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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冬 张亚婷:节点化生活中社会实践空间的二维性特征分析

更新时间:2015-12-12 16:30:29
作者: 王冬冬   张亚婷  

   【内容提要】 个体间协作形成了社会,并将表征人在协作中关系的信息传递通道和作为实践场的现实空间联系起来形成社会实践的空间。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节点化生活中,社会实践的空间特征发生了改变。信息传递通道所形成的关系结构仍具有明确的生产属性,而现实空间不再有曾经的社会实践赋予的符号价值,成为盛放生活的场所,执行社会再生产的职能,从而使空间生产呈现出一种“生活的结构”,促进了社会和谐。

   【关 键 词】节点化生活/生活的结构/社会实践空间/个体间协作

  

  

人类的社会结构始于人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信息传递渠道。人类的生活从一开始就采用并依赖群体行为,这是由于仅凭个体的力量是无法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群体关系是通过个体间的信息传递网络支撑并延续的,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因为对其他人有所需求,才有可能发生相互间的协作。而这种需求需要通过信息传递的渠道将信号形成指令,传递出去。处于信息渠道中各节点上的个体,根据其在这个解决某项需求的通信链条中拥有相应资源的不同情况,形成了相互间的协作关系,从而结构了群体的内部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又无法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分离,无论是出于生产/消费的目的,还是参与社会管理、完善自我生活的需要,物理空间一旦进入社会实践的体系中去,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无论是群体还是节点上的个体都处在由信息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和肉身栖居的物理空间之中。社会生产的空间既以实体形式(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是作为个体与全体的一组关系存在,它不是一个被排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的科学对象[1]。在其构造过程中,同时纳入了属于物质自然的物理空间和认知与表象的心理空间[2],最终集合成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工具。

   显而易见,参与社会实践的空间具有两个维度的特征。一个是人在实践中编织的信息网络空间。它是把人和人结合成群体的链条,形成了社会生产的关系结构。虽然在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实践的行为都是在实体空间内显形的,但是其内在的运动却是在这个信息网络空间展开的,并在寄居于实体空间的同时不断地区隔了它的型构。在社会实践中,信息网络空间一直具有更为鲜明的生产属性。另一个是现实的物理空间。它既是生产现实发生的载体,又是人的肉身栖息之地。实物空间的意义是社会运动赋予的,空间的形态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对于一个划定范围的地点而言,其空间属性同时兼有生产和再生产两种。无论一个产品的生产流程是否聚集于一个地点,只要其间活动着从事日常生产活动的人或者成为生产的必要工具(比如作为存放空间的仓库),它就具有生产属性,而地点作为人们肉身安放和休闲需要的场所,它体现的是社会再生产的属性。社会实践空间的属性改变是随着信息在生产/消费流程中的发达程度而变化的,它恰好与生产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相关联。当生产力发达、生产在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比重变低时,地点就呈现出更多的再生产社会实践空间。

   一、前信息社会的空间二维性分析

   从人类文明之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期,人的生存能力与环境的矛盾导致了相互间信号传递的产生,并根据不同个体拥有剩余物的多少和获得生活资料能力的大小,产生命令结构和群间秩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群体存在状态维系的内在动力则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在某一个任务背景下协作的人们在工作过程中同样是通过信息传递网络进行沟通的。生产者需要在工作中明确各自的任务以及需求,并根据不同能力在完成任务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相互间在流程中的因果逻辑来决定信息传递网络中各节点的层级、相互间的指挥与服从、传达与接收、发布与反馈的关系。社会表现为群体间与群体内部的运动关系,这些关系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传递网络中存在的。与此同时,被共同的利益愿景裹挟、受通信的网络结构牵引的个体形成了一个个有边界的群体。这些群体内部通信网络的存在逻辑是其内部个体间的生产/消费关系。在信息传递还不能完全对称的时代,物质的生产和消费需要群体内个体的生活范围相对集中。对于生产过程而言,在这个时期生产能力的限制和掌握信息的不充分所形成的局部生产资料的稀缺,致使在生产环节上相关的个体都要聚集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方,以便于物质资料生产的便利。于是,从事生产工作的人们会逐渐地聚集到生产场所附近,其他的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配套服务设施、机构也会随着人们的聚集而产生,围绕生产形成了群体空间上的聚集。对于消费行为而言,同样是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对称和物流不发达导致人们获得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需要有一个集中交换的场所,在这里参与交换者可以提供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或者依托于自己掌握的信息从其他地方贩运当地生活的人群急需的物质资料,也可以根据需要购买或者交换自己所需的必要产品。在技术手段不能支持信息充分的隔空点对点传播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场所用来执行交换行为。在这个场所,参与交换的人和物品都会直接见面。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固定范围的、基于同一个目的领域的通信网络,这个网络是由现实的空间建构和支撑起来的。用于交易的空间从最初的只有完成交易的功能、设施和活动开始,逐渐吸引了前来交易的人和为交易提供相关服务的人来此定居,并根据这些人在完成交易中的作用形成了一定的关系结构,继而,由完成交易的需要而产生的群体空间聚集也出现了。由是观之,在前信息社会,社会的产能和信息传递的能力作用于人类生活的需求,召唤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同时也赋予了空间以新的价值和功能。而群体的边界则是由信息渠道和地点这两个尺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因为某一个协作而形成的群体的范围划定是群体间个体的通信渠道所能达到的最边缘与群体生活所占据的空间最边缘的耦合。在这些阶段的大多数情况下,群体范围划定的两个最边缘都是相重合的。

