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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知识分子的道统高于王权的正统

更新时间:2015-12-14 17:53:12
作者: 谢泳 (进入专栏)  

  

   谢泳:我不否认这个现象的存在,因为有的人为了使自己名声大或者出镜率高,或者发的声音强烈,有可能给他个人带来某些好处,而且他的公共行为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没有剥离清楚,因为职业本身和社会影响也是融为一体的,你影响越大,你的声音传达的就越远,产生的力量也就越强,这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名声,你讲的话再好,传播的范围有限。所以有些人为了使自己的声音大,他可能就要吸引眼球,这个都难免。知识分子群体里面也可能,也是差参不齐,但是主体,我觉得还是主张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有见解的声音。我觉得正常的社会需要这种声音,不可能一种声音。

  

   马想斌:那出现公知污名化,有没有这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或知识分子对自身群体,有太多的道德上的要求?甚至是道德压迫?

  

   谢泳:对知识分子要求高,主要是媒体时代造成的,因为媒体时代个人的道德容易成为公众的话题。像传统时代,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有些个人的私德,要用文字传播可能也比较烦琐或者说不文明,但是网络时代,照相是基本传播方式了,照相的时代,就容易使公德、私德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按说公众不应该太过分关注私人的道德,除非私德影响了公正舆论。

  

知识分子陷入困境 不应食嗟来之食

  

   马想斌:为什么现在依附体制成为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

  

   谢泳:第一,因为国家控制所有的社会资源或者说主要的社会资源。第二,知识分子的生存需要依赖某个行业,所以很难完全脱离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中多以文科类为主。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所有公共知识分子,他必须依赖这个职业或者基本上都在体制内,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现实状态。

  

   马想斌:那么,在这个体制内,当下的知识分子又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

  

   谢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都是自觉选择的,国家没有让你承担什么责任,你事实上也不可能承担什么责任,国家认为自己是万能的,无处不在,不需要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指手画脚。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说担当,只能在知识和精神上发挥作用,主要是著书立说,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说与自己的真实生活感受和知识逻辑相矛盾的话,不吃嗟来之食,不主动投怀送抱,这已经相当难得了。

  

   马想斌:依资中筠先生的说法,这个群体理应秉承道统,并与王权制衡。但事实似乎并不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已经丢失了道统了吗?

  

   谢泳:中国传统“士子”的来源,一般说是依靠科举,而科举制度的实质是一个文官的选拔制度,也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管理者,所以这个制度核心内容中包含了整个国家的基本价值系统,比如“仁义礼智信”一类基本的道德哲学,在科举的道路上,这些依赖稳定知识体系传播的价值系统,相对完好地承担了塑造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职能,在长期的帝制时代,多数情况下,对皇权的软性制约,是由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维护者“清流”来承担的,具体完成这个责任的就是传统的“士子”。传统“士子”身上体现出的“舍生取义”传统,在相当的意义上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相通的。

  

   到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52年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不久到来的“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系统就崩溃了,它的主要表现,一是中国传统价值的被否定,二是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独立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发生了价值错乱。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在经济上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在文化和价值系统的稳定方面还是出了相当大的问题。目前的中国,表面上,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但这个价值系统并没有成为社会成员内心认同的价值标准,因为表面价值与社会现实反差太大,可以判断为这个价值体系基本是依靠利益在起作用。而帝制时代,王朝更迭,但无论是坐上龙椅的还是政治失败者,并不怀疑它的基本文化价值系统。凡稳定价值系统的形成,一定与社会现实大体平衡才可以显示其吸引力和优势,即真正按这套价值标准行事者得利,而中国现实恰好相反。正常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说,王权就是正统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道统,应当高于正统,因为它有稳定性和超越性。

  

   马想斌:所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困境当中?

  

   谢泳:失去了道统,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使我们的知识分子变得谨小慎微,如今市场经济又让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有的成为官的帮闲,还有的退到学院之内,然而有独立意见的知识分子终究是稀缺品。

  

   所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智慧、思想和勇气的贫乏,更在于如果保持内心价值的稳定,一般来说将处于社会边缘,很难对当代社会发生作用,由于现实利益的巨大力量,保持内心稳定价值的最好选择是脱离固有的体制约束,但这在事实上又极难做到,因为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为了生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内心保存了基本价值追求的那些人),一般也只能选择敢怒不敢言的生存状态,当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可能让国家机器便于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时候,那些自觉选择批判立场和保持内心价值稳定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越来越感觉痛苦和孤立无援,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层面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能发挥的作用已非常有限,当国家力量根本不把“清流”和舆论作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存在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就无法解脱。

  

   马想斌:那在您看来,又该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担当?

  

   谢泳: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知识分子做到不触碰底线,又能保持自己的风骨,这是比较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就是在目前历史给定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发挥自己的精神力量,尤其是解决了生计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有有资历的知识分子,当制度对他的约束趋于减弱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应该是可能的。

  

   在职业的意义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职业之外的嗟来之食,保持自己的清醒态度。没有人能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但我们可以主动选择不去迎合;我们不能不谋生,但我们可以不求额外的好处,比如教授职业学衔之外的任何东西。

  

   本访谈取自《反解社会: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马想斌,刘晨/著,待出版),爱思想网受权发布,转载须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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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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