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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细菌战、王选和我

更新时间:2015-12-21 14:42:02
作者: 南香红 (进入专栏)  

   细菌战、王选和我

  

   一

   2005年,完成《王选的八年抗战》最后一校,我当即把家里所有的有关细菌战的书籍、材料整理了两大包,拖下楼,塞进了地下室。回到楼上洗了澡,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

   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鼠疫菌。书桌上,键盘上,身上到处都是,有时候觉得餐桌上也有。这种由日军空投下来的黑死病细菌,在老鼠和人之间互传,鼠传染给人,人传染给鼠,一轮流行暂息,细菌在老鼠身上潜伏,下一轮传染来势更猛。我特意查看了鼠疫杆菌显微镜下的样子:一连串的略微弯曲的长颗粒,有点像泡软了的老鼠屎,它们甚至都不像非典病毒,至少还有一个美丽冠,展现出无以伦比的对称与繁复之美。而我每天在键盘上敲击得最多的字就是细菌战、鼠疫、死亡。

   另外还有一个高频词:王选。

   当我决定在十年后再一次写细菌战的书时,我想起了王选说过的话: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假装没有这件事。这是王选说她自己。今年我沿着浙赣线采访,见了很多烂腿老人,他们的伤口烂至骨头,从几岁的小孩开始,烂了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人因而终身未娶,伤痛孤独一生。这就是日军撒的炭疽菌或者鼻疽菌引发的糜烂,王选找来的美国专家调查后判断。对这些老人来说,战争还在他们身上延续,现在还远不是庆祝战争胜利的时候。

   长时间以来,在中国这些伤口没有人去面对,在有些地方甚至不愿意提及。浙江盛产火腿的一座城市,有人告诉王选不要再说烂腿病了,因为会影响到火腿的出口。

   最近,王选常常说到宿命。

   “你看,我的生日是8月6号,8月6号发生了什么,美国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

   “我出生在上海,插队落户到了义乌崇山村,那是我父亲的村庄,是鼠疫最厉害的地方,我叔叔死的时候只有16岁。”

   “我是学英语的,最想的是去美国留学的,但偏偏去了日本,我不喜欢日本,一直想不通为啥来日本留学,当我参与细菌战诉讼那一刻我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会义乌话又会日语又会英语又是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的吗?你给我找第二个出来!”

   王选以打炮似的语速说着。

   她把自己四十岁以后的细菌战的诉讼、调查和受害者救助归结为:宿命。

   一个人前半生一直努力追寻,一直寻找方向,但却一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直到生命已过大半程,才恍然,前半生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后半生来做一件事,原来你一直、一直都是走在一条路上,纵有千山万水的回转,终归于一个点上,还有比这个更有宿命感的吗?

   十三年前我初见王选的时候,她说的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如果我们不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人类曾有细菌战这么丑恶的东西,那么人类将丧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机会。”还有很多王选的经典话语,被我写进了稿子中,如今已过六十的王选,越来越多地说到的是宿命。

   世界上的事或许真有它自有的机巧和因缘,只是我们活得昏昏噩噩浑然不觉而已。这几天我又在研磨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说的那句话:“世上如果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中文版谢辞里说:“王选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我觉得尽管我多次引用了哈里斯的这句话,但2005年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2011年3月12日日本福岛惊世一震提供了机缘,我们看到了一个震得风雨飘摇的日本。震后一周年,我和王选对谈地震与核电威胁,一起写日本人反对核电站的文章,我睡在她家书房的地板上,她将日语的纪录片一句句翻给我听,我突然理解了“沉没”一词对于日本人是如何的正中命脉。

   对于威胁到群体生存的大灾难,中国人最担心的是天塌下来,农业社会的中国灾难大都来自于天,风雹雨雪,样样是灾,所以中国人需要女蜗来补天;日本人的灾难是“沉没”。日本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在日语里,“丸”就是“船”,岛上民族船上讨生活,但再坚实的船,也怕沉没。

   “沉没”这个词,是嵌入日本人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成为这群人生命的底色。正是这种心理驱使他们不停地忙忙碌碌,永无休止的自我努力,吹毛求疵的趋向严丝合缝的完美。王选有一次告诉我说,和她一起诉讼的日本律师想不通,中国怎么会把李白当诗仙而推崇:“白发三千丈,人怎么会有三千丈的白发?喝醉酒了胡说八道吧。”

   而王选是那个让日本沉没的女人,只不过世上没有第二个王选,所以日本还没有沉没。

  

   二

   1995年,王选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孩只有二十来岁,剃过光头,头上长出青青而茁壮的小茬,整个脸饱满而健康,他的脸倾向镜头,正视镜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泪流满面。她多次和我讲到这个情景,当时她坐在新干线上,从东京回她家所在的城市姬路,泪流了一路。

   1996年末,王选第一次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中日关系研讨会,遇到了张纯如,也遇到了哈里斯刚出版的《死亡工厂》一书,王选被书中的内容震惊:从1937年就开始谋划在中国东北建立生化武器实验基地、日本最高级的医学界精英参与以人体实验拿到科学数据、建立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到在中国进行实战攻击;东京审判期间、美国如何以战犯免责作为交换条件,将人体实验资料买走,联手掩盖所有的罪恶,免于战犯起诉的731部队医学博士战后占据日本医学、生物制药、教育、科研各领域——一手的、不为世人所知的美国档案资料揭秘。王选当即花20美金买下别人用过的一册旧书,想着一定要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两年后,四个人聚在一起翻译《死亡工厂》,王选,日本筑波大学统计学留学生,刘惠明,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留学生,徐兵,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留学生,杨玉林,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访日学者,一人一部份,王选最后统筹,将这本书带到了中国。

   之后王选又和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一起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日文。王选参与了细菌战的诉讼,带着日本律师回到崇山村进行调查,这是崇山村人战后第一次再见到日本人,老太太们惊恐得发抖,躲在王选身后,王选用义乌话大声地向他们说,不用怕,他们不是当年的日本鬼子了!

