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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宗友: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更新时间:2015-12-06 18:20:07
作者: 韦宗友  

   【内容提要】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妥协/东亚安全/安全秩序

  

  

近年来,东亚安全秩序出现了一系列震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在东亚地区,为什么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未能消解国家间的战略猜忌和不信任,未能阻止中美之间及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本文尝试从东亚安全秩序的特点入手,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探究东亚权力转移、地区领导权竞争、领海纠纷以及美国不恰当的战略应对造成地区秩序的消极影响,并进而提出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二次战略妥协,构建东亚陆海融合型安全秩序的地区秩序新主张。

   一、东亚“陆海分离型”安全秩序及其缺陷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东亚安全秩序一直基于两大支柱之上:在东亚大陆,中美之间结束了剑拔弩张的冷战敌对状态,实现了战略和解;在东亚沿海地区,美国则通过在50年代初期构筑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这种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与海上的美国霸权,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两大支柱,也是东亚安全秩序有别于欧洲的一大显著特点。①不过,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也有着自身内在的缺陷。第一,中国在东亚大陆的陆上优势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是两套彼此独立的体系,并没有相互融合。东亚一直缺乏一套涵盖东亚大陆及沿海国家的一体化的集体安全体系。第二,美国构筑的双边联盟体系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遏制、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在中美战略和解后,这一联盟体系将苏联视为最主要威胁和防范对象,但其防范中国的战略功能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东亚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它随时都有可能将矛头再次指向中国。第三,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出于共同反苏的战略利益需要,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或同床异梦型的利益结合,缺乏牢固的基础。一旦反苏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那么这种机会主义的结合随时都有可能分道扬镳,甚至引发新一轮中美对抗。②第四,随着中国逐渐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演进,中美之间如何共处将成为问题。③

   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暴露无遗。首先,苏联解体使得中美战略和解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失去苏联这一共同威胁后,中国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及历史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则凸显出来。在“历史终结论”的裹挟之下,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被美国及西方视为需要改造和演变的“异类”,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大大降低了。

   其次,在苏联解体,东亚安全环境发生巨变,中美战略和解失去根基的背景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军事联盟体系防范中国的潜在战略功能被重新激活,它甚至成为联盟存续的黏合剂。冷战结束初期,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亚地区,都出现了减少美国东亚军事存在、削减乃至关闭美国军事基地的呼声,一些人甚至怀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④1992年,在菲律宾要求下,美国被迫关闭了在菲律宾的两大军事基地,撤出在菲律宾的驻军。日本、韩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大幅度减少美国驻军和军事基地的呼声,美国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面临考验。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之初陷入低迷,日本等东亚盟国的经济则蒸蒸日上,美国与盟国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因经济贸易纠纷而几度出现危机。美国国内一度出现了“日本威胁论”,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美说不的声音。⑤

   在联盟关系一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威胁”成为弥合分歧、防止盟国离心倾向、维护联盟存续的“黏合剂”。早在1992年,在美国、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⑥1995-1996年间,由于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南海争端,中美之间因李登辉访美而关系受挫以及中国随后在台海地区的导弹试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升级。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战略报告》,渲染中国威胁。报告指出,南中国海的岛屿和领海争端是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对地区稳定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敦促对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强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报告还指出,中国致力于国防现代化,拓展远洋海军军事能力。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不明确。报告强调,鉴于东亚地区依然存在的诸多安全不确定性,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将不仅仅致力于捍卫日本及美国利益,也将致力于维护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⑦1997年9月,日美发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为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日本应增加防务贡献,并将“日本周边事态”纳入日美安保范围。1998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及马尼拉港口重新向美舰开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旗帜下,美日、美菲军事同盟迸发出新活力。

   最后,在中美和解的战略基础因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中国威胁”逐渐成为美国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黏合剂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大大增强,中美之间陆权与海权的潜在冲突性增加。在缺乏战略互信下,中国在东南沿海的任何政治、经济及安全举措,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及海上霸权的不良举动。而美国与沿海国家加强军事同盟的任何行为,也可能被视为限制中国影响,围堵中国发展的证据。无论是作为陆权的中国,还是作为海权的美国,在冷战后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潜在威胁。

   二、东亚地区权力转移与安全挑战

   新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的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面临诸多挑战。新千年伊始,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相伴随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上升,有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小布什拒绝了前任克林顿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的做法,认为中国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据此准备将军事战略力量向亚太地区倾斜。⑧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及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小布什无暇顾及中国。

   在美国忙于全球反恐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新千年开始到2013年的13年时间里,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经济总量由1万亿美元跃升到9.39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6900多美元。⑨不仅如此,中国强劲的发展需求,为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推力,让它们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亚洲经济发展新格局,既取代了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雁行模式”,也冲击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市场和安保换取东亚盟国支持美国东亚霸权的东亚安全模式。

   中国还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2001年,中国首次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此后中国又先后与东盟内部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的示范效应下,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地区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东亚地区成为与欧盟、北美自贸区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自由贸易区。

   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及地区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相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持续下降。由于忙于全球反恐以及与此伴随的巨额军事开支,美国经济在小布什任内表现糟糕,年均GDP只增加了2.09%,被视为7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弱的时期。2008年,在小布什即将离任之际,美国经济又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国内消费低迷不振,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经济总量在2009年更是收缩了2.6%,这是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⑩而曾经引领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严重的长期经济衰退。不仅经济总量在2012年被中国超越,失去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地区经济影响力也日趋下降。中国已经取代日本、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

   东亚权力格局在新世纪的“一升两降”,东亚地区残存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划界问题,使得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进一步彰显,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困境”。虽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国土面积的大陆型国家,但中国经济发展却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不仅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集中在沿海地带,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外资金、市场、能源和资源。在所有具有洲际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及所有开放型经济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是排位靠前的。(11)中国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崛起之路,导致其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势必要高度重视海洋,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与发展。因为一旦中国的资源、能源及商品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或受阻,将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甚至中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与防范。而且,随着海洋勘探及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技术的进步,海洋能源、资源及与此相关的海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2)

   部分出于这种战略考虑,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军,建立海洋强国。中国向海洋方向投射军事力量,连同中国整体实力的迅速增强及经济影响力在该地区的辐射,引起美国的高度不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将可能导致“美中之间代价巨大的紧张关系”。(13)对美而言,中国军事、经济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拓展,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海上霸权。美国还对中国发展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感到特别担忧,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海上优势,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海上霸权的基础。这些担忧与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摩擦,中国与日本及东盟部分国家的领海和海岛划界争端,以及所谓中国“强势外交”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美国对中美关系前景及中国战略意图的极大忧虑。一些人甚至担心,中美必有一战,中美关系难逃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14)在中国,人们对美国在领海争端中的“拉偏架”,加强与印度、日本等国的防务关系,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技术出口管制等举措,也十分不满,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不友好举动,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担忧。(15)

第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1993年开始,日本连续13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2004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然而,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推动中日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相反,因为历史问题及钓鱼岛主权争议,两国政治关系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和日本实力的相对衰落,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外,又增添了地区领导权竞争,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16)尽管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大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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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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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沪)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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