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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

——《左传》叙事艺术论略

更新时间:2015-12-14 16:29:49
作者: 童庆炳 (进入专栏)  

   “怎么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一个故事展开的时间演进问题。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的时间,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文本时间的顺序与故事时间的顺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些都是叙事学的一般道理。问题是中国的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国家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是否各有特点呢?表面看是没有什么不同,如中外小说都有顺叙(顺时序)、插叙和倒叙(逆时序),实际上因文化的差异各有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就拿前面我们谈到的“晋公子流亡始末”和“晋楚城濮之战”来说,多是按照事件的自然时间顺叙,个别地方虽有插叙,其作用也很有限。《左传》中所谓“几大战役”(“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莫不如此。那么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里有深层的文化原因。这主要是中国古代“上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7] (P693)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其次,《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其功能往往更多是为了制造惊人的悬念。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一种逆时的倒叙的典型,故事一开始就叙述忒拜城遭受天疫,神谕告诉大家,是有人犯了乱伦的罪孽。于是俄狄浦斯开始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过去的事情一件一件被揭示出来。这种逆时的倒叙打乱了原本事件正常的次序,一下子把人带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一切如常,突然风暴兴起,巨浪滔天,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就是一个倒叙演进。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束,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左传》的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这就像秋天过后,一位获得了丰收的农民在一个休息日,一边饮着茶,一边向他的朋友平静地叙述一年的经过,尽管遭灾,备尝艰辛,最后一切都很完满。这种节奏舒缓的逆时倒叙演进,是否可以说折射出中华古代农业文明的特征呢!

   再次,《左传》作为对《春秋经》的解释,在标示时间的时候,与西方的计时方法,按照日、月、年的顺序来标示不同,是按照年、季、月、日的顺序进行的。如僖公二十七年,按照“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夏,齐孝公卒”,“秋,入杞,责无礼也。”“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3] (P442—443)。从年,到某季,到某月,到某日,这种由大而小的时序安排,与《左传》的史书性质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西方重个案分析,从细部切入到整体把握,哲学上重个别到一般,折射到文学叙事上面,首先想到的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然后才是到月,最后才是年,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时间排列。中国的年、季、月、日的时间排列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密切相关。整体性的传统文化特点体现在叙事艺术上,就是所谓的“以大观小”的笔法。“以大观小”的说法可能最初是从中国绘画笔法上提出来的。沈括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却)[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8] (P170)沈括谈的是绘画的空间问题,他所批评李成的画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视法”,而他主张的恰好就是中国传统的“散点法”。其实,不但中国古代绘画与西方绘画有此差异,从《左传》开始的叙事文学也有此差异,不过此种差异从空间透视变成为时间演进问题。中国叙事文学年、季、月、日的“以大观小”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叙事文学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有很大不同。《左传》等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总是先要从一个时间大框架中说起,然后再一步步沉落到更具体的时间。如《左传》就首先要纪年,然后是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后才是月,然后才是日。后来的《三国演义》第一回是这样开始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末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建宁二年四月癸巳,帝御温德殿……”[9] (P2)三国的纷争,却从周末七国争雄开始讲。这样就看出了一个历史的“走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同观山,从山顶上往下望,山下的一丘一壑都历历在目,山的走势也一目了然,这就是“以大观小”,这是中国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它的意义就是关注故事演进的整体性,把部分看成是整体的部分。西方叙事文学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则让读者从下往上望,先看到眼前的一重山,山上的丘壑,山的走势,开始的时候都还看不到,要一步步往上走,才能逐渐领略到。西方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是分析型的,看完一景,再看一景,现实性很强。

   以上分析说明,在怎样讲的问题上,主要在叙事时间的演进上,从《左传》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三、《左传》叙事的“视角”

   故事的内容即情节有了,怎样讲也确定了,就产生一个由谁来讲的问题,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来讲,关系到看这个故事的视角,视角不同,所见的也就不同。视角的叙事特征通常是由人称来决定的。《左传》的叙事视角有什么特点呢?

