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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

——从三十年来文艺学学术的发展看高校学术组织任务的演变

更新时间:2015-12-14 16:36:26
作者: 童庆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研究实践的变化,说明了文艺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走了一条从政治化到学术化再到学科化的道路。在这种演变的背后是各高校学术组织意识和实践的变化,以及学术任务的变化。与此相应,学术研究也从“路线”话语转变为个人学术话语,再变为团队学术话语。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流派化”的阶段。

   【关 键 词】文艺学/学术组织/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高校文科各个专业不但在争取硕士点、博士点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80年代后期又开始建立国家级重点学科,目前国家重点学科也建设到了第三期。在世纪之交,教育部又下了大决心确立了10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基地的建设也进入到了第二期。国家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经费来建设文科博士点、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呢?这些学术组织担负的任务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有悠久的历史,1953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新时期以来,文艺学专业于1983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学专业博士点,2000年文艺学研究中心被确立为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该专业又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我自己一直置身其中,参与了文艺学专业的学术组织工作,有一些体会。我想从中国新时期文艺学专业三十年学术的发展来分析高校文科学术组织的任务,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以便加强和提升自觉建设文科学术的意识。

   一、政治化——“路线”话语

   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文革”路线的完全政治化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革”路线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是要继续接受和背负这份“遗产”呢,还是要拒绝这份“遗产”?这就展开了“凡是”派和解放思想派之间的斗争。

   1979年对文艺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提出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1] 文章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并认为“工具说”不符合文艺的特点,结果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政治错了,文艺也跟着错。应该说,这篇文章从解放思想的立场触及到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从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以这篇文章为导火线,从1979年到1980年,文艺学界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应该说,不论当时争论双方是否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所主张的并不是个人的话语,而是不同“路线”的话语。

   “路线”话语的变化,还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是从周扬1979年11月1日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开始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就“征求意见稿”于当年9月8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2] 这是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 (P9-10)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3] (P108)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

   作为政治化话语向学术化话语的过渡,这段时间文艺学界讨论了毛泽东过去提出的“形象思维”问题、“共同美”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在新时期开始之际,文艺学界似乎很热闹,每个人都在发言,但我不得不说,多数人的发言仍然是有不同“路线”背景的,并没有进入到深厚的学理层面,因此这不是众声喧哗,不是百家争鸣,如果说有“家”的话,就是“极左”一“家”,或反“极左”一“家”。不论你那时说了什么,不过是两家中某一“家”的话语而已。因此,那时高校的学术组织虽然大多恢复了“教研室”的活动,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教学,至于学术观点上同一个“教研室”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即两种政治化的“路线”的声音。除一些例外,“教研室”不展开任何学术研究的活动,也没有学术研究的任务。

   我还想强调的是,从意识上说,对于建立学术组织各高校不但还无此要求,甚至还可能认为是一种“负担”。那时,各个高校的许多老教授渡过了“文革”的险滩,存留下来,但无论老、中、青,对于申请博士点,建立学术组织的意识,都还十分薄弱,或者根本看不到博士点对于将来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后,各高校建立学术组织和学科的意识有了,甚至意识很强烈,但那些能够领衔建立博士点的老教授先后辞世,各校相同的学科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要申请下一个博士点又谈何容易。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学位制是1980年的事情。国务院学科组遴选头一批博士点,文艺学学科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去申请。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博士点”的重要,我去找了我的老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教授,提出要申请文艺学博士点的愿望,希望他能够领衔“出马”。黄先生当时对我说:“我们要博士点干什么?我不是博士,你也不是博士,我们如何能带出博士?”我无言以对,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非分”之想,于是退了回来。1983年国务院学科组评选第二批博士点,这一次我鼓足勇气,向身体还算健康的黄药眠先生再次提出北京师范大学要以他为带头人申请文艺学博士点的愿望。黄药眠先生毕竟有眼光,这一次他同意了。我填了两张纸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表格。据当时担任国务院语言文学学科组的负责人钟敬文教授后来告诉我,对于黄药眠先生的申请,评审组只是用几分钟议论了一下,大家都表示同意,就通过了。我们当时的申报条件就是一位正教授、两位副教授和若干名讲师。当时有这样条件的何止我们一家,不过我们的“意识”比他们领先一步而已。

   二、学术化——个人话语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思时期,主要的努力是在拨乱反正,破除极左思潮的“泛政治”话语对文学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理论研究者似乎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开始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的追求。个人的学术话语从80年代初就有了,但没有形成潮流。直到80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已成定局,在现实需要的背景下,在西方当代文论涌进的背景下,在读书成为热潮的背景下,在学术视野得到开拓的背景下,个人的学术话语才应运而生。

   1985年被称为文艺学“方法年”。北京、厦门、扬州、武汉等地都召开了专门讨论文艺学方法的学术会议。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即社会历史批评,不但没有获得生动的丰富的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庸俗社会学化。单向的、孤立的、静止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使文艺学研究陷入泛政治化的境地。思想解放的结果是,大家意识到一定要拓宽各种不同的方法的运用,获得不同的学术视角,对于文学事实进行不同的解释,对文学经验获得不同的理解,对文学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这样文学理论才能走向学术化。1985年,刘再复发表的论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影响很大。他认为近年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突出的趋向:1、由外到内,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2、由一到多,由单一的哲学认识论或政治阶级论维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角度来考察文学;3、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4、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吸收外来的西方的文论的养料和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养料。文章最后指出这四种趋向的七个较突出的具体表现。[4]

果然,方法的革新很快取得了学术成果。1986年被称为“文学观念年”。“泛政治”话语“退场”,学术话语终于“出场”。1985年《文学评论》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刘再复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论文的主旨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5]。论文的这个主旨有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认识论倾向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论文学的主体性》主要论点是“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具体说来就是: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这就是创作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当成玩物与偶像,这是对象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降低为消极受训的被动物,这是接受主体的概念内涵”。[5] 刘再复就上述观点展开了洋洋洒洒的论述。刘再复论文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论述一个问题,而在于文学观念的学术立场的转变,即从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文学观念,转变为价值论的文学观念。因为在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时候,刘再复的核心思想是要论证人、主体的人、人的经验、人的尊严、人的思想感情、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活动等,这才是最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一切离开“人”这个主题的文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总的看来,刘再复1985年-1986年间提出的文学主体性思想,尽管不是没有逻辑的概念的缺陷,但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文学观念,即主体性文学观念,还是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相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批评而言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标志着不同于认识论文艺学的主体性文艺思想的出现,这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变革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尽管他的学术化的理论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但已经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了。立论者和批评者已经失去了政治的考量,一个学术化话语的时代终于降临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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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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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0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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