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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易寒:寻找公约数:利益政治时代的冲突与协商

更新时间:2015-12-14 20:33:19
作者: 熊易寒  

   利益政治时代的来临

   利益,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个体化进程。曾经以家庭本位著称的中国,家族日趋式微,主干家庭也逐步让位于核心家庭,即便在核心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也更像是一对有着亲密关系的合伙人,有着越来越明确的利益边界,新《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规定不过是“新民俗”的法律追认。在当下中国,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利益有着越来越敏锐的触觉。

   另一方面,这些越来越独立的个体又在重新组织化。人以群分,原子化的个人根据自身的利益进行组合与分化,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涌现。这是一个利益组织化的过程,而利益组织化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政治的本质就是对价值(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在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活在集体当中,公开的利益计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禁止的,所以国家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动员成千上万的人群牺牲自身的利益,譬如支援三线建设、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等等。而在当下,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不再具有天然的崇高性和正当性,个体或群体可以与更大的共同体进行利益博弈,这在动拆迁、征地、国企改革等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因为这样一个个体化与组织化的双重过程,我们才会看到这样一个吊诡的中国:一方面“去政治化”,人们似乎不再关心政治,而成为热衷于赚钱和消费的经济动物;一方面“再政治化”,利益的分化使得左右分歧难以弥合,“改革共识”无法凝聚,甚至一些非政治性的事件也常常被政治化解读。

   从利益诉求到权利意识

   随着利益政治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在悄然滋长。因为当我们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必然会涉及群己权界:哪些利益是正当的、不可剥夺的,哪些利益与他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存在冲突,哪些利益是大家所共享的?

   随着利益格局的定型与重塑,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冲突也在逐步凸显,与维权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一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PX项目是典型案例,引进PX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利益,而反对PX项目反映了当地民众对宜居环境、健康安全的诉求;二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譬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外地户籍家长主张开放异地高考,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而一部分本地居民则坚决反对异地高考;又如,在一些罢工事件中,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利益之争;三是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贵州的瓮安事件、广东的乌坎事件、江苏苏州的通安事件都是官民冲突的典型个案。

   我们看到,上述的利益冲突不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主要涉及具体的利益,以经济利益为主,如物权和财产,也涉及生活方式,如环保、健康。这就决定了当前中国的大多数利益冲突是低烈度、碎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公共事件当中,当事人正在从具体的利益诉求转向抽象的权利诉求,譬如,在要求开放异地高考的过程,有的家长提出了公民权的诉求;在反对地方政府随意拆迁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财产权的诉求;在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纠纷中,人们提出了业主自治的诉求。当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步清晰、日益成熟,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转变传统的治理方式,将民间力量纳入治理体系,用制度化的方式、而不是个案的方式(特事特办)来解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这也要求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在主张自身权利的时候同样要尊重他人的权利。

   走向协商:以上海J镇志愿者联合会为例

   利益不只会带来人际矛盾和群体间冲突,也让人们在冲突当中学会妥协与分享。不要忘记,除了冲突性的利益,还有共同利益。冲突本身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去化解冲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在双方之间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尽最大可能避免零和博弈的出现。

   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历来缺乏妥协和宽容的传统,但笔者认为,不可将妥协和宽容视为一种民族性,西方社会也曾经经历过一个不宽容、不妥协的阶段。只要相信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具有理性,会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宽容与妥协并非什么求之不得的天然禀赋,而是社会互动中的一种行动策略,并有可能在长期的实践中沉淀为一种政治文化。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地方性的、民间性的实验,人们试图用协商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

   J镇处于上海近郊与远郊的结合地带,实际上更加接近市区,而不是区政府所在地S新城。市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成熟、完善的,而S新城作为上海的卫星城,本身就是一座功能完整的中等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这样一来,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来看,J镇就成了市区与郊区之间的一块“洼地”,一方面远远落后于市区,另一方面又超出了S新城公共服务体系的辐射范围。近年来,J镇人口的迅猛增长,更加大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难度。

   2008年初,为解决“出行难”问题,J镇镇北面多个小区的热心业主(多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以业主论坛为平台,自发成立了“北J镇联席会议”,不断向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反映问题。2008年4月,“北J镇联席会议”的论坛版主和热心业主们联合签名向市政府发了《J镇镇居民致人民政府的求助信》。2008年7月,沈骏副市长在信访办会见了联席会议版主强先生、薛先生。2008年秋,薛先生又参加了由市长韩正主持的网民代表见面会,再次反映了J镇镇城乡接合部的管理问题。

   2008年底,副镇长华女士调到J镇镇,分管社区事务,上任之初,她感觉压力不小,因为2006年A小区的“选举风波”在市里面“挂了号”,成了区里的“典型”;青年业主的“北J镇联席会议”更是让她头疼。为了及时了解业主的需求和动态,华镇长让居委会将各自小区业主论坛的网址和主要的版主信息上报给她,安排社区办两名工作人员每天关注网上动态,并要求居委会成员进入论坛,多与网民接触,提供信息,引导舆论;与此同时,她也开始邀请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2009年,在涉及公建配套等主要事项时,华镇长开始邀请相关的网民、版主,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周以内给予答复。此时这种见面会是不定期的,也没有固定的人员。经过一年的磨合,华镇长和70后、80后的网民代表逐渐打破隔阂,相互信任。

