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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细菌战烂脚系列(三)

更新时间:2015-12-21 16:59:58
作者: 南香红 (进入专栏)  

   炭疽疑云:深藏的细菌战秘密 

            

   证据,证据!

   在李仲明溃烂的伤口里,医生们没有找到炭疽菌。

   “伤口都是一些通常引起皮肤感染的杂菌,没有炭疽菌。但突然的大范围地同时期的发病感染肯定是有原因的,和战争有关,和细菌战有关是肯定的”主刀瑞金医院老教授肖玉瑞说。

   “找不到炭疽菌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找到了才是件奇怪的事呢”。美国医学历史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说。5月16第三次细菌战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常德召开,他参加了会议,并发布了对金华汤溪镇的的烂脚病例的调查研究。

   “我是一个医学史研究者,专业兴趣就是对历史上的流行病进行研究。微生物学和病理学的专业教育,使我能运用这些技能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分析流行病的发生”。

   弗曼斯基介绍,直到2001年美国911后发生邮政发生炭疽事件后,这种疾病才更为人所知。“1942年浙江疾病的是皮肤炭疽,2001年美国邮政职工则死于呼吸道感染的肺炭疽。”

   美国邮政职工事件,让人意识到作为生物武器的炭疽的厉害。这才再一次将半个多世纪前日军的炭疽攻击拉到人们眼前。

   “皮肤炭疽要么致死,要么患者在一个月左右后恢复”。也就是说炭疽菌不可能在患者身上上长期存在,。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受害者会有一直开敞的70年不愈的伤口?弗曼斯基博士说,在医学文献中,成千职业工人的皮肤炭疽病例中没有“慢性”病例。但这些职业患者没有暴露在细菌战的多种细菌的攻击中,而且他们没有带着敞开的炭疽伤口,在可能引起其他病菌感染的田野里工作。

   也就是说,中国细菌战炭疽菌的受害者战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照和休养,在贫困的农村,他们带着伤口劳动了一辈子,因此也就处于一种反复感染反复溃烂的恶性循环中。

   弗曼斯基博士特别强调要注意鼻疽,作为一名资深病理学家,他说他在遇到《死亡工厂》作者哈里斯教授并开始和他一起研究日军细菌战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鼻疽。

   “鼻疽是一种危险的细菌武器。”他说。

   1942年以前鼻疽就象天花一样,是一种已经在人类当中灭绝了的病,然而这种已经远离人类的细菌,日本的细菌部队却再一次把它召回到人间。

   作为用作细菌武器的鼻疽,甚至在实验室的培养基里都是极其危险的。1944年,美国军队在底特里克营(FtDetrick,美军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进行鼻疽研究,数周内存放鼻疽的实验室的每一个成员都染上了鼻疽。即使在拥有现代防御措施的今天,底特里克营的实验室还会发生鼻疽感染。

   据日本学者江田泉的研究,日本从1931年就开始细菌武器研究,1936年正式设立的关东军100部队,就是专门研究炭疽和鼻疽的细菌部队。

   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在苏联的伯力审判就他领导下的100部队曾经在1941年“指令该部队大批制造细菌武器,其中包括引起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和斑驳病等烈性传染的细菌”。(《伯力审判资料52页)

   细菌战是日军的“最高机密”,战后石井四郞也向细菌部队下达了“钳口令”,死都不能说出来,再加上日美交易,交出人体实验包括细菌战的资料则美国而免于对细菌战犯的起诉,细菌战成为战后难以解开的秘密。

   最近二三十年,日本细菌战史资料的发现,尤其是《井本日记》、《金子顺一博士论文》的发现,才使日军细菌战轮廓初现。日本731部队的情况被一点点揭露出来,70年来,中外学者、调查者如在拼凑一个魔怪的大拼图一般,一点点地将它拼凑出来,让人们了解了其中的大貌。

   但100部队的情况却仍然是一个秘密。

                  

   浙赣细菌战:炭疽幽灵

  

   1940年到1945年日军在中国战场多次使用了细菌武器。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和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1993年6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查资料时,偶然发现原日本陆军四名中央高级将领的业务日志,其中井本熊南大佐的日志具体记载了他本人参与的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内容。档案不能外借、不能复印,两位学者用几个月的时间在防卫厅研究所将日记手抄下来,并在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的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2期上将抄录内容发表,这就是后来成为日本实施了细菌战直接证据的《井本日记》。

   用石破天惊形容《井本日记》的发现一点都不过份,371部队的情况一直是战后隐藏的最深的秘密,因为有日美两国的联合掩盖。过去学者们大都把眼光放在揭露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方面,而没有充分注意到细菌武器的战争使用。《井本日记》是战后首次发现日军细菌战的参战人员的亲笔日记,它是来自加害方的直接记录,它使得从战时到战后几十年仅来自于中国受害方的单方指控得到最终证实。

   井本熊南1940至1942年12月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具体承担与731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郞的联络。《井本日记》重点记载了1940年、1942年日军对中国的攻击。

