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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兵:厘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

——兼论对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更新时间:2015-12-16 20:50:33
作者: 童兵 (进入专栏)  

  

   【摘要】简要回顾近百年来“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形成的条件与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产生的背景。中国学者在对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相关论述中存在很多模糊认识,通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作为一种舶来品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与解读,提出一些质疑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层面简要了解当前我国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认识。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分析评论

  

   文起之初,有必要对本文标题作点说明。美国学者提出“新闻专业主义”,以及该学说或口号在美国之流行,同“新闻专业主义”被我国学者接受和解读、舶来中国并使之在学界与业界得以流传有所不同,故“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与我国的理解与执行是有差异的。

  

“新闻专业主义”是如何在美国提出的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和推广,以至最后成为一种行业规范和职业理想,是美国新闻业由社会自然行为演革成为一种“职业”,又由“职业”演革成为一种“专业”,是新闻工作者不断追索“专业化”目标的最后结果。让我们看看《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作者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是怎样呈现这种由“职业”而进入“专业”的进程的。他们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newjoumalism(新新闻学)”一词再次为人所用。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年月,它指的是新闻采集的一种全新方法。后来,在“幻灭”的年代,美国的汤姆·沃尔夫、吉米·布雷斯林、盖伊·塔利斯、杜鲁门·卡波蒂和诺曼·梅勒等作家开始试验一种被称之为“新式非虚构报告文学”或曰文学新闻。虽然它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一般说来,它是指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这些被称作“新新闻工作者”的探索,又被称作“新新闻主义”的创新,说明了新闻在专业上的努力和进步。①

   当时在美国推动这种对新闻专业性追求的动力之一,是新闻传媒为摆脱信任危机而刻意划清同政府的勾搭。到1970年,根深蒂固的信用差距在美国生活中已极为明显。在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信用差距。不少人认为,“新闻受到控制,许多人不相信政府的解释。”②

   美国学者埃默里父子由此着重分析了媒介批评的意义。他们指出,“媒介批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逐渐积累力量,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又不断加强;这些年来,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界卷入党派政治,这使媒介在大众心目中难以保持信誉。”他们还指出,“如果说业内人士对外界施加给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媒介受到的压力做出回应,那么他们也给自己造成一些压力。他们的反应采取如下形式:改善职业工作条件,成立有效的媒介协会,制订自愿性的行为准则,发展致力于实现新闻事业的崇高目标的职业组织,鼓励新闻学教育,支持报业研究,创办报业评议会和新闻学评论刊物,提高少数族裔和女性的职业地位,保护报纸抵御法律和政府的压力。”③

   正是这一系列努力,使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包括作为准新闻工作者的大学新闻系学生)真正开始认识到,新闻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社会行为,是媒介对社会的专业性贡献。“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长达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逐渐形成的。而这个专业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联邦的最高法官雨果·L·布莱克所提出的:报纸要为被统治者服务,不要为统治者服务。④显然,这个结论既是美国新闻界对摆脱信任危机的深刻思考,又是接受出于专业主义需要而对新闻工作者所施行的一系列训练的结果。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同解读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来自美国的舶来品,中国学者对它的理论贡献和指导价值的评价不尽相同。实际上,“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形成并提出的历史不足百年,但有的学者并不这么认为。有人甚至说,世界上第一篇新闻学博士论文中就蕴含了“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有学者分析,在美国自由主义的理念框架里,可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社会责任论、公共新闻等是建立在积极自由框架里的,因为这些理念有明确的维护或防范的对象,其理念的确立和坚守又时刻不能松懈职业者的斗志,而“新闻专业主义”则应归于消极自由的框架,因其是自然而然的专业发展的结果,又没有多少需要防范的压力。还有学者指出,面对社会责任论和公共新闻等理念的冲击,“新闻专业主义”屡受质疑而不倒,其原因则在于整个美国社会及其民主政体对消极自由理念的笃信。⑤

   在美国新闻学界,并没有给予“新闻专业主义”很高的理论上的评价,很多学者强调“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要大于理论上的意义。一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存在于媒体从业者的日常行动中,从解释学的路径出发,能够将个体行动、主观意义、权力控制等微观和宏观视角连接起来。这一视角植根于媒体工作者的鲜活行动中,能够深刻阐释媒体从业者的实践状况,重构“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批判话语的解放意义。⑥

