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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翠兰:语言存在论视角下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状态透析

更新时间:2015-12-18 10:37:35
作者: 赵翠兰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学校中获得存在感、家园感,最终成为城市学校的主人,首先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城市学校创设平等的语言环境,使之融入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语言存在观来帮助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找回失缺的精神家园,进而培养城乡儿童的语言主体间性以增进二者间相互认同,从而切实保证城乡儿童惬意地生活在“语言之家”。

   (一)创设平等语言环境,促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融入城市

   在城市学校环境中,由于普通话和方言在权势地位上的悬殊,导致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学校中的弱势地位。而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各种语言(方言)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语言和选择语言的权力和自由。每一种语言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因此,方言和普通话本身可以平等、和谐、融洽地共存,并且可以相互欣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如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使用“叫天子”,在《阿Q正传》中使用“转折亲”等方言,正是普通话与方言共存、相互补充的典范。“平等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校融入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基础。”[11]但现实中,普通话的推广有贬低、抑制方言之势,从而导致城市学校唯普通话是从。校园中“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与“普通话:架起走向成功的桥梁”等宣传语,无形中塑造了普通话文明、高雅和成功的形象,而方言则成为低俗、落后和失败的代名词。这不仅导致两种语言的不平等,而且造成两种语言使用者地位上的悬殊: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仅极力掩饰、扼杀方言,而且对普通话形成高度崇拜的心理;城市孩子不仅耻笑方言,也鄙视说方言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当前,国家层面明确提出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求在使用方言的同时,学会普通话,进而实现语言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为此,应加强政策引导和实践宣传,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各种语言的丰富多彩。“置身于千姿百态的语言系统当中,欣赏他们的规律、和谐、系统之美,体味他们各自的微妙以及对现实分析之透辟,我们会发现:人人平等。”[12]在平等的语言环境中,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才能和城市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成为平等的语言主体,真正融入城市学校环境中,成为学校生活的主人。

   (二)形成语言存在观,帮助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找回失缺的精神家园

   融入城市生活,不仅指身体进入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中找到心灵的归属感和存在感。从语言构成世界构成主体的角度来看,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只有活在语言中,并在语言中呈现自我,他们才能真正找回失缺的精神家园。而当下的教育现实却是,许多教育工作者仅把语言作为一种教育教学的工具,信息交流的媒介,知识传递的手段;或者把语言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用高权势地位的语言去裁量、评判处于低权势地位的语言,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语言除了工具性、权力性功能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构成世界、构成生命存在的功能,语言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因此,加强和引导教师转变语言观念,形成语言存在思想至关重要。方言和普通话均是建构生命主体的语言,亦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保护儿童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本我、个性化的语言,满足教育培养独特人才的需要,帮助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学校中找回失缺的精神家园。

   (三)培养语言主体间性,增进城乡孩子相互认同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找到精神家园,还需培养城乡孩子的语言主体间性,使他们相互欣赏、容纳,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

   语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言语者和言语受者之间进行的彼此吸引、往来应答、充分理解的谈话。也就是说,不管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之间,城市儿童之间,还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城市儿童之间,同为主体的他们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你—我”之间而不是“我—他”之间的交谈,交谈的双方是在互动协同中使自己的主观视角尽量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方的视角相契合,从而建构新的交谈语境和意义空间。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城市儿童之间的交谈,是在双方相互尊重、承认、觉察、利用与转化中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心灵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言说的“我”给了“我们”而不是“他们”一个谈话的视角,“我”既是说话的主体,同时“我”也是听话的主体,“我”既会站在“我”作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或城市儿童的视角意识自己的言说,同时也能站在对方的视角体验、领会对方的感受,“从而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自言自语’变成‘对话’,使自己的主观视角尽量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方的主观视角吻合”[13]。最终达到把对对方的认识变成自我认识,把对对方的理解变成自我理解。如此,谈话双方进入了一个视界融合之境。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

   [2][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85、33.

   [3]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61.

   [5]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8.

   [6]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08.

   [7]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70.

   [8]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4.

   [9]罗纳德•沃德华.社会语言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3.

   [10]陈蓉霞.人,符号的动物——评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N].中华读书报,2005-02-28.

   [11]戎庭伟.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校融入问题及其对策——基于福柯的“权力分析”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4,(6).

   [12]王远新.论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优劣”[J].世界民族,2003,(5).

   [13]成晓光.语言哲学视域中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建构[J].外语学刊,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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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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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研究》(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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