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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从文本到思想》序

更新时间:2015-12-07 23:01:39
作者: 韩水法 (进入专栏)  

  

   注:《从文本到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是由德国和中国学者研究几位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的文本、思想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论文组成的文集。这里所谓的文本不单指通常那种结构完整的印刷出来的著作,还指最原始的文本,这些伟大哲学家亲笔书写下的手稿和字迹,他们的学生为他们的课堂讲授所做的笔记。这些原始的思想印迹与成稿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有哪些复杂的关系,正是这本著作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在个人学术史上,人们几乎总是首先从系统的成稿开始其阅读、学习和研究的生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尤其是在进入正式的学术研究之后才会接触、阅读并研究那些不系统的、结构不完整的非成稿的文本;而与此同时,以学术为业的人们也会开始撰写自己的各种草稿或手稿。于是,人们开始能够理解,多数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观念和思想,事实上,总是处在发展的状态之中,哲学思维及其学说的完成通常不是理论的行为,而是自然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谓,哲学家们甚至不可能在其生前完成某一个观点、原理或理论的系统阐述和论证。

  

   在中国,由于近年来德语哲学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德语哲学家那些非成稿的文本越来越成为阅读和研究的重要资源和参考;而那些原本被视为或表现为成稿的著作的未完成状态和性质及其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加之德国哲学典籍大量迻译成汉语,如何翻译和编排非成稿的哲学文本——如尼采的《权力意志》,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的问题也逐渐成为德语哲学思想研究的现实问题。同时,由于与德语哲学界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经常和专门,这类性质的文本也就逐渐成为交流和讨论中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的德语哲学家和学者也非常愿意与中国学者交流这方面的研究和进展,向中国同行介绍他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联合邀请之下,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联合德国其他科学院组成“2009年德国科学院哲学学科旗舰项目访问团”,包括柏林科学院波茨坦莱布尼茨编辑部主任、康德全集编辑部主任、马恩全集编辑部主任、尼采著作和书信全集编辑部主任与黑格尔档案馆馆长等九名著名教授和学者,在时任德国科学院联盟科研委员会主任、洪堡大学哲学教授格哈特(Volker Gerhardt)带领之下,访问北京大学和上述兄弟学校,并与中国同行一起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德国哲学:文本与文献”国际会议。这个文集就是本次会议的成果。

  

   这次会议以及中德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无疑拓展和深化了文本研究的观点和视野,而德国学者所介绍的他们编纂这些经典作家文稿的经验、方法和原则,更是让人们了解到了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

  

   思想固然要由各种文字表达出来,然而,当人们面对那些天才且勤奋的作家的无数手稿,甚至连年代都难以辨别而唯有片语只字的各种字迹时,思想就成为将它们如何编排起来、串连起来的关键,而这种思想不仅源自作家本人的理论,也包含如何理解手稿与哲学家思想活动之间的观念和原则。这样,文本与思想,文本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关系的多个层次就被揭示了出来,而人们也就被引进了思想活动过程之中,而被要求从这种处于持续活动中的运思来领会和理解那些伟大哲学家的各种理论。

  

   这本文集之所以命名为“从文本到思想”,乃是因为当我们在领会那些经典哲学家的理论时,无论我们赞成还是反对,或部分赞成部分反对,或者质疑,或者仅仅以其为火石激起自己的灵感,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些观念和思想是经过复杂并且漫长的哲学运思之后才达到的,而如果着眼于个人思想史,更不用说放眼社会思想史,那么它们只是观念和理论运动的一个中间阶段,不是终结,而是暂时的结论和新的起点。因此,在下面的文字中,我要考察如下一个问题:文本研究究竟在什么层面、什么意义上调整、补充和改变了我们对思想和理论的理解。

  

文本编纂的方法论

  

   将记录和储存于各种介质之上的原始文字资料编纂成书籍,以供保存、阅读和研究,在最早使用文字的文明中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必远征其他文明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所熟知的就有孔子删诗书和编《尚书》的故事,至于这位夫子的韦编三绝,则更是由编纂而进至于自撰的事迹了。不过,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在册的经典的最早编纂者,孔子的工作及其榜样意义在后世是颇有争议的,他按自己的观念来筛选原始的资料,固然保存了他所看中的精华,但却也使绝大多数的原始文字资料湮灭不见了。诚然,这种既保存又毁灭的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文明中也出现过。不过,孔子的编纂行为就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任何编纂都是依照一定的观念和原则进行的,并依赖于一定的方法。就此而论,今天的编纂与古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代编纂的观念、原则和方法与古代相比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忠实地再现作者既有的一切文字资料既是一条原则,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和巨大的挑战,而其艰巨性已不在于原始资料的取舍,而在于编纂的方式和手段的采用,体例和格式的确定。任何编纂都会更动原始资料的呈现方式,那么忠实地再现的原则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由约翰内斯·温克尔曼主持编辑而成的《经济与社会》为传播韦伯的学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这本将韦伯不同的手稿和已出版的文字整合在一起的巨著受到了学术界的许多批评,因为韦伯的文字被纳入了一个由编辑者构造出来的体系之中,尽管书中的那些标题大多来自韦伯自己用过的学科范畴和研究题目。这次会议及这本文集没有谈及韦伯著作的编辑,但德国同行却向大家介绍了更为复杂的、在忠实的本义上更难以实现的工作和任务,如莱布尼茨全集的编纂、黑格尔讲演录的编纂和尼采文集的编纂,他们的实践和经验。

