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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当代西方价值排序理论的范式演进

——从舍勒、哈特曼到杜威

更新时间:2015-12-09 00:04:05
作者: 张彦  
而后这个更高的价值才或者“被偏好”,或者“被偏恶”。毋宁说,一个价值的更高状态本质上之在偏好之中“被给予”。如果人们否认这一点,那么否认的原因大都是在于,他们错误地把偏好等用于“选择”,即等同于一个追求行为。(15)

   在舍勒看来,价值现象学的等级排序是通过价值偏好被赋予的。其中被偏好的一方要么是等级相对高的价值,要么是同一等级中的肯定价值。“由于所有价值本质上都处在一个级序中,即处在更高与更低的相互关系中,而这个关系中,而这个关系恰恰只有在偏好和偏恶‘中’才能被把握到,所以对价值的‘感受’本身本质必然地奠基在一个‘偏好’和‘偏恶’之上。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对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感受是对偏好方式而言‘奠基性的’,就好像偏好作为次生的行为是‘附加’给在感受的原发意向中被把握到的价值一样。”(16)

   在舍勒的“四等级价值样式说”中,这四个等级价值样式的高低排序依据基于以下几个标准:持久性、不可分性、独立性、满足性和体验深刻性。

   价值越是延续,它们也就越高,与此相同,它们在“延展性”和可分性方面参与得越少,它们也就越高;其次还相同的是,它们通过其他价值“被奠基得”越少,它们也就越高;再次还相同的是,与对它们之感受相联结的“满足”越深,它们也就越高;最后还相同的是,对它们的感受在“感受”与“偏好”的特定本质载体设定上所具有的相对性越少,它们也就越高。(17)

   其中,持久性体现了价值的历史性,价值越高就越能持久。不可分性体现了价值的共享性,越多的人能共享,越少需要被分开,价值就越高。独立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与其他价值相比的相对独立性,越少以别的价值为根据,价值就越高;二是与感觉主体机能的相对独立性,越少与依赖特殊自然机体的感情类型发生关系,价值就越高。最后,价值排序中令人满足的深度体现在价值体验中,价值体验越深刻而强烈、使人得到的满足越大,价值就越高。价值越是永恒、越不具有延展性、被奠基得越少、满足度越深、被感受到的绝对性越强,价值就越高级,反之,价值就越低级。

   可以说,舍勒的四等级价值样式说的排序,展示了价值内在的结构等级和秩序体系,内含着对现世社会大行其道的“功利化”和“世俗化”的反思和批判,强调对处于高位序列的“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的重视,给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以启示,到底应该如何恰当地处理世俗价值与神圣价值、有限价值与无限价值、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精神价值与生命价值等的关系。而且,“舍勒全面展示了其质料伦理学的主要理论构成,代表了现代伦理学回归事实本身,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诉求。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现象学方法和哲学人类学的基础”(18)。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舍勒的价值排序等级学说建立在先天的价值秩序之上,脱离了道德主体经验世界的体验与判断。在舍勒看来,价值的层次关系是先验的,是已经按照高低秩序排列好了的,甚至那些不为人知的价值也具有这种层次性。这种层次性又是内在于价值本质之中的,因此它是不变的,并且外在于人类经验。舍勒强调了价值层级的关系属于一种先天的本质,同时,又认为这并不表示价值层次的安排在逻辑上可以推演出来,价值的有序等级决不能从其他东西中推出或导出,较高的价值为在前的活动所理解,这种活动有一种直觉置先的显然性,而这种置先性决不能被任何逻辑推演所代替。因此,由于舍勒明显的神学背景和浓厚的先验色彩,他的价值哲学特别是其价值等级和价值排序的思想很少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三、哈特曼“价值类型说”的承继与转向

   如果说舍勒对于价值等级排序结构的分类、关系和依据做了开创性的“入门”研究,那么,尼古拉·哈特曼(Nicola Hartman)则是在舍勒价值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价值现象学。在价值排序这个论题上,可以说舍勒是“开门者”,而哈特曼是“践入者”。(19)哈特曼试图把道德的先验主义和内容上的价值多样性统一起来,其可能的基础就是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20)同时,与舍勒相比,哈特曼又在价值论说上有较大的转向,他系统地阐发了价值维度、价值分类和价值等级等思想,是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集大成者。

   舍勒的价值哲学思想给哈特曼以重要启示,并且由哈特曼予以承继和转向,建立了实质价值伦理学系统理论。

   首先,在存在学意义上,舍勒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和真实的价值质性,它们展示出一个具有特殊关系和联系的特有对象区域,并且作为价值质性就已经可以例如是更高的和更低的。但是,如果如此,那么在它们之间也就存在着一个秩序和一个等级秩序,它完全独立于一个它在其中显现出来的善业世界的此在,并且完全独立于在历史中这个善业世界的运动和变化,而且对它们的经验来说是‘先天的’。”(21)而哈特曼作为批判本体论的创始人,他区分了两种存在形式,一是存在于时空中的具体的实体的存在,二是有抽象观念的精神存在,包括本质和价值等。他认为,这两种存在都是客观的,而且精神的存在在逻辑上先于实在的存在。哈特曼把存在又分为无机、有机、意识以及超个体的文化即客观精神等几个阶层,与这些阶层相对应的是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其中,低阶层的范畴为高阶层的范畴提供质料,高阶层的范畴则包含低阶层范畴的特性。在这里,哈特曼采用现象学的方法使得他所考察的价值体现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保证了其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其次,在价值分类方面,则集中体现在哈特曼关于“价值类型说”的解释范式上。哈特曼认为,存在分为四个基本的层次,物质的、有机的、意识的和精神的。这四个层次涵盖了存在的多样性,也体现出了存在层次呈现出的不同等级和序列。在此基础上,哈特曼将所有价值排序分类成生命、意识、能动性、折磨、力量、意志自由、远见和目的性功效等八大价值,并将这八种价值归为生命、意识和人格的价值三大要素。哈特曼论证最基本的价值是生命的价值,生命价值体现在“生命力”、“生命力量”、“生活的程度”等方面,生命价值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于生命目标的设置、生存方式的选择、生活动力的驱使、生命代价的投入等,也影响着人们对与生命相关的种种问题的理解与行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他及他的全部精神都会漂浮于空气之中。它是他全部耗之不竭的力量源泉”(22)。同时,哈特曼将“意识”价值和“能动性”价值也排序到较高地位。他认为,人的意识不仅是一种认知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意识,它使人超越于动物之上,是主体个人的一种基本价值。对于“能动性价值”,他认为,能动性是人参与价值创造的根本特征,它突出地表现为“人格中的首要因素”、“创造性劳动者”,能动性也是其自身的创造者,能动性与善是同一的,一如费希特所指出的那样。(23)

