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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克:社会学本土化的当下语境与可能进路

更新时间:2015-12-09 14:55:10
作者: 李宗克  
⑦通过运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等方法,研究者可以强化对于中国问题和经验现实的重新概念化,摆脱对于既有西方概念和理论的过度依赖。而贺雪峰等人在提倡社会科学本土化时,也高度强调要通过在微观层面的长期、综合性实地研究,形成所谓的“经验质感”作为更为专门和技术化的研究的基础。以长时期实地调查为主要特征之一的质性研究,内在地具有贴近具体情境脉络、深入理解行动意图、更能容纳事物的复杂性等优势。高水平的质性研究可以为建构具有“本土特质”的概念和理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第二,应该对“应用研究”的性质和地位给予重新评价,深化对其蕴含的特定方法论的探究。应用研究的实践性决定了其所处理的问题总是多侧面、多维度、动态和充满特殊性的。当研究者进行这样一种研究并提出解释时,一定会发现有大量的“真实因素”是无法用少量普遍性的概念去界定和分析,无法简单地套入既有的、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模型。这样,要给出一个贴切的解释就必然需要大量的、不那么抽象化和一般化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指涉的具有本土特点的事件、事实、行动和变量进入分析框架。此时,研究者通常要较多地采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日常语言去指涉事实和解释事件,把它们放入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中去实现一个贴切的理解。即使我们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概念化”,其理论形态也仍然会具有更多本土化的特征。

   当前,与“理论性研究”相比较,应用性社会研究在一些基础的知识论、方法论问题上还高度模糊,研究非常薄弱。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主导范式下,与“理论性研究”相比,应用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要么被认为是缺乏理论的,要么被认为仅仅是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应用而已。如美籍华人社会科学家杜祖贻就指出,总体上看社会科学未能形成真正可靠的知识,而同时社会科学中那些更具应用性和问题解决导向的分支研究则更被视为平庸低劣。②但是,现在我们有必要从“实践科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应用研究”。我们有理由认为,“应用研究”不应被视为一种相对“低等”的研究,应用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其方法论也需要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探讨。

   总之,应用研究注重的是具体问题的综合性、整体性、政治性和历史性,这种类型的研究处理的问题与学理性问题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现实问题显然无法完全套入既有主要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中,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剧变和高度不确定的时代,社会科学需要对中国现实进行重新“概念化”,突破常规科学阶段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现实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赋予中国的直接经验以更多的权重。

   (二)本土化作为一种价值论诉求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建立中国学术的理论自觉,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建构中国的文化和理论话语权。在理论自觉和文化学术话语权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理论自觉是学术话语权的前提”。⑨当前语境下,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强化理论反思和自觉:

   第一,视野拓展。社会学研究应该拓展自身的视野,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束缚,对社会总体发展之应然图景的描绘有所贡献。本土化的任务不仅仅是去修正所谓某些具体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或者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性问题,更不是要把西方的“高级学问”化为我们自己的知识,而是真正地、整体性地反思现有的学问样式和学术内容,揭示它背后的永恒存在的意识形态性质——即永远只是特殊时代、特殊利益的曲折反映(即只是在那种特定权力格局下被选择性地视为唯一正确而已)。不要仅仅把社会学研究束缚在哈贝马斯所谓的“技术性旨趣”之下,而要发挥社会学对于社会生活应该具有的沟通和批判职能。

   也许有人批评说,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不应该去触碰此类“非科学”的议题。但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立场并不总是合理的。理由很多,其中至少有一点,即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来说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客观描述,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具有内在的“价值属性”,社会科学也永远都有着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到目前为止,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其具体理论和潜在预设都参与了关于社会生活何为“事实”和“真实”的建构。即使不用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科学阶级性的激进立场,我们也可以明确地判定,现有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是“话语”的建构和“话语权”的争夺。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性”,对社会科学理论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应有更为清醒的认知。

   尤其在当下这个剧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应该跳出实证主义的狭隘“科学”视野,不再局限于验证/修正某些实证主义的“中层理论”,而要汇通中西方思想资源,在“文化自觉”、“文明重建”等人文性的宏大议题上有所贡献,对推动中国实现宏观层面的“良性社会转型”有所贡献。正如曹锦清所言,“我们需要一个宏大话语、宏大叙事。就像中国向何处去,13亿中国人怎么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是应该关心的。……把西方最新的东西、就算是最先进的东西接纳进来,看来也不行,因为它遗忘了我们民族当下困境、问题和诉求。”⑩

   这样的学术期待同样也是叶启政在“本土化”议题上所持的立场,即要通过对于本土文化的重新发掘,以东方传统文化观念矫正西方社会学背后的哲学人类学“存有论”预设,反思西方现代性,以回应其“可能为人类带来几近浩劫之隐忧”。(11)叶启政认为,边陲落后国家在现代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所受到的挫折、困苦境遇,可能恰恰构成了他们更敏锐、更有洞见,在“客我”文明的碰撞中生发出新的文明形态。(12)而这种宏观层面、人文旨趣的学术关怀,与那种微观的、高度专业化、技术旨趣的、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不同,表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本土化意涵。