   1940年希特勒在欧洲发动全面进攻,日本也欲扩大战局,日军决定减少在中国战场的兵力,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南方,制定了“帝国要更加使政略、战略、谋略一体化,尽快使重庆政权屈服”的方针,而日军速战速决的“谋略”,就是采用细菌武器攻击“浙赣沿线城市”,并将此次作战计划,用 “保”号作战计划秘称。

   战时,中国浙江有一个机场群。它以杭州、衢州、丽水机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包括江西玉山、福建建鸥、广西的桂林、南宁、云南昆明的机场群落。1939年国民政府空军13总站设在了衢州机场,统管整个东南机场群,浙江成了国民政府布局抗战的东南战局的中心,衢州、丽水等机场成为战时物资和人员的集中地。天上有空中交通线,地下的浙赣铁路也是一条陆上大通道。浙赣铁路是一条由浙江杭州通往湖南株州的铁路,是中国的早期铁路干线之一,1899年动工,1937年完工,其与沪杭铁路、湘黔铁路、贵昆铁路共同构成中国的中南部地区的铁路网。而浙江省自筹资金建设的浙赣铁路杭江段则从浙江萧山钱塘江边一直到江西玉山。

   细菌武器之所以成为“保”号作战的首选,正符合了石井四郞“对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因为细菌武器威力大,传染性强,可以从人传染给人,从城市传染到农村,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强,死亡率也非常高,只要投入少量的资金即可制成,对于缺乏钢铁的日本来说,大为合适。”的想法。

   1940年细菌战造成的瘟疫未过,1942年日军再一次对浙赣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等中心城市,大轰炸的大火致使东京一片火海,日本当局极为震动,称这次轰炸为“奇策”,承认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日本本土会受到如此沉重打击。B-25轰炸机因为燃料问题而无法返回航空母舰,美国选择了中国浙江的机场。

   4月18日的轰炸由美国王牌飞行员杜利特尔机组16架B-25轰炸机执行。为了保密,美国人没有把将降落中国浙江机场的方案事先告诉中方。4月18日轰炸东京完毕,美国飞机突然到来中国,欲降落衢州机场,但当天衢州大雾,机场处于关闭状态,飞机燃料用尽,全体飞行人员弃机跳傘,其中15架飞机,70多名机组人员坠落在浙赣皖山区一带,得到中国民众的营救。

   美国的空袭意味着以夏威夷群岛为基地的美国航空母舰可以接近日本本土:美国陆上基地的飞机利用浙江省的机场,可以威胁到整个日本和它所新占领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控制日本本土的石油和橡胶生命线。

   浙江的机场加铁路的战略地位陡增,这成为日军再次选择重点打击浙江的理由。

   1942年的日本由于沉陷于中国、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群岛和太平洋群岛战事,已经从物力、兵力方面处于尽竭状态,十几岁的少年都被征兵派往各个战场。在这种情形下,细菌战更成为当然的选择。

   距离东京大轰炸的十多天后,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621号”,明确浙赣作战的目的是“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敌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

   据《井本日记》第18卷记载的《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计划》,日军重点攻击目标是云南的昆明、桂林、浙江的丽水、衢县(现衢州)、江西的玉山、广西的南宁,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机场所在地。

   1942年5月15日,华东日军分三路围攻浙赣铁路重镇金华,5月27日军参谋本部召开了细菌战作战协商会,会上决定用装有新撒布器的九九式双引擎飞机撒布细菌,作战攻击用的细菌有霍乱、伤寒、副伤寒、鼠疫等。石井四郞则在会后返回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着手准备参加细菌战的远征队所需要的各种细菌。

   731的“死亡工厂”立即加班加点生产,当时的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称:“根据石井将军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约一百三十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由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荣’字部队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带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

   炭疽菌是浙赣细菌战的重要的生产内容。731部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供述,1940年7月到9月下旬、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日军编制临时细菌生产队120人,制造了27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鼠疫、炭疽菌,41年1-2月和5月间又追加了18公斤鼠疫和炭疽干燥菌。

   炭疽干燥菌是使用干冰凝冻的方式使之干燥,便于从空中撒落,以污染空气,使得感染吸入式炭疽菌,落入地面河流则使人感染皮肤炭疽。

   两次细菌战给中国无辜平民带来深重灾难,一时间疫病流行,在欧洲曾经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几乎染遍了浙赣线城市、乡村。一村村死绝,一户户死绝比比皆是,更惨的是,鼠疫疫病往往流行数年,第二、第三年的流行往往比当年细菌攻击更为炽烈。(受害情况此文不做展开)国民政府一边和日军在战场上交锋,一边组织人力物力进行防疫,加上日军空袭轰炸不断,战争防疫两顾不暇,民众呼号泣血于瘟疫灾病之中。

   战时国民档案留下了各地鼠疫受害情况,加上国民政府为了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用细菌战的罪行,当年准备了一些受害地的疫病检验报告书和防疫报告书,使鼠疫受害得到记载。1998年开始的对日细菌战民间诉讼又将受害请问递交日本法庭,最终得到确认。

但是更多的细菌武器受害,却被认为是卫生条件、生活条件的“战时疫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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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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