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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智者的寂寞——记我的老师夏志清先生

更新时间:2015-12-10 13:36:52
作者: 唐翼明  

  

   我1982年9月进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系,到1991年5月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前后九年。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夏志清先生一直是我的指导教授。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去九年了,我和夏老师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寒暑假我去美国,也总会去看他,请他和师母吃一顿饭。

   从我这一面看,夏老师无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九年差不多占去我全部求学生涯的三分之一,十八年则又差不多占去我过往时光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老师你生命中很难有第二个。从夏老师那一面看,我自然无法知道他的感觉,他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友朋遍天下,慕名仰望他的人很多,他一生教出来的博士就有十三个,那么,我在他生命中的份量不可能像他在我的生命中一样,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名人多寂寞。名学者尤其寂寞。慕名者慕的是名,并非人;以文会友,又往往会的是文,而非友。所以一个学者,一个教授,生命中真正实在的往往是同自己学生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尤其如此。中国士大夫自古讲“在三”(事父、事师、事君)之义,民间也有“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中国人的习语,至今也还有人提起。虽然奉行者是凤毛麟角,但有此一说与无此一说到底是不同的。夏老师一生教了十几个博士,洋人居多,其中不乏已成为名教授的,但一直往来密切的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以我在纽约时所见到的,我总觉得夏老师其实很寂寞。我老是记得,在秋冬黄昏时分,在哥大校园附近的街道上,常见他头戴一顶软帽,颈上围一条厚厚的羊毛巾,身着黑色短外套,手上提着一袋蔬果,微微偏斜着身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头也不抬踽踽独行于萧瑟的寒风中。有时我离他很远,或在街道的另一边,不便打招呼,我便停下来,静静地看他走过去,消失在远处。这时候心中满满溢着的总是两个字:寂寞。

   夏老师在公众场合喜欢说笑,尤其喜欢跟女孩子们开玩笑,这几乎是所有认识夏老师的人的共同印象。他那带着浓重的苏州口音的国语,杂着高分贝的英语,时时爆出一串大笑,飞过party,飞过饭桌,飞过人群,诙谐百出,洋溢着智慧,洋溢着生命力。然而奇怪地,我每每在他喧哗而夸张的笑语中,感觉到一种隐藏在背后的深深的寂寞。他的无拘无束,没有忌讳,我总觉得像一个面具,把一个内向、害羞、不善社交的紧张敏感的灵魂掩盖起来。人群中,他的话总是滔滔不绝,迅速地、毫无预兆地从一个subject跳向另一个subject,让人难以追踪。你有时甚至觉得它没有逻辑,但不久就发现大半倒是自己的迟钝,而并非对方的混乱。你也许有点尴尬,但更多的是惊佩。我常常听到他在课堂讲了一个笑话,而底下居然没有反应时,他惊奇而悲哀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笑?”

   夏老师是耶鲁的英美文学博士,而让他饮誉学界的却是《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中国古典小说》(Classical Chinese Novels),以这样的学问要在美国找到几个知音,自然是不容易的。有一次我陪夏老师去送在史丹福大学任教、其时正来哥大演讲的刘若愚先生回去。火车尚未到,我们在车站里的cafe小饮,刘先生在微醺中大发牢骚,抱怨美国那些教中国文学的同行们的浅薄与不通:中国人的英文不通,美国人的中文不通。在刘先生的愤世嫉俗中,我也感到他深深的寂寞与悲哀。刘先生不久就去世了,夏老师特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东夏与西刘>,登在纽约的《世界日报》的副刊上,那篇文章的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是我敢说,最能体会与同情刘先生的寂寞与悲哀的,舍夏老师外,怕没有第二人吧。

   夏老师在曼哈顿西一一五街的家,我去过很多次,每次留给我的印象都是五个字:凌乱的书堆。桌上、沙发上、茶几上、书架上,到处是横堆竖叠的中英文书籍、报纸、杂志、学生的论文,要找到一块放茶杯的地方都不容易。后来他搬了新家,在西一一三街,特地沿墙装订了一排排的搁板来安顿他那些拥挤的、混血的臣民。他得意地指着搁板对我说:“唐翼明,我花了五千美金做的这些书架,你看,很扎实!”想象他一个人深夜埋首在那些书堆中-他喜欢工作至凌晨二、三时才睡觉,孜孜矻矻、跋前涉后,应该会邂逅许多古今中西的贤哲吧,应该与他们谈得很愉快、很充实吧。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在他的话里感到的还是寂寞。

   〝Professor C. T.Hsia〞,在美国汉学界,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圈中,可说是无人不晓,它同“祖师爷”、“最高权威”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至于在中国人的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中,台湾自不必说,就是大陆,“夏志清”三个字也是人人皆知的。我常常想,像夏老师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人,为什么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寂寞呢?或许寂寞只是我自己当时心境的投射?在纽约的几年,我不是没有欢快热闹的日子,除了读书,我也交了不少朋友,也参加侨社的活动,做过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笔,组织过一个文学社,举办过书法展览。在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中,我还莫名其妙地成了纽约地区留学生中的头面人物,上过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心境的基调其实是寂寞。一种远离主流、远离中心、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文化“边缘人”(Marginal men)的寂寞。这种寂寞是促使我后来决定离开美国到台湾任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夏老师有没有这种“边缘人”的感觉,我没有问过他,但我记得有一次同余英时先生谈起这种感觉,余先生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边缘人。”那么,夏老师大概也不能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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