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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马英九印象

更新时间:2015-12-10 13:57:12
作者: 唐翼明  

  

   1986年冬天,我第一次去台湾。有一天父亲对我说,等下我带你去总统府看看。顺手递给我一张总统府职员眷属证,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名字,原来他早就替我办好了手续。那时他已经从考试院考选部部长的任上退下来,但还做着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是他这一生最熟悉的地方,从机要秘书、第一局副局长、第一局局长兼掌玺官、总统府副秘书长、到国策顾问,前后在总统府呆了快二十年。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想帯第一次回家的儿子看看自己工作的地方。其实我也早就想去看看了,只是没有主动提出来。

   那天,他带着我在总统府里上上下下转了一圈,自然有不少人向他敬礼致意,但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只有跟马英九见面的那一幕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是在总统府已经看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父亲转过头对我说,去看看我当年的办公室吧——他指的是他做副秘书长时的办公室,因为国策顾问好像是并没有办公室的。我记得似乎是在二楼,一进去就有人请我们坐下,端上茶来,接着就返身去里间报告。很快就从里面走出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来,身材高大笔挺,应该有一米八,西装领带,容光焕发,大概三十几岁。见了父亲远远地就说:“唐伯伯,您来了!”然后看到我又说:“这位是翼明大哥吧?”父亲点头笑笑:“英九,我今天带他来见见你,你们聊聊吧。" 然后父亲就到别的房间去跟老朋友们寒暄去了,剩下我和马英九面对面坐在茶几两头的沙发上。他问了我几句在哥大的生活情形,然后说他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我还记得那一年,我父亲带我来见你爸爸,你爸爸那时是副秘书长,那天他就坐在我现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沙发上。”以后我们还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但这句话却记得很牢。他是什么意思呢?感激我父亲吗?当年他父亲是国民党考纪会副主任,我父亲是他父亲的顶头上司,我们两家又是同乡,他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台之后就做了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父亲想当然是大力引荐者之一。是鼓励我吗?是希望我从哥大毕业之后也到台湾来从政吗?或者还有别的意思,比方说,春风得意?我父亲六十多岁才做到副秘书长,他三十多岁就做到了,他是有本钱骄傲的。

   过了几天,他父母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他也参加了,连我母亲六个人,真正的家宴。我看他父母家里陈设很简单,地方也不大,就一百平米左右吧,两室一厅,相当普通。后来听说马英九夫妇的房子就在他父母的对面,门对门,一样大小,当初是一起买的。马家在几楼,二楼还是三楼,记不清了,好像没有电梯。当时台北的公寓房大多没有电梯,我父母家在民生社区,算是台北最好的社区之一了,但也没有电梯。不过,我们家在一楼,前面有个小小的花园,这就比他们好多了。后来,马英九当了法务部部长,再后来又做了八年的台北市市长,但听说一直住在这里,并没有换房子,这倒真是令我有点奇怪,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呢?马家并不缺钱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跟我父亲一样,出身于湖南农村的耕读之家,一生又经过很多动乱,他们的俭朴我是能够理解的,我小时候也在农村呆过,我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苦,这种艰苦会给你留下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可马英九并没有尝过这样的艰苦啊。在我退休前不久,马英九的父亲去世了,他们给他办丧礼,一共花了不到十万台币,只相当于大陆两万人民币,实在太节省了,节省得与他们的身份不相配。说实在的,我并不是很赞成,但是我可以理解。我的父母也是这样,我也常常觉得他们过分节省,节省得跟他们的身份不相配。我的母亲几乎从来不戴首饰,她去世以后,也没有任何值钱的首饰留下来,连一个金戒指都没有,她平时穿的衣服,除了有几套像样的旗袍以外,大多是在菜场或路边摊上买的,顶多两三百块台币一件。我的父亲比我的母亲更节省,节省得简直有点小气。是不是我们湖南人都有点老土?还是老一辈都节约惯了?那天饭还没有吃完,马英九就站起来跟我们告辞,说他得赶去上班了。我当时有点奇怪,上班固然要紧,但就不能请一会儿假吗?我觉得他似乎不太通人情世故,缺一点必要的圆滑。不过后来听他父亲说,他几乎天天在他们这里吃饭,因为他太太周美菁在银行上班,中午不回来,这才释然:他那天不是主人,只是个陪客。