   在前信息社会,人们的社会实践始终是在由信息传递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和与其重合的身体具体寄居的现实空间里发生。一个群体的生产/消费和其他交往、治理活动都是在一个有限度的地点上完成的。地点是盛放群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容器,只不过这个容器的容积是由群体在日常社会实践中所到达的边缘决定的。这个被明确划定的现实空间范围又被群体的社会实践运动进行了分割。信息传递网络的形态正是呈现空间布局的脉络,而其内在的动力正是推动社会实践的资本。因此,前现代社会的空间实质是公司、企业、工厂等一个个封闭的生产空间的集合,各生产空间彼此分离,而空间内的各生产系统依据资本在生产、流通、交换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彼此发生关联,并在整个空间实践系统内完成一次完整的资本生产的流程。由是观之,前信息社会的现实空间深刻地介入了社会生产,在属性上与信息网络一样明确地具有生产的特征,并在这一社会实践中与社会结构的运动产生了互构性。

   首先,现实空间中基于生产/消费建构的信息传递网络结构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群体的利益分配结构,空间也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被这个结构所区隔,并且最终离开了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了影响社会实践的某种符号。这里面包含两个因素:一是群体中不同个体占据空间的大小;二是空间被区隔之后的结构以及不同个体在这个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现实空间的社会实践中,在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支持提供完全充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时,无论机构还是个体,都需要储藏一定量的物质资料,尤其是稀缺性资源和产品,以备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用来转化、消耗和交换。同时某一个机构或个体掌握的物质资料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决定了他们在群体中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而这些物质资料需要有空间用来盛放。显而易见,拥有的物质资料越多,机构或个体需要的空间就越大,于是空间逐渐成为了被竞争的物质资料,而空间作为象征其拥有者身份的标志物,也成了它作为社会实践运动重要因素的理由。另外,对于生产的空间组织与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而言,生产信息传递结构中的不同层级所占据的特定位置强化了社会结构的等级体系。在这样一个等级体系中处在不同位置的个体实践者在生产关系内、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一般说来,处于社会实践(无论以生产还是交易为出发点)等级位置较高的阶层(资本的主要占有者)占据群体聚集地点的中心位置,在完成协作的命令结构中,所承担的角色越重要,所处的地位越高,这个个体所占据的位置就距离中心位置越近,从而获得信息和资源越便利。社会的等级结构通过一种空间形式表现出来,一个预先存在的命令结构被分派在空间中的相应位置上。在以资本作为内在激励的社会实践所寄居的空间组织结构中,空间不仅成为少数优势阶层占有的资源,其本身也沦为资本操控的工具,严格地掌控着城市空间中资本的流动逻辑,并维持了城市空间中资本转换的“同心圆”结构[3]。在这个结构中,越是靠近城市中心的群体越是占据资本转换的主动权。借助于空间之间的天然屏障,处于城市中心的群体建立起资本横向流通的阀门,自由掌控着资本的流入与流出,而处于空间外围的群体则不得不依据中心空间的资源需求进行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在城市空间中心形成了资本的圈内转换,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大范围内资本的横向流通,从而使得不公平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

   其次,社会实践的空间的范围导致了活动不同地点的群体之间的利益阻隔,比如地方的贸易保护壁垒和关税,使地方与地方之间存在竞争、合作、冲突、互助等不同类型的关系,加强了群体内个体的相互认同,同时也形成了被框定的范围内的空间里,群体中的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处理社会事物时相互间的关系结构。

   由此可见,前信息社会的现实空间形态的实质是社会各阶级和各群体间的权力对比的实体性架构,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资本在社会实践中运动的结果。空间实践的内在张力是资本的流通与积累,社会实践的现实空间作为人们的交往行动场,是随着社会中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利斗争而不断演变、协调和建构起来的。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实践的现实空间配置过程中,权力斗争和资源的再分配无时不在,严格控制着空间中资本流动的力度和走向。那些拥有丰富资本和权力资源的阶层往往占据空间资源的支配权,现代社会的空间格局则实质是社会优势阶层主动分配空间资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持有者“把对资本的要求隐蔽地诉诸空间的组织结构,把资本运动造成的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区分、社会区隔、社会歧视、社会对立悄悄地转换成似乎是劳动者在空间消费过程中自愿地、自发地接受了空间区分、空间区隔、空间歧视、空间对立”[4]88,以完成权力正当化的过程。因此,“资本总是统治着城市的中心地带、耀眼地带,贫穷则统治着城市的边缘、隐蔽地带”[4]20。“曼纽尔•卡斯特说: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换言之,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4]10社会实践的现实空间分区之下掩盖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具有等级结构的社会总是要给包括空间在内的任何一种消费物强加上一种威望与等级分配的社会区分的功能。空间不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满足人们基本居住需求的耐用消费品,而被塑造成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指向消费者的社会等级,空间实体让位给空间意义”[4]87。

   二、节点化生活中社会实践两个维度的空间性质分析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决定群体边界的两个因素——信息和空间的情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传递的充分对称和快捷使原本基于生产/消费的社会实践而聚集在一个空间范围内的群体逐渐解体,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实现隔空协作,完成社会生产活动,从而迎来了专属于信息社会的节点化生活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每个个体可以看成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占据独特的地理/社会位置,并以自己为中心“生成”关系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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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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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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