  

   一、完整而系统地再现所有文字

  

   就如李文潮教授和鲁道夫教授在他们合写的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的目标是要把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莱布尼茨总数达20多万页手稿中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字都以现代读者能够阅读的方式编排起来印刷出来。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惊奇的庞大工程,它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和巨大的财力。这项庞大工程虽然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工作:“对每篇文稿(长到数百页的专著,小到一句话)进行严格的历史批判性的编辑﹑校勘﹑注释。”但是,这里所述的每一项工作都牵涉到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譬如,为了进行分类和确定莱布尼茨手稿的年代次序等,《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编辑部一百多年来建立了四套交叉的目录系统,以备随时记录和查对。

  

   将所有这些资料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汇集成册,印刷出版,其意义主要在于保存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莱布尼茨文稿对德国社会来说当然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但他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其实是欧洲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世界的:在他的那些手稿和文献中也保存了有关当时中国的丰富资料。这些材料能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同时,它们也能够拼贴出中国当时现实状况的部分图景,并可与存在于中国的资料对照。当然,就我们这个文集的任务来说,这些精神财富中最相关的部分就是当时人类的哲学观念和思想,而哲学在那个时代,则是包括人类所有知识的体系。因此,在《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中,哲学至少体现为三重意义。第一,人类的知识体系,第二,作为人类知识基本原则的哲学,第三,今天编纂者所理解的哲学,比如《全集》第六系列中的《哲学文集》。莱布尼茨文献的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拥有充分的原始文献资料来理解这几种哲学观念是如何变迁的,尤其前两种哲学观念是如何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学术活动之中彼此关联和转化的——这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是人们可以并且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人们由此出发再来考察同样正在编纂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时,甚至已经大体编成的尼采著作和书信全集,就会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看到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流动和变迁——观念和思想在这种过程中也演化得流派纷繁。

  

   我们通常会觉得,一方面,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太过浩瀚,难以竟读,另一方面,当深入研究某一领域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原始材料是那么的缺乏和不足,尤其是有价值的资料的不足。事实上,许多反映人类精神活动和历程的资料在历史上有意无意地毁灭和损失了,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事件和野蛮的行为之外,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人们常常擅自主张,某些东西是不重要的、不正确的——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的。大量的文献资料这样丧失之后,在人们回过头来再回顾和考察那个时代的人类观念和精神历史以及一般历史时,就会发现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以至于要凭借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勾勒出观念的一个大体的框架都难以做到。即便这些保留下来的经典著作,给人们提供的事实上也只是一些局部的观念和理论,而不足以提供整体——或如人们所设想那样完整的——的思想,以及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源流,它们与其他各种观念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如此等等。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诸如柏拉图不成文的学说,莱布尼茨隐秘的体系等假说也就产生出来了。

  

   诚然,所有的资料都适当地保存下来,经过编纂之后合理地印刷出来,这也并不意谓,人们就能够轻易地把握和理解那个时代的观念的所有联系,同样人们也并不一定就能够掌握和把握某一个哲学家理论的全部结构,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

  

   二、在繁复乃至杂乱无章的真实资料上,建立起真实的时间和逻辑次序。

  

   人们无法假定,所有哲学家都是以计划周密和清晰的思路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所有记录下来的文字都保持了一贯的、连续的关系。即使如此的假定成立,关于计划和方案的思考不仅记录了下来,也保存了下来,它们同样也可能是头绪多出或漫无头绪的。事实上,哲学家论证自己的观点、构造自己理论的过程就是寻求各种观念和思想之间联系的过程,因此,倘若这些联系没有被寻找出来,那么相关的资料就只是缺乏关联的片言断语的堆集。人们通过研究可能找到某种联系的线索——无论属于哲学家本人的想法,还是属于研究者的假设和重构,后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文稿的编纂提供纲要和指导,但并不足以成为将片断连缀成章的充分理由,就如尼采妹妹编辑《权力意志》的事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只要是编纂,就要使原来的手稿恢复和建立起各种关系,不仅为了理解和阅读,甚至单单为了印刷和出版。

  

比如,莱布尼茨文稿的编纂就涉及到文稿类型和时间次序如何安排和兼容的问题:显然人们并不能够把所有的手稿都只按时间这一个维度来纂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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