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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

更新时间:2015-12-14 16:38:29
作者: 童庆炳 (进入专栏)  
人与符号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符号思维、符号活动因为不是直接的单纯反应式的,因此符号所创造的文化品种,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是意义系统。

   不难看出,广义的文化概念与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认为文化是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一方面是人创造了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又使人成为人。有无文化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但是符号义的文化概念又与广义的文化概念不同。首先符号义的文化概念突出了符号是人的最重要的标志,没有符号、符号活动和符号思维,人的本质就无法突现出来,文化是人运用符号及其意义创造的;其次,符号义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就是指蕴蓄在人的“灵魂”深处的精神文化、观念文化而言的,具体说文化是人性展开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各个“扇面”。

   综观以上三个文化概念,本文认为文学是文化的一种样式,是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的意义上说,这首先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确是人类里层和深层的文化,它是人运用语言符号系统,展现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追求,其中尤其包括人的审美理想的追求;其次我们从这个文化概念上来理解文学,是旨在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与语言、神话、宗教、科学、历史等观念形态的文化有更加密切互动关系,而且揭示这种互动关系正是跨越文学来考察文学自身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有人会问,文学不也要描写那些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吗?这岂不说明文学属于前面所说的广义文学?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文学虽然也描写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甚至描写本真的自然,但文学在描写这些物质文化、行为文化或本真的自然的时候,是作家以自己的诗意的情感去把握、拥抱它们,当作家把这些事物写进作品中去的时候,已经属于观念形态或精神形态的东西,已经不是原本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它是一个符号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和艺术的世界。例如,杜甫的《春望》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里的花与鸟,不是原本的人栽的花或自然的鸟。由于感伤时事,反而见到使人悦目的花开而流泪,由于战乱中和家人久别,反而听见悦耳的鸟声而惊心。可见这里的作为物质的花与鸟,是诗人用他的全部的生命的情感掌握过的一种具有意义的符号,如果说这是“文化”的话,那么是属于符号义的文化,即独特的精神文化。可以这样说,所有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中,就变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精神文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

   文化既然是人类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既然人与符号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的,那么文学的文化意义就必然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的意义、人与人的对话和沟通境况和人的理想密切相关,一句话是与人的精神关怀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文化意义至少应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人的生存是偏于动物性还是人性,这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即一部分人因其受压迫的地位而变成被宰割的羔羊,而另一部分人因其压迫人的地位,而被动物性的贪欲所控制而变成豺狼,就是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文学若能揭示人的生存状况,那么就有了文化意义。因为它是在揭露这种文化的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性质,那么这里就具有了对人的精神关怀的价值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一般而言就在这方面具备了相应的品质。

   其次是叩问人的生存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精神文化中一些基本的观念。文化使求偶要求变成为爱情活动。文化使饮食变成为一种生活的享受。文化使求生变成一种回归家园的精神过程。作家在其作品中也必然要艺术地探索这些问题,以其语言所塑造的形象表达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文学的文化意义就在叩问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上突现出来。

   第三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情感,沟通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实现必不可少的对话。文化的群体性是十分突出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共同遵守的思想和行为准则。文化使野蛮的抢夺变成和平的竞赛。文化使弱肉强食变成互相帮助。文化使陌生甚至敌对的自然变成亲和之物。文学中的对话关系,以诗情画意延伸了文化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而显示出文学的文化意义。

   第四是憧憬人类的未来。人的愿望、理想如果没有文化的升华,那么人类就要倒退到原始状态中去。人类因为有了文化,人真正地成为了人。同时文化使未来就有现实之根,未来因文化之助变得美好起来。文学诗意地表现人的愿望、理想,展现了一个充满人性的未来,而获得文化意义。

     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

   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十分辽阔。大体说可以从内外两个维度来思考:

