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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日薪制与新型劳资关系的建构

——广东S镇农民工劳务市场调查

更新时间:2015-12-16 14:31:09
作者: 谢宇  

   【内容提要】 在城镇化进程加速的重要时期,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步伐,他们长期依赖次属的、非正规的劳务市场就业,易于被欠薪。因此,日薪制劳务市场在G市S镇悄然兴起。走进日薪制劳务市场,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按日付薪是他们在建构新的薪资给付模式。虽然日薪制劳务市场的兴起,迎合了劳资双方的某些需要,降低了劳资双方传统的风险,但也导致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在无形中流失、企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因此,本研究基于劳务市场分割理论视角,提出规范日薪制劳务市场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 键 词】日薪制/劳资关系/农民工/劳务市场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9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34亿人①,相当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属于“乡—城流动人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民工。由于制度设计、社会排斥和文化冲突等诸多因素叠加,导致农民工群体依然属于社会的底层阶层。农民工由农村来到城镇,其日常生活环境由“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原子式嵌入的陌生世界,并“沦落”为陌生人世界的弱者。但是,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农民工阶层正在经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作为弱者的农民工,身处社会转型的大潮流之中,应对陌生人世界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时更多地会选择一种“弱者的抗争”形式。以农民工讨薪为例,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无助与无奈之间,农民工既有以命相搏的“自杀式”讨薪,又有悲情色彩浓郁的“子女替父母讨薪”,还有吸引媒体眼球的“特色讨薪”(新闻发布会讨薪、裸体讨薪),更有颇具现代手段的“微力量”讨薪(微博、微信讨薪)。以上种种讨薪方式都反映出农民工作为社会弱者的无助与抗争。

   然而我们近些年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在抗争的同时逐渐表现出一种建构性的行为,从单纯弱者的抗争逐步转向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建构。在本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S镇以农民工、小作坊主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在抗争的过程中与诸多关系共同建构起一套新的劳动力报酬给付形式(日薪制),并以此为依托形成日薪制劳务市场。

   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先后三次深入农民工流出地江西省南昌市和流入地广东省广州市的日薪制农民工聚集地进行调查。该项调查力求探索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调查中我们“追求的是对‘研究主题的归纳程度’,而不单纯追求定量调查所要求的‘代表性’。”②因此,在访谈时力求被访者能够全面表达与日薪制有关的所有信息。我们在江西省南昌市共访谈日薪制农民工8人、管理人员3人,在广州共访谈日薪制农民工22人、管理人员5人,合计访谈个案38例。此外,为了对两地日薪制农民工有一个基本了解,还在两地共发放问卷300份(其中南昌100份、广州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为86.7%。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要引入的日薪制,是一个具有特殊时代背景、不同内涵与外延的新概念。我们发现,南昌市大大小小的农民工就业摊点有70多处,而且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地方产业结构关系,至今都形成不了劳务市场。而在广州市的S镇,日薪制劳务市场虽然迎合了劳资双方的某些需要,降低了劳资双方传统的风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成本,降低了总体的生产效率,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在无形中流失,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不自觉中丧失。因此,日薪制劳务市场为何兴起?它对就业与劳资关系的影响如何?怎样才能引导与规范日薪制劳务市场?这都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日薪制的形态和特征

   S镇位于广州市北部,全镇总面积160平方公里,辖25个村(居)委会,总人口超过30万人。皮革皮具产业是该镇的特色经济、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由于该镇抓住了国际皮革皮具产业转移以及国内皮革皮具产业集聚的战略机遇,以市场为导向,以开放为动力,以民营为主体,以专业市场和工业园区为载体,以创建区域品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实现了产业跨越式发展,在实践中成功走出一条市场培育引领、产业集聚带动、农民就地就业创业、政府有为引导、区域创新发展的富民强镇新路。③由此,S镇出现了成百上千的皮具企业,也引来了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在此就业。然而,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情形急转直下。不仅劳务市场持续10年之久的“民工荒”愈演愈烈,而且人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和老板欠薪事件也不断产生。这些变化都显示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受着重大的结构性挑战。而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农民工”选择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应对方式。这种新的应对方式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日薪制”给付形式。

   (一)日薪制劳务市场形成:从路边散工到劳务市场

   在2007年前,S镇按日付薪方式的劳务交易与其他地区一样,只是零星的几人或几十人在路边、公园里进行的小范围、小规模的劳务交易。这时的按日付薪方式还进入不了劳务市场。他们至多只能被称为“散工”④。根据周大鸣教授及其团队的调查发现,早年珠三角地区的散工“从事的行当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类似打短工的性质,雇主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说是劳动后备军。另一类是手工业劳动者,干的行业比较单一,如木工、泥瓦工、修鞋、修自行车等。”⑤由于S镇一直以皮具业为主,所以早期S镇的散工应该属于这里的第二类,以手工业劳动者为主。然而时至今日,S镇皮具生产的方式依然是以手工作坊为主,规模化、集约化的机器工厂在短暂的兴盛之后迅速走向衰败。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变迁过程中,看似不变的生产方式却形成和经历了不同的劳务市场。珠三角地区如此,内地情况又如何呢?我们选择了农民工流出地南昌市进行调查。

