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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美: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与左拉自然主义

更新时间:2015-12-06 21:42:54
作者: 张德美  
”(31)

   左拉所说的“自然”,包括个人生存活动的社会环境。左拉在泰纳思想影响下所理解的环境,即“化学和物理”的环境,受“自然的法则”所支配。虽然这种对环境的研究,也为左拉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观察空间,但是这种理解是狭隘、僵化的,不能认识人类社会繁杂的事件,也不能阐明现象后面的真实本质。这种以生理学为基础的环境决定论,把人们的认识限制在生理学对社会生活机械武断解释上。左拉这样说:“社会的循环与生命的循环是同样的:在社会中也有一种连络各不同成员、各不同机构的相互依存,就象在人体中一样,它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如果一个机构出了毛病,其他许多机构就会受到影响,一种复杂的病症就接着发生了”。(32)在左拉看来,社会如同人体,社会毛病的产生也和人体疾病发生的道理一样。左拉用生理学观点观察社会,只能使他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走进误区,从而在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上作出错误的回答。

   看一下左拉对《贝姨》的分析就清楚了。左拉认为,由于于洛好色的本性,他的行为导致了整个家庭的毁灭,引出了种种次要的悲剧。他说:“一个成员于洛堕落了,他周围的一切马上就随着腐败变质,社会循环被扰乱了,社会健康受到了损害”。(33)很显然,左拉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病症,说成是由好色的原始决定论支配的象于洛这样个人引起的,只要治好这些个人的毛病,社会的复杂病症就会不治而愈。所以他假设“人们能够治好于洛的好色,或者至少能够约束他,使他不能损害他人,这样一来,这个悲剧就立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大家因此恢复了平衡,或者,说得更妥当一些,重建了社会躯体的健康。”(34)左拉根本不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决定社会本质,推动社会的发展,看不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基于对社会的生理学观点,所以左拉自然主义不遗余力地揭露人的“兽性”,以期净化资本主义社会。

   茅盾要求文学真实反映的现实,不是左拉所说的回到“动物”的人和自然,而是社会人生。这社会人生也绝不是左拉所谓的在遗传规律支配下的个人及家族史;“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是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茅盾不象左拉那样认为社会毛病是由个人引起的,他很明确指出中国社会问题是由旧的专制制度和观念造成的,因此要求新文学揭露社会病根,唤起人们改造社会。

   现实主义文学也写个人,但那不是左拉所指的生理学家眼中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写个人不是为了揭示人的原始丑恶的本性,而是为了揭露社会的病根,“欲以文学小说或剧本的形式出之,便不得不请出几个人来做代表”。(35)因此茅盾要求文学描写的个人,是反映一定社会本质特点、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

   茅盾摒弃了左拉自然主义生理学观点,将作家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考察,要求新文学反映占人口绝大多数、属于被损害被侮辱者的被压迫群众的人生;要求作家“表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作品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这与左拉自然主义存在着最根本的区别。

   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茅盾早期曾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36)这很显然是受到自然主义纯客观机械论的影响,但是茅盾并不象左拉那样认为人生只有罪恶和黑暗。他指出:“人生有光明与黑暗,正象一枝玫瑰上,长着刺,也长着美丽的花。”(37)所以他对自然主义文学只揭露人生的罪恶提出批评。茅盾说:“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悲闷。”(38)自然派文学对人生只能起批判作用,别无积极意义。茅盾要求文学“具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39)这是自然主义文学不能胜任的。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茅盾要求中国新文学作家既要学习自然派的技术长处,客观深入地观察人生,真实细致地表现人生,“指出现人生的缺点”,“提出一个补救缺憾的理想”,(40)使人不悲观,指人走正道。显然,茅盾突破了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理论苑囿,使他的早期现实主义理论具有新的特点。

   总的说来,茅盾早期对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虽然受到左拉自然主义观点和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决定论的影响,但他却作出了与左拉不同的解释。茅盾强调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决定作用,突出了文学要表现社会生活的观点,提出只有“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他强调时代对文学的影响,要求文学反映时代面貌,表现时代精神,指出“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41)他认为由于人种民族的不同,文学的情调、风格等各不相同,因而文学必具有民族性特点;茅盾还特别重视作家人格,认为成功的作品总有作家的人格融化在里面。这是左拉自然主义不可能有的内容。可以说茅盾受到泰纳、左拉观点的启发,但避开了他们唯心主义的错误,建构了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

   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的态度,不仅在“五四”时期难能可贵,而且对我们在改革开放年代学习外国文学艺术亦大有启迪。茅盾既不盲目地照搬左拉自然主义理论,也不盲目地全盘否定,而是根据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根据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需要,有选择地汲取,有分析地扬弃,反映了茅盾对外国文学艺术绝不“唯新是摹”,也绝不拒之门外的科学态度。不论茅盾早期文学观点有无偏颇,然而他对待外国文学艺术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释:

   ①茅盾致曾广灿的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3期。

   ②⑤《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载《小说月报》13卷6号(1922年)。

   ③原载《小说月报》第13卷7号。

   ④愈之《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东方文库1923年)。

   ⑥原载1922年9月2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0期。

   ⑦(13)(14)参见《〈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第11卷1号(1920年)。

   ⑧《通信:雁冰复徐秋冲》,《小说月报》第13卷4号。

   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12卷12号。

   ⑩(18)(19)(20)(25)均见《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3卷7号。

   (11)《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2卷8号。

   (12)(17)《一般的倾向》,《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3期。

   (15)(16)(23)(26)(32)(33)(34)左拉:《实验小说论》,《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大出版社1986年版。

   (21)(27)(28)(29)(30)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同上。

   (22)(35)《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24)《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2卷2号。

   (31)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36)《文学与人生》,收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37)《包以尔的人生观》,《小说月报》第13卷4号。

   (38)(40)《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原载《改造》第3卷第1期。

   (39)《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11卷1号。

   (41)上引均见《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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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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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99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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