     (一)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考察与研究

   从文学的艺术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整个文化。这是一种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的研究,属于内在的维度。不同民族的文学负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学,负载着不同的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也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同一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追求的作家,也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揭示出文化思想内容来。例如现代小说创作中,鲁迅和沈从文是两个可以比肩的文学巨匠。他们的小说的思想和文体是不同的。鲁迅的小说多批判传统文化,他研读《资治通鉴》悟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在他看来“没有一件不与野蛮人文化恰合”。所以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都是揭示中国国民性的落后。总之, 鲁迅的文学创作总的倾向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离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不同,他的创作的总的倾向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如《边城》、《萧萧》等,以诗一般的文字,赞美保持着传统文化的湘西地区人性的美、人情的美和风俗的美。所以有的研究者说,鲁迅的伟大在于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恨”,沈从文的伟大在于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爱”。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要从他们的文化观念作出解释。实际上,他们两个人作着不同的梦。鲁迅作的反原始文化的梦。例如他批判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将主观的情感、 愿望投射于外在世界,认为它们具有客观的真实性,并把它们当作实在来感受。这实际上是鲁迅对主客观混淆不分的和神秘互渗的原始心态的再现与批判。原始人出发打猎时的巫术仪式,就是主客观不分的原始文化的典型表现。鲁迅认为这种文化是原始的愚昧的,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现代中国必须摒弃这种文化形态才有前途。沈从文则作原始主义的梦。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湘西地区原始性的民情民风民俗,成为一种美的理想。穴居山洞,猎兽充饥,对歌定情,对金钱的鄙视,原始野性的爱,无拘无束的生活,等等,都作了牧歌式的诗意描绘。作品中还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嘲讽。这实际上是沈从文对原始文化的神往。在他深层的意识里,原始文化所留下的古朴的民情民风民俗更适合于现代人的生存。这实际上是代表了两类不同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在文化上的不同思考和选择。他们的作品则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

   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把文学——文化阅读分为“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所谓“品质阅读”是指“试图尽可能完全地把握作品的肌质,表示首先注意到语言中的各种要素,重音和非重音,重复和省略,意象和含混等等,然后由此向人物、事件、情节和主题运动。”“价值阅读”则表示阅读者“试图尽可能敏锐和准确地描述出他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注:参见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载《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34~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我们所说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研究,相当于“价值阅读”所获得的东西。

   作为具有文化内涵的“价值阅读”,可能会给予习见的作品以新的解读。例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大家都是熟悉的。一般的分析认为这篇作品写出了父子之间的深厚的感情。但季羡林先生的文化解读就别是一样。他说:“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篇文章的涵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谈起。”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是讲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精神。“《背影》所表现的就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中国一向主张父慈子孝。在社会上孝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西方呢?拿英文来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与汉文‘孝’字相当的单词,要想翻译中国的‘孝’字,必须绕一个弯子,译作Filial riety,直译就是‘子女的虔诚’。你看罗嗦不罗嗦!”季先生从文化视角的分析,映现出作品的文化蕴涵,是很有意味的。

     (二)作为文学的文化样式与别的文化样式相互影响的考察

   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文化诗学可以研究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与神话的关系,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文学与伦理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文学与民俗的关系等等。这是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文化样式的比较研究,可以说属于外在的维度。实际上,文学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自足的系统。鲁迅说:“文学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注:《鲁迅全集》第7卷,第106页。)。企图摆脱社会文化的文学研究,即孤立的文学研究,总是有缺憾的。文学研究需要有文学之外的参照系。以前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这种研究的参照系。我们研究地球,一定要把它放到整个太阳系中去,并研究太阳系各个星球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研究才是有效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研究文学,也一定要把它放到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政治、历史、教育等整个文化系统中,这样文学的本相才能充分显露出来。这种文学与其他文化样式的相关性跨学科的研究,将展现出辽阔的学术原野。在这种相关性的研究中,文学研究跨越自身的领域,进入到一个交叉地带,与别的学科进行对话,这种在交叉地带的对话必然会提供许多新的学术话语;同时由于有了别的参照系的比较、互动的研究,文学自身的特点也会鲜明地显露出来。

   不仅如此,文化诗学也有助于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文化诗学既然要从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历史的交互关系中去解释文学,那么对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的研究也就会呼唤新的文化视野。中国历代的文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特点,同一时代的作家为什么面对同一社会生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创作格调,这都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学为什么到了屈原和楚辞那里出现了第一次巨大的变化?汉代为什么会出现赋与乐府这两种诗体?六朝时期何以会出现文学的自觉?对那时的形式追求应该怎样解释?唐代的诗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鼎盛局面?宋诗为什么走上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条路?等等,对文学史上这一系列的问题解答,若能真正进入文化视野,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将会出现新的面貌。

还有,文化诗学还可以解释传统的理论不能解释的高科技时代出现的文学艺术新问题。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艺术形态。60年代美国后现代学者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题为《反对解释》的书。意思是后现代的文学作品是不需要解释的。她说: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止地解释一部作品,我们不需要解释文学,刺激性是文学的唯一的目的,我们体验它,陶醉其中就够了,不需要解释。的确就个别作品,例如一张“美女图”,它是无深度的,不需要解释。但她的话显然也有片面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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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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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199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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