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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磊:社会学传记取向的反实证主义传统

更新时间:2015-12-09 14:53:52
作者: 鲍磊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生的社会(科)学传记取向,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理论渊源。理论的选择并不是中立的过程,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价值、态度以及个人经历等密切相关。论文着重分析了传记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传统,以期助益于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

   【关 键 词】传记取向/传记社会学/理论传统/反实证主义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记取向成为社会(科)学中众多转向或取向的一种。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这一取向的范围更为宽广。它关注传记(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取向消解或者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或二分法,促使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在晚近的发展中,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自传/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指称。[1]

   从时间上看,社会科学中的传记取向较早发生在欧陆。1970年代早期,法国学界在传记研究方面曾出现一股热潮。1980年代,德国学界发生了一种“传记运动”,到1990年代,这种转向开始在英国出现。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取向同时从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学传统中浮现出来。1978年,国际社会学会发起成立“传记与社会”特别小组,1984年设立该方向的分会。目前,国际社会学会、欧洲社会学会及英、德、法等国的社会学会都设有与传记研究相关的专业分会,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与这种时间上的展开相关,社会学的传记取向的理论渊源也主要是在欧美学界。

   理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过程,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价值、态度以及个人经历等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尽管很多社会研究者正在使用传记方法,但在理论或者说方法论的选择上它们之间并不一致。传记研究有着颇为复杂的叙述传统,如下,我们将聚焦于这一转向的主要理论传统或流派,以期为传记社会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现象学社会学

   传记研究法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他的哲学现象学为之后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出发点。胡塞尔着重分析意识的结构。在他看来,正是意识的结构使得人们领会经验世界成为可能。意识往往是对某个事物的意识,感知不是对客体的被动反映,相反,它是人类意识在积极构造经验对象。当然,意识也不是凌驾于经验之上而独立存在,意识在感知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着世界。

   受胡塞尔的影响,舒茨将现象学中有关意向性和生活世界的观念应用于社会研究,着力分析个人的主体性和生命史。现象学社会学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理解日常的主体间性的世界(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其目标在于把握人们如何将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解释为有意义的,以及如何在个人主体间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动的客观意义的根源。自传是意识流形成的基本维度,同时也是了解个人意识流的重要方法,因此对于生命故事的收集,重点不只是了解个人的生命历程,更在于了解个人结构性的自我意识。

   舒茨强调日常意义背后的传记情景(biographical situation),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个熟悉的世界。人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一个人所共享的世界,在互动的过程中,个体以相同的方式经历其中,分享同一个现实。现象学社会学认为,社会科学的重点是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生活世界,即每个个体所想当然的世界的样式。对研究者而言,应暂时抛开对于事物和事件的性质及本质的判断,重点观察生活世界中的成员以何种方式对其据以为真的真实的事物和事件进行主观构建的。现象学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于强调传主的个人意识、主观意义,在历时性上的分析显得较为薄弱。

   二、解释学

   解释性理解最早出现在狄尔泰的早期著作之中。通过吸收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狄尔泰将其对圣经文本的诠释转向对人类经验的理解。狄尔泰从解释学的角度提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鉴于处理的知识对象不同,狄尔泰反对用关于自在性的自然物的认知方式来对待人文科学的对象(即自主性的精神现象),人文科学的方法不是实验、观察、归纳,而是“理解”。在历史理性的引导下,人文科学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形成意义经验,这经验使人们体悟到文本诞生时的一种生命状态,从而在理解中还原到生命的本真。

   解释学的观点认为,人类行动是有意义的,要理解某一特定的行动,就要把握该行动的意义,按照行动者正在使用的特定方式进行解释。狄尔泰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就要从行动者的内部去把握其主观意识和意图。而要做到这一点,则要对行动者进行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即通过进入行动者的内心,理解其行为的动机、信仰、欲求、思想等。[2]在狄尔泰看来,自传是最高、最富教益的形式,它是关于个体对其自己生命之反思,传记则是对另一个个体生存状态的理解。

   在进行传记研究时,诠释学注重传记研究相关文献历史脉络的确定,采用“预先准备的诠释”、“文本内在的诠释”、“交互合作的诠释”理解传记文本的内容。[3]“预先准备的诠释”关注的是传记文本内容和资料来源的考验与评估,在检查传记版本后确定传记文本的信度。在传记文本的诠释中,研究者须对自己的“先前意见”、“先前理解”、“先前知识”、“待答问题”等加以澄清,使其观点非常明确。而且注重文本一般意义的诠释,以确定其核心的内容。“文本内在的诠释”注重文本语义和语法的探究,经由文字意义和文法关系,运用“诠释学的循环”,就文本整体和部分的意义进行来回的诠释,同时应用逻辑法则,将文本粗略加以划分,以阐明文本的意义。“交互合作的诠释”注重研究者对部分重要文本的理解,因为部分重要文本的理解有助于整体著作的诠释。对于作者意识与无意识的先前假定,例如,作者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宗教观点等,必须尽可能加以披露,才能达到完全的理解。另外,要从具体教育情景出发,不混淆作者和诠释者情景的差异,方能达成较佳的理解。同时,意义关系与影响关系只是一种假设,这些假设必须不断加以证明或修正,经验显示对一个作者或特定的事物作长期和密集的诠释,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三、理解社会学

