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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

——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

更新时间:2015-12-14 18:59:12
作者: 童庆炳 (进入专栏)  

       我和米勒之间的争论

   “文学终结”近几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知名学者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以后,这种讨论就开始了。米勒先生在这篇不长文章中说:

   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持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因为许多这样的幽灵都是极端的暴力形象,它们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的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们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上读到。我想,这正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注:[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

   米勒相信:这是电信时代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幽灵”,“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并认为“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成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文学终结了,“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文学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政治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注:[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

   中国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学者对于米勒的关于文学的终结论深信不疑,以至于产生一种恐慌,有人相信文学在电子图像时代必然终结,而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也受到根本的威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的学者就提出,文艺学的边界如果不越界不扩容,文艺学岂不要自取灭亡吗?趁现在的“文学性”还在那里“蔓延”,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蔓延,在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中蔓延,赶快抓住这些“文学性”的电信的海啸中的稻草,苟延残喘,实现所谓的“文化转向”,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吧!文学已经在电信王国的海啸中濒临灭亡了。

   米勒先生笃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他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也是从德里达那里贩卖来的。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说:在这个电信技术时代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注:[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

   我读了米勒先生的文章,很不以为然。我当时读完他的论文的感觉是,也许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过分夸大电子图像的影响,文学的终结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2001年8月我们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文学与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米勒也应邀来参加我们的这次会议。在会上我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的发言。米勒就坐在我的面前静静地听了我的发言,在他的答辩中并没有跟我辩论,他认为我的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佛克马则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文学终结论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米勒自己在这次会上作了《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他的主要论点是文学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他认为来自一个地域文化的文学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处于另一个地域文化的人们所接受呢?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他不但没有否定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存在,而是在探讨处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文学如何实现相互理解的问题。他似乎把他发表在中国那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忘记了。顺便说一句,2004年米勒又一次来中国,他在接受《文艺报》编辑周玉宁的采访时,说:“文学是安全的。”意思是文学不会终结。米勒改口了,可是他的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支持者拒绝改口。这就是我为什么还要来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我在那次国际会议上的文章在刊物发表后,被好几个刊物一再转载。在那篇文章里,我一方面承认电信媒体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引起文学的变化,我说:“的确,旧的印刷技术和新的媒体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人类生活面貌的力量,旧的印刷术促进了文学、哲学的发展,而新的媒体的发展则可能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注: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一期。)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我提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体的变化?还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如果我们把文学界定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现在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注: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一期。)并认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很难说服人。后来的发展是,我的文章遭到一些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所倾倒的学者的嘲讽,说我提出的观点根本不在米勒的层次上,言外之意是我的层次低,米勒的层次高。反正你同意米勒的看法层次就高,你不同意米勒的看法层次就低。在这个迷信美国学术霸权的时代,事情就是这样。

       “文学边沿化”不等于“文学终结”

   米勒和他的支持者的意见长篇大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他们的观念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处于电子高科技时代,在文化领域图像的霸权已经势不可挡,视觉图像统治一切、覆盖一切、吸引一切,哪里还会有文学这种非图像的文字的立足之地呢?文学该到消亡的时候了。(顺便说一句,这些人是由文学的乳汁喂养长大成人的,为何现在那么急切地希望文学消亡?这岂非咄咄怪事吗?)

   更有的论者把目前文学的边沿化与文学终结论混为一谈。认为边沿化就是文学的终结或者是文学终结的预兆。其实,关于文学边沿化问题,多年前我就我反复说过,文学的确已经边沿化,并认为这种“边沿化”与中国上一个世纪的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相比,恰好是一种常态,那种把文学看成是“时代的风雨表”,看成是“专政的工具”,把文学放到社会的中心的时代是一种“异态”。把文学政治化,把文学放在社会的中心,究竟给文学带来什么呢?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几部“革命样板戏”处于统治一切,结果把其他的文学都说成是“封资修黑货”,8亿人只能看8个样板戏,这就是文学“中心化”的结果。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连毛泽东也受不了,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现在大家“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注: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文学中心化的结果是没有文学,这难道是正常的吗?这难道不是文学“中心”化的悲剧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学创作动不动就引起“轰动效应”的盛况,也是一种“异态”。那是因为由于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的思想感情空前活跃,文学更多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产物而存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阴影并没有散去,这还是反常的,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果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即逐渐“边沿化”,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常态,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为什么要把作为文学常态的文学“边沿化”理解为文学的终结呢?其实文学“边沿化”是文学发展的常态。一个社会常态应该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只有经济目标和经济的实践真正成为中心的时候,人们才能满足人的吃喝住穿这第一位的物质需要,这个社会的运转才处于常态。当然,我并不是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以经济文明为中心,同时也要配合文化的、政治的文明的发展可见才是可行的。不难看出,文学的边沿化与文学的终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它们混淆起来呢?

       文学生存和继续生存的理由

   随着电视、电影、互联网络和其它新媒体的流行,文学受到挑战,文学也在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境况,这些很多人说过了。也许无需再多说了。为了回答米勒的文学终结的问题,为了说明文学生存的理由,似乎要从两个层面来加以阐述:

   第一层面,如前所述,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那么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舒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这一点在我发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的短文中已作了表述,这里不再赘述。但仅仅说“人类情感的表现需要文学”还不够,也不足以说服那些文学终结论者。不论德里达还是米勒还是国内的某些年轻或不太年轻的学者,他们认定的文学终结的理由,是由于电子媒体的高度发展,电影、电视、互联网、多媒体的发展,图像(而不是文字)已经统治一切,占领一切,人们对电子图像的喜欢必然超过对文字语言的喜欢,文学作为一种文字语言的艺术必然要终结,而完全让位于电子媒介所宠爱的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的日子迟早要到来。人类的情感表现不需要通过文学这种语言文字形式来表现,完全可以通过人们更为喜欢的电子图像来表现。这样一来,我们必须给出第二层面的理由,一个文学不会终结的独一无二的理由。

第二层面,文学始终不衰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理由在哪里?我在《文学评论》2004第6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学边界三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种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这种见解我想可以从生活于5—6世纪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受到启发: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有属于自己的“心象”,而不是面对面的直接的形象。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是说文学创作的时候,作家想象和情感凌空翻飞,并且窥视着由想象和情感凝聚在自己心中的“意象”来动笔。这里的“意象”不是外在的直接的形象,是隐含了思想情感的内心的仿佛可以窥见的形象,是内视形象。“内视”形象是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说,作家创作出来的形象,在创作前、创作中和创作后,都是内心视象,而不是如现在的电影或电视剧创作那样,要根据演员这个直接形体形象去创作,或开始于内心视象,而最终要落实于直接的实体性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又在《隐秀》篇说:“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隐”作为文学的体制,意义生于文字语言之外,好像秘密的音响从旁边传过来,潜伏的文彩在暗中闪烁,又好像爻卦的变化在互体里,珠玉埋藏在川流里,因此能“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无极”。这里说的是读者阅读欣赏的时候,所领会到的不是文字内所表达的意义,而是文字之外所流露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意味。进一步说,读者所面对的不是如电影、电视中的演员所表演的直接形象,而是文字语言之外的意义、气氛、情调、声律、色泽等。我觉得刘勰所论的正是文学那种由于文字的艺术魅力持久绵延于作者和读者内心视像的审美场域,唯有在文学所独具的这个审美场域中,文学的意义、意味的丰富性和再生性是其他的审美文化无法比拟和超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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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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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0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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