   在南昌市的街头巷尾和高架桥下,约有70多处人数在20-70不等的农民工在此候业。他们“多是一早就出去,二三人一起在路边竖一块牌子(用砖、瓦、纸壳等)上面写上‘装修、搬运泥沙’等,实际上除了这些外,只要有人雇他们什么都可以干。”⑥这一点与珠三角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散工市场没有明显不同。我们发现,南昌市农民工日薪较高,搬运工每天220元,泥瓦匠、水电工要价都在300元左右。正如被访者罗某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们每天在此“守株待兔”,来了一个客户大家就一起去谈价钱,几人同去的话薪酬平分。有时几天也没人来招聘,我们便就地聊天、打牌。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被访者张某也表示:

   我们没文化、没技术,只能做散工。30年来一直如此,一个月能有20天找到工作就很好了,(现在)月薪6000元左右。

   在农民工流出地南昌市与农民工流入地S镇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日薪制市场充分自由,工钱面议,按日计酬。这些农民工认为,企业上班受时间约束且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于是,在街头巷尾、劳务市场待工的他们,大多是为了自由、为了不被欠薪而宁愿在此“守株待兔”。

   现在南昌市农民工依然停留在“散工”市场阶段,但广州S镇在2007年前后就开始步入新的“日薪制”劳务市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引起了一场强烈的金融海啸,使得主要依靠外向型经济的东南沿海地区受到严重影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东莞、深圳等地陆续出现了一种日薪制“人才交流市场”,其中S镇形成的这种“人才交流市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广。它是一种特殊的、新型的“人才交流市场”,因为它形成的条件、组织的形式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等都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才交流市场有着显著差别。这种在珠三角地区新生的“人才交流市场”貌似一个传统的大“集市”,只不过传统的“集市”是自由对换商品的地方,其参与的主体是出售货物的商人和购买商品的客户;在这个“人才交流的集市”里,参与的主体是前来求职的农民工和急需使用劳动力的用人单位,劳资双方在这个市场里进行着传统的博弈,当面议价、自由选择、按日付薪。可以说,按日付薪是这个“人才交流集市”最明显的特点。

   (二)日薪制劳务市场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在S镇早年就有企业和应聘者在路边摆摊设点,不但造成交通道路堵塞现象,而且容易滋生违法犯罪行为,存在社会治安隐患。为此,镇政府投资550多万元建成了占地面积达12000平方米的人力资源中心,并在街心公园内设立临时工招工点。同时,该镇还成立了由400多名区镇工作人员、保安和民警组成的现场综合执法组、宣传组、企业组和交通组,规范日薪制劳务市场,逐步改变了日薪工人聚集在街边等待招工的混乱局面,于是,日薪制劳务市场不断兴旺。⑦

   这种全新的日薪制劳务市场是求职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招聘人员定期在固定的地点直接商谈、当面议价、现场达成协议的劳动力供需见面的场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劳资双方只出售或购买当天的劳动时间,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都只在当天有效,工资是当天结算并支付。自2007年起,日薪制劳务市场逐渐兴起于广东省的多个市区。据初步统计,参与日薪制劳务市场的劳资双方人数可达数十万人。仅在S镇,日薪制劳务市场已经从2007年的1个扩展为现在的5个,劳务市场人数从数千到1万不等,每天众多的农民工(求职者)、作坊主(企业主)都在日薪制劳务市场满足着各自的需求。

   二、日薪制劳务市场在S镇兴起的原因及其分析

   劳务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在社会经济各领域合理配置的场所。劳务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机制,是由“需求”、“供给”和“制度环境”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由于S镇劳动力市场是以加工为主,创新技术程度不高,从而导致企业的大部分劳动力需求是低文化程度、低技能要求、低薪资水平的“三低”劳动者。

   (一)国际金融危机与法规调整是日薪制劳务市场兴起的主要原因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继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导致珠三角地区大量外向型企业倒闭。2008年10月15日,东莞最大港资玩具企业香港合俊集团在广东东莞和清远的三家玩具厂突然宣布停业,合俊集团老板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突然“消失”,直接导致7000多名农民工高达2400多万的工资被拖欠。据《广州日报》报道,2008年前10个月,广东停产、歇业、关闭和转移的中小企业有15661家,其中,仅10月份停破产的就有8513家,超过了前三季度的总和。⑧“倒闭潮”的背后是大量企业老板逃逸、欠薪,很多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一夜之间不仅没有了工作,而且至少被拖欠一个月的薪资。

恰逢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颁布并实施,在企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出现华为“集体辞职”事件、珠三角地区低附加值民营企业大批关闭、迁移等现象。在东莞经营饮料企业的台商杨某表示,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一系列因素,差不多已把东莞所有单纯靠加工的企业逼到了为生存而挣扎的边缘。应该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是在金融危机与法规压力的双重作用下,珠三角地区的东莞、广州、深圳等地出现了大批企业老板携款逃跑的欠薪事件。《南方都市报》曾整版报道S镇一名新生代农民工因讨薪被打死的事件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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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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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京)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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