   再次,在价值排序的依据上,对于舍勒提出的价值排序标准,哈特曼作出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对于所有道德价值,超短暂性、不可分割性、依赖性和绝对性都是一样的,这四个特征明显地构成整个等级共有的标准。(24)这是与舍勒的相似之处,但同时,在舍勒那里,低级价值依赖于高级价值,而哈特曼则坚持认为,高级价值依赖于低级价值,舍勒的这种观点是一种“目的论的偏见”。(25)因为,在哈特曼看来,“在价值哲学上,偏爱较高价值胜过较低价值——不管个人的兴趣,或者面对较低价值中更浓厚的兴趣——是善的第二个一般的和积极的方面,它伴随着对作为目的的价值追求,并且在这种追求中超越”(26)。

   总的来说,哈特曼在其《伦理学》中从“新存在学”的角度出发,关于价值类型、价值现象、价值标准、价值样式、价值结构和价值秩序等的描述,是对舍勒价值等级说的完善与发展,更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一次空前将价值类型和价值排序模式化的尝试,也是对伦理学进行一次彻底的价值现象学的奠基。其后,伽达默尔、芬德莱、施皮格伯格等人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回应了哈特曼关于价值哲学的诸多观点。

  

   四、杜威“价值评判说”的发展与辨析

   说起约翰·杜威(John Dewey),一般想到的他是实用主义的代表及其教育哲学思想的广泛影响力。同时,在价值哲学领域,杜威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杜威从存在出发,深入分析了价值存在、价值界定、价值目的、价值手段、价值评价、价值标准等价值哲学的系列范畴,并且通过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充分肯定并凸显了人的中心价值,创立了自己的价值王国。与舍勒和哈特曼相比,杜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转换了价值哲学的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将价值判断而不是价值作为价值哲学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并且抛弃了舍勒的先验主义意蕴,重视“经验”范畴的辨识与分析,引入了实验经验主义的评价判断理论。

   在价值排序研究上,杜威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他通过确立“行动的自我”强调自我评价和价值排序的作用,主张根据具体情境确定和改善价值判断标准,根据行动的后果判断价值和价值判断。杜威认为,关于价值值得研究的问题是:(1)如何通过一种判断而指导行动,以通过这种行动创造出所期待的结果,即价值的载体;(2)如何通过一种判断而确定兴趣、嗜好、欲望、价值感受的对和错(而不是真和假)。因此,必须对价值采取一种操作性的理解,即:“用作为智慧行动后果的享受来界说价值。”(27)在杜威看来,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的行为提供智慧,而人类行为中最大的难题在于价值选择,因此需要价值排序和价值判断。在这里,杜威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所有的道德行为都是可以被经验感知的,都是可以被观察和检验的。因此,价值行为存在着选择和判断,需要对可能冲突的价值作出排序,杜威通过价值判断和价值判断之范畴确立了价值排序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同时,杜威也强调了价值排序的实践理性的特征,“杜威的观点是:价值问题是实践理性问题而不是理论理性问题,讨论价值问题是为了给具体情境中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供方法,脱离具体情境制定价值等级表和规定价值秩序对于实践毫无意义”(28)。由此,杜威确立了他的价值秩序的基本框架,强调了“行动的自我”进行价值排序的重要作用,也从经验的角度凸显了价值秩序的客观性和可靠性问题。

   关于价值排序的评判依据是该论题的重要研究领域,舍勒和哈特曼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发展到杜威,杜威认为,价值排序的判断依据主要有三个层次的目标或对象:“其一是具体情境中的欲望或兴趣,即具体情境中应该的‘想望’、应该的‘喜欢’和应该的‘兴趣’;其二是行动方案;其三是关于价值的最后的决定性的判断。”(29)在这里,杜威特别强调了价值排序依据中“具体情境”的地位。因为按照杜威的理论,知识是人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所有实在的呈现是经验体验的过程。因此,价值判断既不是在一个理论推理的行动中被构思或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先验地存在的,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被经验到的。

面对种种价值情境,人需要利用他的经验进行认识、排序、判断与选择。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也曾提出“价值情境”的术语,指偏好行为出现于其中的任何情境,这种价值情境内在地体现着一种关系,包含着一种由某一行动者对某一事物或若干事物的偏好的行动。因此,从杜威对价值排序和价值判断过程中“具体情境”的重视,可以看到:一是杜威经验实用主义哲学在价值论问题上的投射,他将价值排序的依据从舍勒的先验标准拉回现实的具体情境,强调了道德主体进行价值排序和道德决定的一种内在动机和外在影响的结合。对此,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康德和杜威间的困境:道德哲学的当前现状》(Trapped between Kant and Dewey: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ral Philosophy)一文中也专门指出:“现代道德哲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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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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