   理解社会学是与韦伯联系在一起的。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秉持的是一种反自然主义倾向,他对自然客体和社会现象进行了区分,突出社会现象的特殊性、不可重复性,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并不能用于指导人的精神活动这一独特领域的研究。人的行动由行动者赋予一定的意义,“理解”行动者的行动乃是社会学的任务。韦伯突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意识性和创造性,反对把人当作非人格的客观结构的物化现象。

   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理解社会行动的科学,即是要通过理解社会的过程与结果,对社会行动做出因果解释。所谓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以他主观认定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发生联系的行为。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解释,必须参照人类行动的主观意义,并通过行动之间的相关性来解释人们的行动及其后果。行动者将个人主观意义与其行动相联系,个人在行动中考虑他人的行为及其目标,所以这种行动是有意义的行动。在界定行动的规范时,韦伯著作中所描述的典型个体是重要的例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兰克林的自传就是他分析所用的重要资料。主观意义总是通过社会形成的,它参与了社会世界的构成。受韦伯影响,格尔茨把人视为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当然,韦伯的理想类型未能摆脱众所周知的形式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缺陷。

   韦伯主张借助价值关系理解人的主观意义在社会认识上的重要作用,但在社会认识上要求对社会事实和价值判断、理论和实践做出分别的处理。韦伯认为,研究者要达到客观认识历史事实的目的,价值无涉是应秉持的研究态度。研究者在研究中不能持任何价值观、党性、派性或阶级偏见,不能把学术与个人偏见混为一谈。韦伯提出的这一认识论原则,目的是要清除科学研究中的个人偏见,避免科学讨论与价值判断的混淆。事实上,研究者在研究中的涉入程度、其主观价值倾向,成了许多传记研究不得不面对并进行回应的问题。

   四、芝加哥学派

   人们通常把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于1918-1920年间出版的四卷本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视为传记社会学研究的最早时点。该书利用收集到的数百封波兰移民的书信以及大量的移民日记、回忆录,尤其是青年维兹纽斯基(Wladek Wiszniewski)长达300页的传记(生活故事),分析了波兰移民面临的解组过程,以及个人及其家庭如何融入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在托马斯看来,通过自我与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个人的传记性材料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

   该书首次对“个人与社会”进行了实质性的社会学研究,它关于“情景的客观性因素与对这种情景的主观性理解”的区分具有基础性的意涵。[4]它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社会生成(social becoming)的表面,而是应当获致人们活生生的经验与态度,这些才是社会制度与组织背后丰富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正是这部有着直接的经验研究取向著作,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受其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伯吉斯与帕克的倡导下,传记研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很大的发展。研究者离开社会学的“扶手椅”,努力参与到“真实世界”之中,做到“在真正的研究中把手弄脏”,他们认识到“站在行动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必要性,以及传记个案研究对于记录各类环境中社会成员主观性视角的优势。在研究对象上,此一时期的芝加哥学派侧重于那些旨在描述个人“历史、经历与态度”的生活史或社会大众的生平记录(biograms),而不是那些在历史上或文学上具有雄心抱负之人所写的自传。

   尽管符号互动论聚焦于个人,但它强调必须在互动的背景下来理解个人行为。符号互动论意味着“社会互动端赖于对自我(自我客体化)与他人(采取他人的角色)的考虑……社会是按照个人塑造它的方式进行理解,个人是按照其作为成员的社会来理解。”[5]符号互动论的鼻祖米德认为,对于人的研究应该放到其所处自然环境中进行,人并不是静态的,自我与社会既保持某种连续性,也处于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之中。米德认为,个体的自我只有通过社会以及不断进行的互动过程才能产生和存在,个人总是依赖于自己所在的群体。因此,自我扮演着他人的角色,采取他人的态度(概化他人)。在此过程中,个人也变成其本人的客体。

   在传记研究中,米德有关主体间性与反思性自我的论述,有助于人们思考如何“通过互动与语言学习,进行自我的建构与重构或制造与重造,以及对文化、亚文化及其符号进行调整和重新调整,一切都在社会互动过程之中和制度范围之内。”[6]晚近符号互动论者的著作对传记研究有着更大的影响。他们利用生活史以及参与观察,关注于生活的微观层面与主体性,他们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生活,以在群体和社会背景下来理解个人。如在犯罪和偏差行为的研究上,符号互动论者不像实证论者那样,关注犯罪的病理学,在一般程度上分析原因,利用统计的方法测量阶级、贫困之类的特定变量的影响或者采用病理学的行为,而是检视如何经由社会性的建构、贴标签或其他外力使然,将个人变成一名罪犯或偏差行为者。

受符号互动论影响的常人方法学,关心人们用来建立并维系社会秩序的日常方法,重在分析社会成员理解自身世界的方法与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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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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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前沿》(呼和浩特)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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