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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亮: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15-12-09 22:22:50
作者: 蔡亮  
而各国强调的和平多指后者。换言之,在现实政治中战争作为维护和平的最后手段或最极端表现的这一功能仍不能被否认。但如前所述,战争状态下的共生关系是一种消极共生,即使暂时可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但一来基于武力威胁带来的和平是一种恐怖的和平,且确保和平的成本高昂,势难长久维持;二来战争相较于和平而言,始终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倡导的国家主权原则得到了联合国宪章的正式认可。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长和平”时期,从共生的角度而言,相比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国际体系可谓是得到了优化。然而,这种优化不是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独断地、明显地人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基础之上。虽说是和平,却体现了近代历史上除战争外最为激烈和最为持久的对抗。美苏两大阵营视同仇雠,将彼此视为自身安全的主要隐患,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有限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27)。如果要对这种和平加以定性的话,恐怕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恐怖性和平”是对其最恰如其分的概括。因此,如何用和平的方式营造和平,使共生关系进一步优化就是二战后国际社会的共性选择。但在共性选择之下,各国的操作过程也千差万别。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是“和”,强调的是“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古训,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渴望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良好愿望和深厚文化底蕴。“和”的精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浸润下形成并内化的产物,因此,近代百年的屈辱一方面固然激起了中华民族反抗外侮、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反而促使“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遭受战乱和贫穷的惨痛经历中,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只有发展才能实现人民丰衣足食”(28)。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战后中国能以以德报怨的胸襟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大度去处理对日问题。对此,习近平也强调说,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29)。

   从这一角度而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在现代政治外交活动中合乎逻辑的发展,既继承了其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又抛却了强调等级秩序的历史糟粕。首先,和平作为各国相处的方式与目的,本身就是和的思想内容之一;其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和合思想的基础,符合国际法最基本的主权原则;再次,互不侵犯体现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最后,互不干涉内政要求各国在承认彼此差异和区别的基础上去尊重各自的不同,并以此谋求“共处”和“互利”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因为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不但是指导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还能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之一。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1953年底由中国首度提出,并于翌年4月和6月以中印、中印缅共同倡导的形式公布于世的,但其内涵是逐步形成的,在文字表述上也是逐步完善的。早在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就指出:未来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30)。这已经初步表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即未来的中外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本质特征是平等(31)。1949年9月,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原则,内中已经提到“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这样的概念(32)。1951年11月19日,周恩来又首次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等原则概括到了和平共处的思想中(3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正式提出后,其地位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也是不断提高的。先是双边关系的行为准则,之后便升格为地区性多边指导原则。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妥善地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和推动参加万隆会议的各国签署并发表了和平共处发展友好合作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即“万隆十项原则”)。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两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了重要的成就与普遍的承认,并延伸为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要求加强国际合作,以协商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日内瓦精神”、“万隆精神”(34)。与此同时,中国还把解决边界问题同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合起来,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扩张主义。对于确有争议的地区,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精神加以解决(35)。这使得中国的周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中一度有所偏离五项原则,中国甚至与印度等周边国家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冲突。但即使如此,中国也从未借机扩充领土,尤其是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并未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武力解决与印度的领土争端,而是主动在中印边界实现全面停火,并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印军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中国这种为了和平解决争端而做出的牺牲姿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出于对自身“核安全”的考量,中国虽然也研制了核武器,但却率先向世界庄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及地区进行核威慑。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不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外交的总政策,而且主张将它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冷战结束后,无论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和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全方位”外交方针及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的提出,还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中国梦”,五项原则中和平理念一以贯之地得到了继承,还是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的一种体现。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实向世人昭示,无论国内局势和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从195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各国签订的各种双边协定、联合声明、宣言、公报及条约中都确认或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有的还宣布适用于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36)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指导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上升至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之一,其历史进程不就是对战后“恐怖性和平”国际体系的优化过程吗?换言之,中国是用和平共处这种以和平营造和平,以和平促共处和互利的方式提出了有自身特色又能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优化良方。此外,从共生国际体系优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也使得中国能充分利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发展空间,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其结果必然是既适应共生国际体系优化的需要,也将使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宽广。对此,杨洁勉总结指出:“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准备已完成第一阶段任务,逐步形成并发展了和平共处理论。”(37)

   三、命运共同体:从和平共生向和谐共生的优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之际,新中国成立不过五年,内忧外患、百废待兴,一方面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的包围与颠覆,另一方面又要化解周边国家的种种疑虑。六十年来,中国一直以热爱、支持和平的面貌示人,在和平中有效地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国力,并逐步完成了和平共处的第一阶段使命。

   现阶段,中国一方面处于逐步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影响力可谓动见观瞻,另一方面又主动以国际社会的协调者和负责任的大国面貌示人。换言之,中国正处于一个有能力又有意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8)的新时期。透过这样的宣示,一方面表示,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尤其是两者经济维度的受益者,承认两者的合法性,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某种约束;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提升,中国愿意量力而行地主动提供一些国际公共产品,也愿意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更企盼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的“利益共同体”,不断优化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关系。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也正致力于实现和平共生这一第二阶段的使命构建。第一阶段的和平共处,是将和平依托在共同利益的互利、互惠基础之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彼此视同仇雠的“恐怖性和平”国际体系的优化。相比之下,和平共生面对的主要是各国因国家战略、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各种现实利益竞争日趋激烈的“竞争性和平”的国际体系,其优化的目标就是要求各行为体明确彼此都应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面对诸如贫困、疾病传染、环境污染及经济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时推动实现有区别地权责共担。不言而喻,这一阶段的使命落实势必崎岖坎坷,优化的过程也将遭遇种种挑战和困境。因此,从理念上而言,它要求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努力开创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照顾他国正当关切和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39)。

   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改善和发展同大国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现阶段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提升的同时,总有些人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wealth)所引起的大国间的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由此可见,现阶段对优化共生关系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能否打破上述前提假设窠臼。它包括共生和对抗、对话和伐异、包容和排他等各种复杂的国际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

   大国关系攸关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处理好大国关系,需要有整体性考虑,而不同国家的个体性之间及单个国家的个体性与国际社会的整体性之间利益未必一致,甚至有诸多矛盾之处。如何管控好矛盾、减少分歧、扩大共识,加强外交的制度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而言,包含“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40)三重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上述质疑的一种正面回应,更是中国为优化共生关系面临重大挑战时的一种制度建设。进一步地,这三重内涵实际上也与相关大国对待新型大国关系所采取的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这两种态度相契合。前者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后者的重点则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41)。从这一意义而言,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不是对象属性,而是类型属性,注重如何在共生国际体系中构建新型的国家关系,因而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因此,新型大国关系虽始于中美关系,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目前,中俄双方已决定把新型大国关系归入新型国家关系及原则的范畴当中;中国已开始设法以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深化中欧关系;中国还正在和印度、巴西、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从战略高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其次,坚持“亲诚惠容”的基本方针,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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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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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4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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