   “选”,崇山村人这样称呼王选。“选,你代表我们去告日本吧,你是我们村里的大学生,是村里第一个留学生,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见了鬼子不怕。”王选的叔叔、也是全中国第一个想告日本人的王焕斌说。

   王选,真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崇山村人之选,受害者之选,王选自己之选,所有一切都包含着一种唯一性和必然性,这正是宿命的特征,我想,宿命的真意就是,看似有无数条路可选择,但真相是无路可逃。

   2002年初识王选的时候,她们已经完成了一审诉讼,从1995年的调查,1997年第一次提起诉讼,1998年第一次开庭,到2002年经过28次开庭后败诉,整整一个跨世纪的八年抗战。而我对此全然不知,2001年以前,我还在《新疆日报》做记者,关注的领域基本上不超过新疆。2002年的我刚定居北京,入职《南方周末》一年,广州编辑部发来一个任务,采访王选。当时的我非常乐意接编辑部的各种任务,有任务就不至于在三个月大限内因完不成任务而被辞退,作为脚跟不稳的记者,什么活都得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任务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并且这已经不再是编辑或者某个组织的任务,而变成了我自己的任务。这一次再翻资料,没有那种满手是细菌的生理的反应了,我想我可以以一个职业记者的姿态来呈现:理性、客观、平静。

   3月底按照计划开始重新采访当年细菌战的受害地区:常德、衢州、江山、金华、义乌。一切都控制得很好,当白发老人因讲述而浑身颤抖的时候,当烂到骨头伤口摆在眼前的时候,录音、拍照、记录,一切如常。在丽水,一个老人拉起裤脚,露出烂腿,这是一双经过治疗已经大部份痊愈的腿,比我看到的大多数烂腿好多了,不那么臭,不那么糁人。而我却神经质地站起来,蹬、蹬、蹬地倒退了三步。

   完全是生理的本能反映,我的职业控制感力哪里去了?我在事后问自己。

   整个大半年的采访和写作感觉自己是在泥潭里行进,粘滞沉重得拔不开腿,这是我职业生涯里经历的最难的一次,写过那么多东西,从来没有身陷泥潭的感觉。

   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找过不去?

   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时候,我一次次向编辑部报题,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再一次写细菌战,有什么理由让细菌战再一次占据版面进入读者视野。选题并不容易通过,比如,《南方周末》曾经为我的报道出过一期特刊《极罪》,那是我反复向报社领导说明,并写下书面保证的;比如前一个月,尽管是纪念年的热潮中,我报的常德细菌战,还是没有获得通过,编辑部传回话来说,报社要做广州细菌战,不想做常德的了。新闻总是追逐最新的东西,对一再出现的面孔永远是厌倦的,这我能充分理解,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只能努力去发现新闻点,而不能做媒体的主。

   从2002年一直报题报到今年,报到自己都常常怀疑,是不是自己视野太窄,总是发现不了重要的新题目?十几年写一个题目,不断地写,你自己烦不烦啊?

   13年来,跟踪报道王选和细菌战的记者不少,但都不长久,有的只做一两次报道。在我之前有中央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郭岭梅老师,诗人郭小川的大女儿,几乎跟拍了诉讼的全过程。而这差不多都是她退休之后的志愿行动,头发花白的她扛着一台旧机器,采、录、摄只一个人,架好机器就得擦汗,整个人天天都在汗流浃背,王选走那里她跟拍到哪里。后来她跟不动了,就剩下了我。

   这难道也是我的宿命?

  

   三

   2014年,我荣升为王选的闺蜜。

   这一年广西卫视做一档新闻背后故事的访谈节目,要求王选指定闺蜜一枚,上台配合,我被挑中。

   和采访对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新闻伦理学里大概有一大套理论,且不去管它。后来王选开始用微信,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京城闺蜜”,三五个人,我也在其中。王选说:“群里的人都是当年开始做时走到一起的,多少年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这些朋友。”这话听起来很有当年“起事时”结义的感觉。但这个群里只有一次谈到了年龄、皱纹、减肥话题,感叹了一下岁月,接下来都是细菌战、中日问题等大话题,小女儿情状永远不是王选的菜。

   节目要求做为闺蜜送给王选一个礼物,我带给王选两盒藏药止痛膏药,这是我对付自己颈椎病屡试不爽的武器,我知道王选也到了需要这个的时候了。

2009年我和郭岭梅老师去日本采访王选和受害者的行动,十几天拖着大箱子密集的旅行、申诉、会议,王选一路喊腰疼,到了姬路她家,一座中国城乡结合部常见的小楼,一侧是直通的走廊,一一侧是一排房子,没有电梯,把行李搬上楼,王选一下就倒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电话响了,她甚至都不能爬着去接。原本想反正到家了,我们可以照顾她几天,但不巧的是郭岭梅家出了紧急的事,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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