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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经典的编码和解码

更新时间:2015-12-15 20:14:49
作者: 周宪 (进入专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了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许多基本法则,特别是平等的理性辩论的规则,它很快从文学的论争转向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与安德森的观察相一致,哈贝马斯也特别强调公共领域与印刷文化的关系,从出版社、书店、杂志到读书俱乐部等,文学在其中显然起到了社会政治变革先声的作用。通过文学公共领域对现代社会发展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独特角色,不难发现文学的重要功能,亦即文学成为资产阶级启蒙的有效思想武器。

   接着,我们引入霍布斯鲍姆的“发明的传统”理论,用以解释文学经典是如何被“发明的”。如果说公共领域描述了文学知识生产的体制形式的的话,那么,“发明的传统”理论则揭示了这一生产与民族性的复杂关联。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发现,每当社会迅速转型并摧毁了旧的传统时,传统就会被持续地“发明”出来。而这些传统又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问题密切相关。假如说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概念从一般意义上描述了这个过程的话,那么,霍布斯鲍姆“发明的传统”概念则进一步深入到想象共同体的现代形成的隐蔽手段之中。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发明的传统”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发明的传统”通常呈现为一整套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特征;第二,“发明的传统”标明了某种与过去的联系,但这种连续性往往是人为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变化了的新形势;第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中被植入了新的传统(15)。尽管霍布斯鲍姆主要讨论是一些常见的国旗、国歌、游行、节庆等仪式性活动,但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这样的象征交流实践(或表意实践)活动,只不过其方式与上述活动有别而已。更重要的是,文学经典作为“发明的传统”,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亦即当前时代出现的新文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通过新的视角和解释,对古典作品的经典性予以新的现代性阐释,将现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植入这些经典的解读和解释之中,使之去语境化(脱离古典语境)而重新语境化(重新置入现代性的语境),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古典文学经典的现代阐释。

   至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经典现代性建构的理论框架,它是由与现代性相关的三个概念构成的。经典的现代性建构首先呈现为民族国家和文化(文学)的塑造,是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文化根源”(安德森),它通过文学公共领域这个具体的社会空间来得以塑型(哈贝马斯),塑型的基本手段或路径就是各种“发明的传统”(霍布斯鲍姆)。分析至此,还有一个必要的工作性区分,那就是经典的古代性和现代性的区别。原则上说,任何时代都会建构出自己的经典,但是从长时段来考量,古代经典和现代经典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这里我不打算触及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古今之争”,而只想就经典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来讨论古今差异。有些研究发现,现代经典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古代经典。第一,现代社会某些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性质;第二,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不断增长的影响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形式,有助于确定独特的民族文学经典;第三,中小学和大学那些比较现代的世俗文学研究课程的创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标准化课程中的所选作品的经典化。(16)在我看来,经典的古今差异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经典的现代性现象。其一,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文化建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族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学经典的形成。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论框架,我想强调的是,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没有经典就会发现经典,进而确立经典;有了经典则需要重新以现代性的视角来遴选并加以阐释。所以,现代性在其中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经典建构原则。那么,现代性在这里又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就不难发现,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确立自己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武器。文学在生产、传播并强化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尤其是戏剧、小说等文类,由于其形式活泼、通俗易懂和受众面大等特点,成为启蒙运动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在摧毁封建阶级的伟大事业中,文学家成为革命的急先锋!无论是法国百科全书学派,抑或德国汉堡剧院及莱辛剧评,或是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等。这一过程隐含了两方面的张力。第一个是民族文学与启蒙普适价值观的张力,即是说,通过民族语言文学,在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从民族语言文学的角度推进了启蒙普适价值观的传播。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直言,英国宁肯失去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说明一个文学家对于一个民族现代精神的塑造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它远不是地域和物质性存在可以比拟的。第二个张力是现代性自身的张力,就是作为审美现代性一部分的文学,从赞美启蒙普适价值开始,逐渐发展到与之复杂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的张力”(17)。正是因为这一张力,后来经典的争论才演变成为一场极具颠覆性的“文化战争”。

