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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更新时间:2015-12-12 16:53:04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面向职业群体开展社会治理,其任务要比面对非职业群体繁重得多。首先在于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空间具有非职业群体无法与之相比的多样性和广阔性。无论是离开职业单位的8小时工作之余,还是双休日和节假日,职业群体都可能离开住所而在饭店、商场、娱乐休闲场所或郊外旅游景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借助城市便利的交通设施,精力旺盛的职业群体可以将其社会活动空间展开到城市社会治理能力难以触及的范围。在社区之外的广阔社会空间中,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既给城市生活增添了活力,也会滋生一些预料不到的社会矛盾。在城市很多公共场所发生的社会矛盾,大部分是在职业群体之中发生的。

   特别是考虑到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发展,面向职业群体开展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更加复杂。社会生活网络化在中国实现了快速进展,2014年7月发表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6.9%,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5.9小时④。这些数据说明,接近中国总人口一半的网民,不仅队伍规模庞大,而且网上活动异常活跃。北京市的社会生活网络化程度居全国之首,全市网民155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5.2%⑤。网络化的大规模快速发展,使城市社会治理的传统方式面临了严峻挑战。

   最严峻的挑战是,传统社会治理主要是在城市社区这种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可称之为在场空间的社会治理,而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在城市生活中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空间——缺场空间。这是一种人的身体不在其中、面目不呈现出来的新形式社会空间,是一个在全国有近半数人口参与,而在北京则有75%以上人口参与的异常活跃的空间。并且,进入网络缺场空间的网民90%以上是职业群体⑥,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对社会问题最关心、最有参与能力的社会中坚力量,由他们通过信息交流、观点沟通、社会评价等活动而展开的网络交往,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崭新表现形式,是工业社会基础上的新社会形态——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的直接表现。

   缺场空间在城市生活中的大规模展开,使原本就存在的职业群体的社区脱域现象呈现了空前放大的新形势。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还没有大规模发展之前,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也很少限于社区范围,因此存在脱离特定社区而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以及社会交往群体,但这些脱离社区的活动与群体,仍然是在场空间中的社会现象。而当北京有75%以上人口且主要是职业群体以每周26小时在网络空间活动时,社区脱域现象就展开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之中,从居住社区的脱域转变为对整个城市在场空间的脱域。并且,在脱域的缺场空间中,人们的网络交往变成了信息沟通或语言交流的间接性交往,同在场空间中的直接交往相比,缺场交往的交往形式、交往能力、交往环境、交往内容和交往矛盾都已发生了变化,这些是社会治理面对的崭新现象。

   脱离在场区域的网络空间,不仅流动着信息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信息,而且还传递着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信念,信息与信念在网络空间中的快速流动,既能为社会生活增添活力、增进和谐,也能提升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转变的频率,并因此而大幅提高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和应对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代社会风险不断生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和贝克都把不确定性同风险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论述。并且网络空间引发的不确定性还要引发在场空间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进而形成在场空间社会风险的网络助燃,这为社会治理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增加了极大难度。

   社会生活网络化还引起了城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传统社会的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党、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的各种实体机构手中,可称之为实体权力,而网络化快速发展中生成并壮大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权力——网络信息权力。这是来自民间、由基层社会成员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设置表达的言谈话语的权力,是在网络中快速流动并能实现横向连接且快速传递的权力。网络信息权力的突出特点是不受地理边界和局部环境限制的流动权力,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说:“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⑦。其意在指明,网络信息权力是与传统实体机构握有的实体权力不同的新型社会权力,如果实体权力不改变原来的运行方式,则难以应对网络信息权力的挑战。

   社会生活网络化还引起一个传统社会治理十分陌生的社会现象——传递经验。从事社会治理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人们都很重视从经验事实出发,这被认为是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们通常看重的经验事实是在特定场所中发生的在场经验,是受特定环境关系限制的局部经验或局地经验。而在网络化快速展开的新形势下,一种在网络交往中发生的新经验迅速而大规模生成,即传递经验。这是一种间接性经验,虽然没有身体的经历,但却能因为网络沟通而形成丰富且深刻的心理体验。这不是独处一隅的孤独的个体心理体验,而是在网络交往中快速传递的群体经验,甚至是超越具体空间限制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经验。

   流动于网络中的传递经验,也是一种十分现实的社会经验。尽管其中缺少人们的身体经历,但其传递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信息,都是对社会生活十分真实而具体的反应与表达。与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天国的宗教表象和引向遥远未来的抽象理想不同,它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包含着对社会事实或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且还表达着推进现实生活发生变化的强烈要求。传递经验借助网络交流的便捷性,可以使不同环境中的网民心理形成一种共振,生成一种观念上的共识,并透过局部环境的限制,穿洋跨海地实现广阔范围的经验传递,导致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中相似的社会运动。2011年至2012年,在北部非洲爆发的社会运动传递到美国而引发的席卷全美的占领运动,就是对传递经验现实性的有力明证。