   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也激起更多人重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社会学或许可以依此契机,重新激发起理论思维的兴趣和能量,强化社会学的理论维度,参与到构建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思想的运动中去。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社会学研究将不再主要是所谓科学主义的实证研究或者应用性的社会问题学,而应有更多具备足够深度和高度的理论思维,为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观”做出本学科独特的贡献。对于我们要构建的社会观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并非笔者所能充分想象。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新的社会观,在对世界社会思想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应该离不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融合,离不开对中外近现代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历史的一个深层次理解。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走出可能会陷入死结的“左右之争”,完成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升华,既抚平历史的伤痕,又消弭现实的不满,进而形成一个拥有广泛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

   这样一种“文明反思”和“文明重建”的思想运动,对于当下面临重大变动和挑战的全球秩序来说,有更为迫切的必要性。在这样的局势下,所谓的中国智慧即使不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需求。提出中国智慧能否为化解这些问题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不再是一个过于狂妄的想法。所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需要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概括和话语重建。

   第二,议题设置。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强化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在立场和视角上拥有主体性。研究议题的选择体现着不同主体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韦伯所指出的“价值关联”的意义所在。亦如曹锦清所指出的,一种文化和知识体系体现的“话语霸权”首先就在于对社会事实的筛选权:“即让什么样的事实进入你的视野,话语权就是筛选事实的机制。它筛选了一批社会事实,罢免了一批社会事实。”(13)这里,本土化首先是个民族立场的问题,是个国家利益的问题,是个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问题。本土化论题的核心,不只是强调“质性方法”、“意义解读”以及寻求所谓的“科学解释”,而主要的应该是对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这样一种批判性反思主要是通过对宏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批评来实现。在当代中国这个大变局中,首先要做的是提出“真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理论后面做检验的工作。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理解中国现实,服务于实践,而不是服务于某个西方理论体系。

   研究中“问题的选择”,以及使用的关键词语和概念,无不隐含着不同的哲学预设和价值预设,这些预设追究到根源时往往是无解的,没有终极的正确答案。所以,一个理论,只有在它由以产生的“语境”中才是“可沟通的”、“有意义的”。即使使用同一“词语”,人们也往往无法对同一概念作出完全达成共识的清晰定义。实际上,“问题界定”本身蕴含着极强的“理论”和“旨趣”,绝不是纯粹客观中立的。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反思现有社会科学(主导的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这些基本预设在当代已经表现为一种常识和当然,以至于后人毫无反思,并基于此而形成自己的“理论问题”。譬如,对流动机会不平等的研究,勿论价值上的对错,其基本预设就是:社会流动应该机会平等,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向就“应该是”流动机会日益均等。在此价值和预设之下,相应的研究问题才凸显出来。又如,社会理论中的“现代化叙事”等理论范式,就像关于气候变暖、食品安全等问题一样,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建构出来的问题,是在某种立场之上被选择性地“问题化”的。但一旦这些叙事框架被确定、被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设置、证据选择、概念建构等就都有了特定的方向和方式。

   而且,对于社会学这样一个“核心逻辑和理论”的建构更加不成熟的学科来说,它的“本土化”还不同于当年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处境。也就是说,它的本土化首先还是体现在对“议题”的选择上,而不是“理论体系”的选择上。如曹锦清所言,我们这里重要的问题,不一定在西方社会也是重要的。盲目跟随西方社会科学,就会不知不觉地依从了他们设定的“论题”和“研究领域”。只有站在中国立场,对事关民族的本土实践问题,尤其是前沿问题有感觉了,才会敏感,才会在许多方面发现有更大价值的研究问题。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关联”的意义所在。(14)所以,在这里本土化就首先不是什么“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问题设置”和“问题发现”。

   第三,概念建构。在社会研究的“概念建构”中,应该充分反思已有看似普遍的那些概念的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质。应该看到,现有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体系,都已经是高度西化的,离开了这些语言我们已经无法思考。但是,在中国社会研究中,我们也要“承认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本身,并不能完全有西方的概念来加以规定。相反,必须根据中国语境进行语义学上的转化”,过滤掉隐含着的西方历史文化背景,而融入当下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以恰当的汉语概念进行表达或者重新定义。(15)又如贺雪峰所言,我们应该先对中国问题有一个“整体的”定性把握,有所谓的“经验质感”,然后再去做精确的、高度专门性和分化的、数量化的研究。(16)已有的理论概念大多看上去都是“分析性”的、“专门化”的,但它背后则是西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参照,这个语义背景是通常不被明确表达的。如果对中国问题没有整体的“质感”,我们就不知道这些截取片段性的专门化的“概念”、“理论”在一个全景中的位置和意义。同时,如果不直面中国经验,以中国现实经验为本位去思考,就容易不自觉地陷入既有西方概念蕴含的特定意识形态中。

这里,不同的“概念建构”不仅仅关系着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解释,不仅仅是杨国枢所提倡的“本土契合性”,更关联着不同的“社会观”,即对于社会的某种规范性想象。这种规范性想象关系着“什么应该成为事实”,以及“什么将会成为事实”,从而绝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社会学研究在关于中国社会之未来图景的建构中,应该也要发挥特殊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我们应该开始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构建关于国际、国内未来图景和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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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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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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