   其二,现代性的体制建构又是经典建构的前提。现代教育的载体是学校,作为教育体制的基本形式,学校及其文学或人文教育在经典选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诚然,经典的现代性建构不只是学校一个方面来承担,严格地说应该是广泛的社会文化机制相互作用的合力作用。回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说经典的现代建构是一个发生在公共领域里复杂的文化过程。这里可以采用一个相关的美学概念来描述,那就是所谓“艺术界”(art world),提出这一理论的美学家丹托认为,“把某物看作是艺术就要求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18)把这一陈述挪移到经典的现代建构问题上来,我以为也是同样适用,就是说,把某个文学文本看作是经典,同样也需要某种文学理论氛围或文学史知识,那就是“文学界”。后来,迪基将艺术界进一步规定为包含若干系统的制度环境,其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理论家、美学家等。(19)如果说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系统运作的合力作用的产物的话,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文学界显然是比教育界更加直接地参与了经典形成的建构工作。以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来看,“发明的传统”具有“人为性”,经典的现代建构也同样如此。社会学的一些发现很能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鲍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的确立。启蒙运动以降,知识分子登上了资产阶级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历史舞台,在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中,他们逐渐变成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立法者。”“立法者”的功能不仅体现社会的政治法律层面,同样也广泛地体现在文学艺术或美学层面。其中之一就是伟大的奠基性工作——“文化的发现”(这里我们也可以称作“传统的发明”)。“文化的发现”核心就是赋予文化以三种观念:乐观主义(人性的无限可塑性),普遍主义(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完美理想)和种族中心论(18世纪欧洲的思想代表了人类至善的顶点)(20)。鲍曼注意到,在整个现代时期,美学家、批评家、理论家或哲学家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判断和艺术判断的大权,“另一种形式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意味着作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21)。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奠基性的立法工作,学校的文学教育如何选择经典就会变得没有标准而无法实施。鲍曼所说的美学家、批评家、理论家或哲学家在“文学界”所做的“立法者”工作,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中叶一直延续着,他们自身的权威性也是通过确立权威的经典及其标准而得以实现,就像我们前引哈里斯关于经典遴选式的作家与经典互惠一样,“立法者”也是通过立法本身来获得自己的象征资本和文化权威。因此,现代公共领域中的文学界的立法工作,完美地实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从表面上看,经典就是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深入到现代性公共领域的文学界运作体制中去的话,就会发现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发明的传统”那隐蔽的“人为性”。“文学界”的那些“立法者”们,一方面通过经典来传布启蒙思想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又通过作为典范的那些文学经典,来传播高雅的趣味和文学的价值。如鲍曼所言,那些教养良好,气质高贵和趣味优雅的精英人士,拥有审美判断和区分艺术高下的权威性,他们通过抨击大众趣味的低下和中产阶级的平庸来实现美学价值和趣味的阐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界”的立法与教育界文学教育联系起来了,经典便由“文学界”经典的知识生产转向了教育界的知识传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重要的美学家、理论家、批评家,不但探究那些复杂深奥的文学和美学问题,同时也为公众撰写通俗的教本和报纸评论,旨在引导公众正确地理解文学,把握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启蒙运动的许多伟大作家既是美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的探索者,也是公众审美教育趣味培养的引导者。从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或是德国启蒙学派歌德、席勒、莱辛、赫尔德,或英国批评家德莱顿、约翰逊、蒲普等,都是这样的“立法者”。至于休谟、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更是对审美趣味和伟大传统作出哲学规定的“立法者”,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理论为整个现代文学的自主性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方案,黑格尔的美学巨著则更加系统地探究了文学艺术,并将这个环节置于理性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中。

   据考证,经典这个概念率先被用于世俗文学是1768年德裔荷兰古典学者伦肯(David Ruhnken)(22)。这个时间节点是耐人寻味的,它与巴托对“美的艺术”(fine arts)的命名(1746年),以及鲍姆加通对美学(Aesthetca)的命名(1748年)均属同一时期,亦即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繁荣时期,亦是鲍曼所说的“立法者”工作的重要时期。这些事件的出现和时间节点上的相对一致,绝非偶然!今天意义上的西方文学经典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它的现代建构。或许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学经典的现代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启蒙运动阶段达到了高峰,经由公共领域的文学界这一体制,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学经典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必需的时间、空间、原则和标准。

   三 经典的后现代解码

   上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后结构主义的登场,后现代思潮兴起,经典现代性编码的美学理想主义遭受了质疑,一场有关经典的“文化战争”狼烟四起。假如我们把美学理想主义的经典观看作是一种经典的现代理论的话,那么,种种颠覆经典的理论则明显带有后现代理论的特征。

总体上看,这场“文化战争”涉及到文学经典的诸多核心问题。米歇尔认为,经典的争论围绕着四个问题:(1)经典是如何随着时代而改变的?(2)导致经典变化甚至颠覆的过程是什么?(3)一种文化或社会可以没有经典而存在吗?(4)提出这些问题而对经典和经典性作批评性反思只是晚近才出现的事吗?(23)哈里斯发现,经典问题的辩论呈现为三种不同论点:(1)不存在也从来没有过经典;(2)总是必然存在着经典;(3)经典是由阅读产生的,而不是由空泛的文本造成的(24)。霍尔伯格指出,经典的争议有三种不同的问题视角:(1)艺术家如何通过选择某些风格和意欲赶超的大师来确定经典?(2)诗人—批评家和学术批评家如何通过文学研究体制来建构经典?(3)体制化的经典如何有效地控制着文学研究和教育训导?(25)在我看来,林林总总的经典论争集中于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经典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形成过程中谁有权选择经典以及选择的依据何在?尽管质疑经典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鲜明地体现出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倾向。我们不妨将这些颠覆经典的理论概括为政治实用主义,它与美学理想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经典究竟是一个美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又引申出另外两个相关问题:其一,建构经典的力量是来自文本审美特质还是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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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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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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