”为主导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等。所以,在中国会出现以“西方经验”或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为基础的相关理论和范式无法直接解释的种种怪象。这里先昭示其中的两种。其一,迄今为止,所谓“现代性”的积极意义没有多少显现,但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因素却随着“现代性”的诸种弊病不平衡的、“变态”的呈现而日益凸显,如“官本位”、“身份本位”和“等级本位”及其与之直接相连的“权力寻租”、“权贵”经济和政治等。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诸种弊病不平衡的、‘变态’的呈现”是指,今天学界批判的所谓中国“现代性”的弊病,其在中国社会的分布、产生原因和表现形态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如:消费主义只存在于少数富裕、暴富阶层和权贵阶层那里,且是“畸形”的,而广大社会成员几乎还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尝到”西方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的滋味[③]。其二,极端的功利主义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并日益急速膨胀,但这主要不是由西方观念中的“工具理性”引起的,而更多地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或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这种具有中国实用主义色彩的“极端的功利主义”不排斥科学的“实用”,但绝对排斥科学的文化、科学的价值理性、科学的独立和自由。所谓“科学主义”似乎更多地与愚昧、迷信、唯上盲从或“权力崇拜”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越是在“中国语境”中批判从西方学界移植过来的“消费主义”、“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因素就越是“甚嚣尘上”。笔者以为,究其根源,上述两种“怪象”是由中国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惰性和社会旧有体制的矛盾所致。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对这种人的精神惰性特别是社会旧有体制的认识尚未达到基本共识。可见,无论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还是“现代性批判”思想,都是不可以直接与当代中国社会对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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