   当然,按照一般的叙事学理论,立刻就会说《左传》是按照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述的。这当然没有错。问题是《左传》的第三人称视角与别的叙事文学的第三人称视角又有何不同。《左传》叙述人是史官,其叙述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左传》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过的左丘明,众说纷纭。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史官,编写历史就是这些史官的任务。《左传》是根据《春秋经》编写的,肯定是当时鲁国的史官的作品。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不书,不以告也”。原来,鲁国史官所写的历史,是由各诸侯国通报而来,如果事情发生了,别的诸侯国没有通报,并不了解情况,就只能“不书”了。这些地方明显地说明《左传》作者是鲁国史官。

   史官的叙述视角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史官的口吻问题。这种口吻使叙述处于“真”与“幻”之间。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史书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不外乎一种美学上的幻觉,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效果。”[10] (P15)《左传》的叙事人是史官,用史官的口吻来叙述,中间又有如“不书,不以告也”的声明,所以读者误以为这是完全真的。实际上《左传》只能做到大体的真实,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实。《左传》所写的许多对话是在密室和睡房中进行的,史官并不在场,他何以能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详细,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推测出来的虚构之词。不过,《左传》这种在“真”与“幻”之间的状态,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内容,也因此它才有文学价值。

   第二,史官写史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的史官与他所服务的君主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可以说史官都是君主的附庸,完全没有独立的观察和客观的写作态度呢?或者反过来,是否可以说史官书写历史完全是秉笔直书,对于当权者完全没有阿谀奉承的可能?根据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考察,中国古代的史官多数在“隐幽”与“直笔”之间。一方面,史官不能不顺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管理,看当时帝王将相的脸色是常有的事情,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说明了这一点。孔子是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先后有五个君主被杀,一个被赶跑,这在当时是很不成体统的大事,但孔子删改过的《春秋经》,竟然全部隐去,一字不提。为什么孔子要这样做,因为他不能不照顾鲁国君臣的意见和面子,不能不笔下留情。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贵信史”的职业意识,不但不能事事皆隐,有时候还要有独立精神,秉笔直书,“按实而书”,以求揭露事实真相;在“直笔”不可能的情况下,也要用“曲笔”委婉地透露出事实的真相来,与当权的君臣拉开一定的距离。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史官的叙述视角处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左传》作者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首先,作者在叙述的时候,力图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尊重事实真相,确有“贵信史”的一面。如宣公二年,有“晋灵公不君”一章,其中写到晋国史官董狐在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晋灵公之后,就直笔书写:“赵盾弑其君”。赵盾找董狐去评理,认为他自己没有杀君,是他的弟弟赵穿干的。但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11] (P663)《左传》还引孔子的话赞美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1] (P663)由此可见《左传》作者赞赏“实录无隐”的态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写了齐国史官直笔书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弟弟照样续写,结果还是被杀。第二个弟弟又照样书写。其中谈到“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12] (P1099)可见,《左传》作者是赞扬和向往史官的秉笔直书精神的。或者说《左传》作者是持史官实录“信史”观的。在对具体事件的描写中,尽管《左传》作者是鲁国的史官,但也并非一味吹捧鲁国君臣。如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对于鲁君在这一过程中的暧昧态度,采取客观的态度,其中写道:“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指鲁僖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3] (P452)明明是鲁僖公派公子买去保护卫国,但在楚国打不过晋国的情况下,为了取悦于晋国竟然把公子买杀了,骗楚国人说,他驻守时间未满就想走,所以杀了他。作者不顾自己是鲁国的史官,不顾鲁僖公的面子,把他想两头讨好的态度如实写出来,这里不无讥讽嘲笑。其次,又不能不看到,《左传》作者写史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与当权君臣相一致的,他评价历史的标准主要是以天道、礼乐和仁义为政教标准,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甚至还有“尊王攘夷”的正统观念,而这些标准、规范和观念又不能不影响他对事件的增饰夸张,对人物的“刺讥褒贬”。特别在那些细节虚构的部分,作者的标准、规范和观念作为一种视点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些。

   《左传》是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开篇,它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英]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苏炳文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2]亚里斯多德,贺拉斯. 诗学•诗艺[M]. 罗念生,杨周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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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7]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下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8]胡道静. 新校正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9]罗贯中. 三国演义[M]. 毛宗岗,毛纶评改.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10]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第3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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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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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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