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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辰婷: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

更新时间:2015-12-14 20:49:44
作者: 宋辰婷  

   【内容提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网络时代开始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形式向感性形式的转向。因此,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自主性建构是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的,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赋予了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蕴藏于基层社会的巨大现实权力上。

   【关 键 词】社会认同/感性意识形态/网络社会

  

  

社会认同研究经由心理学领域向社会学领域延伸,逐步从归属性认同转移到评价性认同,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经由网络技术的传播,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在网络上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权力。那么,与传统的合法性认同相比,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有怎样的不同之处?在传统合法性认同受到挑战的网络时代,广大网民的评价性认同是基于什么建构而成的?本文将从感性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

   一、由归属性认同到评价性认同:社会认同理论的变迁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概念首先由心理学家提出,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nner)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①。社会学最初将此概念引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时,也大多沿用了其归属性层面的意义,包括科尔曼在对社会认同的定义中,主要强调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②。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也深刻地涉及了民族认同、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问题③。目前,国内对社会认同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大都集中在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领域,如王春光关于新生代移民认同危机和认同重构的研究指出,可以通过社会政策的整体改革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④。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社会认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工作坊召开研讨会,就社会认同理论在欧洲、北美以及中国社会心理学界的发展历程、研究背景与现状做了介绍⑤。李友梅等通过对美、德、日三国社会认同构造之路的历史研究,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背景,指出社会认同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三种建构体系: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意义系统、社会组织方式⑥。方文提出通过建构多元群体资格的方法,提高群体之间的认同感的“认同建构”方法⑦。

   关于社会认同的这些研究,为如何建构、重构社会认同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对社会认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要进一步研究社会认同问题,除了要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继续做出推进之外,还必须看到社会认同理论发生的变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社会认同逐步由身份认同、归属性认同转向评价性认同,认同感不仅仅停留在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而且增加了更多的评价性因素。“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背景下的认同,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和个体心理学界定的个人认同或身份认同。个体的身份认同实质上是寻求个人怎样得到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同思考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层面、地位或角色,希求的是个体得到社会某种层面或某种群体的认可和接受。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发生了根本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因为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不再是个体被社会认同,而是被网络联系起来的个体怎样评价、认可和接受社会”⑧。

   突出社会认同中评价性因素的重要性,是因为评价性认同相比归属性认同对社会、对他人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政治改革、福利分配、民主建设还是在社会公德、价值观念等方面,评价性认同中蕴含着要求社会发生某种变革的希望和要求,希望社会发展得更加健康美好、和谐有序,要求社会更加民主、自由、公平、合理。这些希望和要求与网络传播技术相结合以后,在网络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转化为新时期的网络社会权力。这些网络社会权力的作用并不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且可以撬动现实、改变社会。“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是评价性认同发挥作用的真实写照。2009年开始,在网络的强大攻势下,“‘钓鱼执法’、‘开胸验肺’、‘跨省追捕’等事件,都一一得到解决。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还主动邀请热心网友组成‘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促使事件得到迅速处理;在‘邓玉娇案’中,法院在法律与民意间寻求平衡,宣布抗暴但过当的邓玉娇为‘防卫过当’,判处缓刑”⑨。

   这一系列网络围观事件说明,以评价性认同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社会权力正在迅速崛起,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这些评价性认同在卡斯特笔下是以“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的概念出现的。

   二、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类型及意义:卡斯特的论述

   《认同的力量》是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本书虽然写于20世纪90年代,却仍然能对今天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网络社会的崛起必然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认同的变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

   从传统社会到网络社会,卡斯特论述了三种社会认同的类型:合法性认同、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其中,合法性认同是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它是权威与支配理论的核心主题”⑩。合法性认同在网络时代面临挑战,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政府、企业、医院、学校、电视等各种情景中,支配性权力的存在都是以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甚至垄断为基础的。信息是一种资源,具有权力的特征和作用,在传统社会如此,在网络社会更是如此。“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得到快速提升的是与实体权力不同的信息权力”(11)。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转化,由此带来传统的合法性权力的危机。在“全景敞视监狱”中,管理者处于监狱最高层的监视室内,他可以自上而下地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因此,支配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凭借对信息的垄断使权力发挥作用(12)。而“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开展的凝视和控制,管理者身处一种环形的类似罗马角斗场的中心位置,不得不接受四周所有人的关注和监督,管理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与此同时,公众也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中的管理者”(13)。在“共景监狱”中,统治者的信息优势不复存在,合法性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合法性认同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抗争性认同是“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14)。例如,宗教激进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抗争性认同,信奉者认为,“所有人类行动的目标必须是在全人类中建立上主的律法,终结当前伊斯兰教世界与非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对立。社会及其国家必须根据不打折的宗教原则来组织”(15)。于是,宗教激进主义开始了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一系列革命和社会运动,开始重新建构一个与当下全球化模式完全不同的全球化替选方案。此外,较为常见的抗争性认同还包括文化民族主义、地域性社群主义。抗争性认同大体上来说是一种防卫式的反应,“他们反抗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瓦解了人类生活中的机构、组织及沟通系统的自主性;他们反抗网络化及弹性,因为她模糊了成员以及参与的边界,将社会的生产关系个体化了,而且引入了工作、空间及时间的不稳定;他们反抗父权式家庭的危机,因为父权式家庭原本是打造安全感、社会化、性欲特质及人格系统转换机制的根基”(16)。

   如果行动者的目标不仅仅是防卫,而是借由抗争性认同来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则会形成规划性认同。卡斯特认为,规划性认同是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借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17)。从卡斯特的描述中明显可以看出,只有当抗争性认同从“抵抗战壕”中走出来,并借由这种认同寻求对“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时,规划性认同才会形成。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卡斯特还指出,规划性认同似乎并未从合法性认同中浮现,而是来自当前抗争性认同的发展,也许这是因为抗争者比合法执政者更有动力去改造社会结构的原因。

   无论是抗争性认同还是规划性认同,其作用的发挥并不仅仅表现在思想层面,还表现在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之中。由抗争性认同所支撑的革命和社会运动,无不体现着对网络和信息的利用,“观察环境运动、美国民兵运动,他们找到以国际网络作为信息、沟通及组织的工具,而为基层团体注入力量”(18)。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广泛普及应用,信息传播方式被彻底改写了,这不仅仅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数字网络传播阶段,更标志着信息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效应。正如卡斯特指出的那样,“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码与再现的意向,社会据此组织其制度,人们据此营造其生活并决定其行为。这个权力的基础是人们的心灵。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赢得了人们心灵的战斗才能统治”(19)。信息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关键性权力资源,开始改变人类传统的权力格局;而使信息能够成为实实在在的权力的正是人们的心灵,是基层大众的评价性认同。

   与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不同,卡斯特的认同理论是建构性的。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认同所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20)。卡斯特将意义定义为社会行动者对于自身行动目的的象征性认可。网络社会中的意义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而正是这种原初认同构造了他者的认同(21)。即,卡斯特提出的建构性认同是在固有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在诸意义的来源中是占有优先位置的。而这些具有优先性的固有文化特质正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感性形式的意识形态。

   三、网络认同的建构:实践中的感性意识形态

   与传统的社会认同不同,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主性的建构过程。网络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是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因此要深入考察网络认同的建构过程,必定就无法回避对于网络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在诸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主体意义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建构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形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而是实践中的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

按照学界的普遍共识,“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A. D. Tracy)在他写于1801年至1815年的《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提出的。特拉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包含价值观的“观念科学”(idea-logy),是对周围环境的反映,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基础(22)。虽然明确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直接论述只出现了短短的两个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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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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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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