   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理想。这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虽有“公共服务”的信念,但在泛传播时代背景下,一种以媚俗方式讨好受众的低俗化、娱乐化风潮愈演愈烈。被冠以“无冕之王”的媒介权利不断膨胀,再加上社会对传媒监管的缺失,“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⑦

   更有学者对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提出质疑,可惜对此研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提出,在今天中国新闻业遇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而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倡导的“自由独立、客观公正、公共服务、专业自律”,“对新闻业而言具有普适性价值”。⑧

   “新闻专业主义”的提出同它的最终结论竟然相差如此之远,可见无论“新闻专业主义”提出者的美国学者,还是运用这个舶来品以使其能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根发芽的中国学者,在思想认识上都还是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对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不能说,对于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及规范,中美没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给予十分清楚的阐述。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曾有两名学者共同执笔写成了题为《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论文,他们在摘要中提出,“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他们还强调,“专业主义的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⑨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建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逻辑框架的主张,提出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特殊角度即“成名的想象”: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即获取专业或职业的“名望”。该论文为中国新闻从业者设计的“成名”路径是:通过“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激发新闻从业者产生“成名”的冲动,沿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按部就班地内化自己。论文认为实现“成名”不可缺少的前提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将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进体制内,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文章主观地认为,“收编”新闻从业者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建立主导框架,鼓励新闻从业者在这个框架内成名,并且力图通过各种官办的专业奖励强化这个话语框架。文中强调,“更为直接的‘收编’方式”是提拔新闻从业者成为宣传或政府职能部门的主管,使这种“收编”的结果,一方面促使媒体宏观管理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也将新闻工作改造为进入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确保新闻传媒完全纳入党—国权力体系,使被“收编”者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坚。该论文的作者认为,“收编”不同于强制。因为“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

   论文还提出,“新闻专业主义”同时应当是组织层面的概念,当这些条件能在存在缺陷的现实中得到满足时,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中也就包含了对组织的情感依赖,表现为对组织的忠诚。最后,作者针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三个相互拉动的力量”: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提出了运用“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框架有效应对的立场和办法。

   笔者对上述这篇论文的观点进行梳理,只是为了呈现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论者十多年来影响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业发展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实际上还有一些这样的个案。据上分析,对美国“新闻专业主义”,我们应当提出质疑。深入研究“新闻专业主义”,还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全面解读“新闻专业主义”。

   笔者主张新闻从业者应该具备高度的专业精神、明确的专业担当和严格的专业修养。但笔者同时又在思考,像医生、律师、法官、教师等专业性丝毫不亚于新闻行业的许多专业,这些行业同样强调专业精神和专业自律,却没有人去刻意建构什么医疗专业主义、司法专业主义、教育专业主义,唯独新闻界近百年来千方百计地建构一套“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其原因之一,诚如上文有人指出,要通过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来内化新闻从业者的成名想象,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改编”所谓党国体制下的用人机制。这同当年美国传媒企图用“新闻专业主义”摆脱信用危机和脱离政府控制的目的不谋而合。

   使用其他的话语体系,都不如用“新闻专业主义”这样的冠冕堂皇的话语对抗现有体制下的话语“有效与安全”。阅读报章发表的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论文,这种心态从中不难发现。试比较一下,我国学者发表的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文章,远比美国本土要多,研究者也比美国要广泛得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有几位学者的意见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他们提出,记者应跳出把美国或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技术教条或伦理规范在中国加以普及的思维模式,而应更多地反思“把关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价值基础是否存在。专业主义不仅包括客观的记录,更多地要考虑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在互联网的挑战下,记者的专业权威该如何去建构。⑩

   [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中期研究成果]

  

   注释

   ①参见《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496页。

   ②参见《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508页。

   ③参见《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618页。

   ④参见《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⑤参见卞冬磊:《“自由的抗争”: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公共新闻业》,《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5期。

   ⑥参见袁光锋:《现实主义、乌托邦主义与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话语——基于“行动”的解释学研究路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⑦参见尚帅:《泛传播时代更需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记者摇篮》2011年第7期。

   ⑧参见周劲:《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探索》,《新闻大学》2013年第4期。

   ⑨参见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1期,第17页—59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

   ⑩参见芮必峰:《新闻学研究中功能主义取向和方法之思考——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例》,《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张志安:《互联网如何影响我国新闻业》,《传媒》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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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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