   不过,马英九缺点儿圆滑,尤其是官场所必要的圆滑,这恐怕是肯定的。我1990年哥大毕业后去台湾不久,他就做了法务部部长,后来又做政务委员,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记得是1994年11月吧,李登辉准备选第九任总统,国民党内的一致意见都赞成委任直选,李登辉也赞成,马英九当时是政务委员,自然也是国民党向民众大力宣传委任直选的重要人物,不料李登辉突然改变主意,要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民选,整个选举团队便一夜之间大转向,个个都赞成并且宣传起直接民选来。有一天在电视上,突然看到记者问马英九,为什么国民党本来赞成委任直选,现在又突然改成直接民选了?马英九竟然愣头愣脑地回答说:“我现在说什么,你们还会相信吗?”我吃了一惊,这家伙怎么犯起我们湖南人的骡子脾气来了?李登辉变了,你竟然不跟着转,这官你还想当吗?果然不久,我就听说他辞职不干了,而且说再也不搞政治了。再不久,就听说他到了我们政治大学法学院当了一名副教授——他哈佛毕业后没教过书,按规定只能从副教授做起。不料才过一年,他又被他的父亲和党友们强力劝说出来竞选台北市长。可是一年前自己才说过不搞政治的,现在怎么向民众说呢?本来在官场上这种事是常见的,政客们自然有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可是我注意到马英九竟然完全不为自己辩护,记者质问时,他只是向大家道歉、认错。有人算了一下,他竟然道了一百多次歉,认了一百多次错。我心里佩服他的诚实,但同时觉得他未免太不懂得政治权术,这样能玩政治吗?你不会阴谋阳谋地扯一顿吗?你不会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宣布不搞政治是正确的,现在重新出来参选也是正确的吗?搞政治不玩一点权术行吗?但奇怪的是,他居然选上了。看来,台湾人还真是善良的。

   不圆滑的马英九又娶了一个不圆滑的太太周美菁。我的妹妹唐又明跟周美菁是朋友,又是同事,都在中国商业银行工作。又明告诉我,周美菁也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说话直来直往,穿着也很随便,几乎一年到头都是T恤、牛仔裤,一点官太太的样子都没有。现在马英九当了总统,周美菁的穿着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家人还真有一点倔气。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我父亲的同乡学弟,也是政治大学毕业的,工作上又是上下级,所以关系很好。虽然比我父亲年轻几岁,但按我们的家规,我都叫他“马伯伯”。我跟马伯伯接触倒是比较多,他晚年发起了一个“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要我做发起人之一,我虽然觉得这个协会不可能有多少作为,但却不过他的热情相邀,只好答应了,所以我们一起开过好几次会。我觉得马伯伯倒是比马英九灵活一些,而且活动能力很强,也很有事业心,只是有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结果只好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爸爸告诉我,他对马英九的期望是很高的,连跑步都亲自带他跑。“他硬是把英九当总统培养,”我记得爸爸有一次对我这样说,可惜无论是我爸爸还是马伯伯都没有活到马英九当选总统的时候。

   1998年马英九到政大来做教授时,我想现在是同事了,见面机会必多,所以也没着意去拜访他。不料一年后他就离开了政大,此后竟然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5年我在台北办书法展才寄了一张邀请卡给他,他那时是台北市长,派人送了一钵花来。此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交集。

   记得今年年初,我们小区的社区主任,一位老太太,到我家里来动员我去台北投他一票,其时我并没有去台湾的打算,所以想了想还是没去,因为马英九的再次当选是必然的,实在不差我这一票。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他多么会搞政治,说实在的,论政治艺术——说得直率一点就是阴谋权术,马英九跟大陆的政治人物比,尤其是跟伟大领袖比,那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简直就像幼儿园比博士后。但是,他的诚实,他的不圆滑,在虚伪和圆滑到了顶的时代却反而会成为战无不胜的武器。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语)的信条,而且身体力行之。这一条很厉害,以前让他战胜了相当狡猾的陈水扁,这次我相信也可以保证他连任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我为他高兴,更为台湾人民高兴。台湾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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