   2010年,J镇镇的网民见面会步入正轨,定期举行,讨论的时间、主题和议事规则逐步成型,版主和网民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自发维持会议秩序,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内容不能重复,简明扼要。与此同时,见面会不再由社区办唱独角戏,华镇长只负责召集,根据会议主题邀请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网民见面,现场答复。

   2011年,镇政府不再被动地听网民讲,而是主动将政府未来的工作计划告知网民。每次开会之前,镇政府都会通过电话、短信和网络发布“召集令”,征集业主网民报名参加会议,每次人数控制在15-20人。J镇镇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员是每次会议的主力。沟通会议基本保持每月一次,遇特殊情况就两个月开一次。主题围绕J镇的卫生、治安、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服务。开会之前,社区办先通过居委会的网管员对社区论坛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了解网民关心的话题;而网民也会事先搜集资料,酝酿想法。双方提前做好“功课”,在沟通会上进行讨论。以下是近两年网民见面会的议题:

   会议时间 会议主题

   2011年3月 电价暴涨、向市民宣传政府官方微博、业委会、公交线路

   2011年4月 交通管理、村镇建设、城市管理执法

   2011年5月 道路交通管理

   2011年6月 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动拆迁、城市管理执法、交通管理

   2011年7月 派出所工作、治安

   2011年8月 交警体验日活动(志愿者当一天交通警察,体验交警的生活)

   2011年9月 居委会建设

   2011年10月 公交车与地铁对接问题、社区巴士、地沟油、黑车

   2011年12月 回顾全年工作、城管与派出所负责人汇报工作

   2012年3月 村镇道路建设问题、社区管理、城市管理执法、交通管理、治安

   2012年4月 交通管理、治安管理

   2012年6月 物业管理及业主大会相关知识的培训交流

   2012年8月 教育与城市管理

   2012年11月 小区管理中对居委会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2013年1月 城镇建设工作意见、交通管理、道路养护、基础教育、黑车治理

   2013年4月 村镇建设、公共交通、道路建设

   2012年5月,“北J镇联席会议”的版主们富有智慧地将联席会议更名为“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显然是官方更能接受的名称,并打破“镇北”与“镇南”的藩篱,吸收一部分镇南地区的热心业主加入,成立代表性更加广泛的“J镇志愿者联合会”。4年间,志愿者联合会定期召开政府和网民圆桌会议,87条有效建议和意见中有63条得到解决。

   不难发现,镇政府与青年网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了得益于开明的领导华镇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产阶级的“政治成熟”。

   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功之道在于,他们采取了具有妥协性和灵活性的结盟策略。志愿者联合会的版主们与镇政府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结盟关系:一是针对网上的激进言论,版主们坚决进行抵制。在J镇的业主论坛上,曾有一些网民为了物业管理的事情,要组织业主“集体散步”,约定了游行时间和路线。版主主动与华镇长联系,询问如何处理。华镇长让版主删帖,版主答应了,但表示要增加一个说明,解释删帖的原因,以避免网民的误解和谩骂。版主的说明在经过华镇长审核之后发布。武先生说:“我们在网络上与言论过激者进行斗争、辩论,有些ID在我们论坛上挑不起事,就只能跑到别的论坛去了。我们特别反感那些一味抱怨,却从不提建设性意见的人。”华镇长高度评价版主的工作:“版主们很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网上要有规矩,什么话不能说,碰到什么事情怎么处理。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网络才能做到风清气正。”

   二是共同向上级政府呼吁,争取政策倾斜或资源投放。譬如通往市区的公交线路超出了镇政府的能力范围,需要市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联合会可以发挥整合民意、代表民意的功能,从外部向上级政府施加适当的压力。2012年5月,志愿者联合会发起“一条路,一条线,齐签名,畅J镇”的签名活动,希望可以开辟J镇连接虹桥交通枢纽和地铁9号线的三条公交线。之前志愿者曾与镇政府协商此事,但镇政府感到为难,因为这是跨区的交通规划。当志愿者提出在线下组织签名活动,镇政府没有表示反对意见。签名活动得到15个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全力支持,物业公司在显著位置张贴活动海报,居委会周末在小区门口设摊,组织居民现场签名,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征集到5698个居民签名。一个月后,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对居民的建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公布了改善J镇交通状况的具体工作计划。

   虽然网民见面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这种对话平台的非制度化特征也蕴含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将来主政的领导对这种沟通方式不认可,见面会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志愿者联合会开始寻求进入体制内来直接参与政策的重大决策。

2011年,上海市基层人大换届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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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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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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