   四、面向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创新

   同传统的社会管理相比,面向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首先在治理对象上就是一种明显的创新。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纳入社会治理的范围,突破了把社会治理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社区中非职业群体的狭隘视野,不仅使社会治理面对了社会的主体群体,而且面对了社会活动的主要空间和主要内容,进而找到了进入社会中心地带、摆脱社会治理边缘化困境的途径。应当说,这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前提。因为,是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创新,应当以这种创新能否完成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为根据,一种把目光移向远离社会中心地带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使形式再新颖也谈不到创新。

   时下很多学者和社会管理机构津津乐道的社会网格化管理,就是一种在形式上有些新鲜感,而在实质上并不能为完成社会治理主要任务而起到有效作用的所谓“创新”。王颖深刻分析了网格化管理的局限性,在她看来,“以物业小区为形式的新社区大规模兴起,以共同利益、共同志趣重新聚集起来的基础社群,与传统的街居制组织几乎没有法定的隶属关系。这种在科层体制之外大规模自主性聚集而成的小区和社群,已经成为主流社会的基本构成形态。”⑧而推崇社会网格化管理的人们没有看到城市社会结构的这种重要变化,还在利用科层制管理社会的手段,追求一种僵硬的协同性和简单的全面性,其结果不过是,“即使雇请再多的‘格员’,也不过是科层制向下延伸的‘更多的脚和更细的网’”⑨,它实现不了对科层体制之外的新社会主体的治理任务。

   在笔者看来,王颖所论的作为“主流社会的基本构成形态”、“在科层体制之外大规模自主性聚集而成的小区和社群”,其成员主要是职业群体。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新媒体串联起来,但却不能依靠“网格”实现严密管控。在传统的科层体制已经难以奏效的新形势下,应当积极利用职业群体之间的网络联系,探寻“针对利益主体高度分散化、扁平化”的网络化治理⑩。而这种网络化治理,寻求的是社会主体群体(亦即职业群体)的积极治理。进一步说,社会职业群体不是在网格化管理中的管理对象,他们本身也是社会治理者。应当充分发挥职业群体的活动能量,在交往互动中维护自身、群体和社区的利益,并由此发展为一种体现社会多元主体、多元利益的众治与共治。

   充分动员职业群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应当探寻治理的新形式。社会治理除了为社会成员提供物质生活上的服务外,还应当动员社会管理人员同职业群体主动对话与有效沟通,开展积极的思想观念交流和价值要求沟通的精神治理。在城市生活的富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职业群体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上升到较高地位并且变得较为复杂的新形势下,精神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李强把精神层面的社会治理问题称之为“人心管理”,并认为人心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李强看来,所谓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管理,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二是对人心的管理。行为管理主要依靠制度强制,人心管理主要依靠道德教化。不过,人心也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道德,同时还要受制于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它引导着人们是最终“向善”还是“向恶”。所以,人们的需求满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心能否凝聚,行为是否规范。因此,强化人心管理,除了需要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李强提出的人心管理,既是社会治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深刻蕴含的学术问题。目前社会治理工作主要在社区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展开,对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社会治理未能给予充分注意,而现代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大量问题是属于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如何清楚了解各种能引起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精神文化和价值倾向等方面的问题,并采取有效应对方案、对策措施和引导模式,及时化解精神心理层面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应当是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都予以高度重视的重要课题。特别是随着社会网络化和信息化程度的继续提高,这方面的研究任务更加复杂、更加重要。

   充分动员职业群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还应当探寻治理的新途径。应当明确企业的社会治理责任,充分动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只有企事业单位才能对所属职业群体开展有效治理,企事业单位不仅应当有效管理所属职工的职业活动,而且也应当治理他们的社会活动,这是企事业单位应当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在单位制弱化之后,企事业单位仅对所属职工的工作时间负责,职业群体在工作岗位之外的大量活动得不到有效治理和服务,不仅不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而且也不利于企事业单位获得良好社会环境。职业群体在任职单位以外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既应避免重蹈单位制时期对职工群众无所不管的旧辙,也应避免单位制功能弱化后对职工在职场之外的任何社会活动都不闻不问的做法。应当对职业群体有可能促进社会和谐和妨碍社会秩序的社会活动提供服务与监管,应当明确企事业单位对所属职工社会活动服务与监管的合理权责和具体任务,探索有效路径和正确的操作方式。

   网络化的快速推进已经引起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会认同的权力彰显,社会时空的复杂变迁,都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尖锐挑战,必须调整以传统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才能适应网络化、信息化引起的深刻变化。职业群体既是在场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缺场网络活动的主体,并且缺场的网络活动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活动,而且还对在场社会活动发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群体事件已经说明,网络信息、网络交流、网络围观和网络批评,对在场的社会活动具有强烈的舆论导向和行动助燃作用。企事业单位具有及时了解本单位职工网络行为与社会行为动向、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能力与条件。企事业单位把本单位职工的缺场网络活动同在场社会活动统一起来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注释:

   ①北京朝阳区dty社区负责人访谈录。

   ②北京西城区ssh社区负责人访谈录。

   ③北京海淀区sjc社区负责人访谈录。

   ④⑥《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7月)》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⑤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403/233129.html。

   ⑦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⑧⑨⑩王颖:《扁平化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协同服务》,[石家庄]《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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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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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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