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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宗友: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更新时间:2015-12-06 18:20:07
作者: 韦宗友  
但在经济上,它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也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日本还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这种长期的经济优势,使得日本不仅以地区经济领导者自居,也在冷战后逐渐谋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充当东亚地区全方位的领导者。(17)

   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不仅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也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2004年,日本与印度、巴西、德国四国一道捆绑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此,中国明确表示,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中国反对日本的“入常”努力。而日本则充当了对华武器出口管制的“急先锋”,积极游说欧盟不要解禁对华武器出口,在国际社会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东亚地区,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竞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安倍政府上台后,更是公开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亚太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妄言日本在亚洲的重要贡献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18)此外,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多边机制建设方面,中日也明争暗斗,争夺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19)

   第三,领海争端。在东亚地区,遗留着大量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主权争议,几乎波及所有重要的沿海及岛屿国家,是东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冷战时期,这些领海、岛屿争议因美苏全球争夺而退居幕后,并没有成为影响东亚安全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东亚经济崛起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骤然增加,这些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争议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些领海及岛屿主权争端中,中日之间在东海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领海及海岛争端尤为突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时隐时现,但并没有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东亚权力转移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加剧,钓鱼岛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扣押中国渔船,并威胁按照日本国内法进行审判,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放人。(20)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对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再次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认为日本试图单方面改变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归属。中国针锋相对派遣渔业执法船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巡逻,两国海上摩擦加剧,政治关系大大恶化。

   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领海划界及海岛争端在90年代也逐渐升温,近年来逐渐成为地区热点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早在90年代就提出了较具妥协性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案,但越南、菲律宾等国一直通过单方面扩大勘探、开采争议海域油气资源以及构筑岛屿设施等措施,破坏双方达成的共识,导致中国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蚀。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南海海洋权益的维权力度,强调“维稳”与“维权”并举,特别是加大对侵蚀我领海主权或试图单方面改变海岛现状的执法力度,捍卫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权益。(21)但此举也招致了美国、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的不满,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咄咄逼人”,甚至认为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南海问题,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2)

   第四,朝核问题。自1994年10月美朝双方签署《核框架协议》结束第一次朝核危机,朝鲜核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核计划,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作为回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23)但在协议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双方存在严重信任危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矛盾不断。“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美朝关系大大恶化。2002年10月,朝鲜向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凯利承认,朝鲜一直在秘密从事浓缩铀计划,震惊了国际社会,由此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2003年8月,中、朝、美、韩、俄、日六国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5年9月,与会各方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上签署了《共同声明》,朝鲜第一次正式承诺将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并同意在“弃核”同时重新接受《核不扩散条约》义务,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监督,美国则承诺保障朝鲜安全、逐步解除对朝孤立和制裁政策。但美朝双方很快对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共同声明》发生矛盾。2006年10月,朝鲜违反《共同声明》,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此后,虽然六方会谈重新启动,但朝核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成为困扰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顽疾。

   三、美国的战略应对与调整

   面对新世纪头十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权力变化和安全挑战,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战略应对集中体现在他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1年正式宣布的“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中。这一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存在,制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应对中国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潜在挑战,维护盟友对美国领导的信心,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相对于上述东亚安全秩序挑战而言,这一再平衡战略可以相应分解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中国崛起挑战。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这一战略涉及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诸多层面,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就政治层面而言,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对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冷漠态度,于2009年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次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地区多边机制的重要一员。奥巴马政府高官还对东亚地区展开了密集访问,大幅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感,消除东亚盟友“被漠视”和“被冷落”的心理担忧,赢取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好感。不仅如此,美国还特意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鼓励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印度制衡中国的影响。(24)

   在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建立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建立一个高标准的、21世纪的亚太多边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主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相抗衡,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在军事方面,美国不仅宣布将军事战略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还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及新加坡、越南、印尼和印度等印太枢纽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的发展,美国在2011年发布的《联合介入作战概念》军事战略及2012年初颁布的《新国防安全指南》中,都强调了维护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安全,特别是维护印太地区海域安全,提升应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军事应对能力。(25)目前,美国已经在关岛、日本等军事基地部署了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战机、潜艇、无人机等军事装备,并将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派驻新加坡港口。不过,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中美两国在地区及全球性层面存在的广泛共同利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同时,也强调与中国接触的一面。如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在亚洲协会发表关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演说时,就强调“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富有成效及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政策,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美国不认为崛起大国必然会和既有大国发生冲突。(26)总统奥巴马本人也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在双边及多边场合保持经常性接触和磋商。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还邀请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进行“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共同商讨如何增加两国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美国也对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希望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探寻一条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新模式。(27)

   第二,对中日领导权竞争的应对。日本不仅是美国东亚地区的重要军事盟国,也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要求日本在东亚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利用日本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支持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鼓励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东盟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及防务关系。(28)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因钓鱼岛问题而擦枪走火,要求双方保持冷静、克制,并表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另一方面,出于对盟国的军事义务和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反对中国试图改变钓鱼岛现状的行为,偏袒日本。(29)不过,对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及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安倍政府,奥巴马政府也并非全然放心。美国担心如果听任安倍政府在民族主义及历史问题上一意孤行,不仅导致中日关系的失控,而且还会极大地恶化日韩关系,妨碍美国在东亚的总体战略目标。因而,美国在支持日本发挥更大作用、为美国亚洲战略服务的同时,也提防日本可能“绑架”美国。(30)换言之,美国既希望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紧张,并借助日本之力制衡中国崛起,但又要防止中日之间的竞争失控,或美国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岛屿纠纷之中。

   第三,领海争端危机管理。如前所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主要是海上霸权。在东亚大陆沿海地区,密布着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及军事盟友,它们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霸权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投射权力及影响的前沿基地。不仅如此,东亚沿海海域,还是美国侦察、监视中国军事力量及其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美国通过在这些海域(包括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侦察和监视,实时获取关于中国军事发展的最新情报。此外,这片海域还是全球特别是东亚国家重要的海上能源、资源及商品贸易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美国对待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东海及南海地区的争端,并不仅仅从事件本身来看待问题,而是从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海上霸权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视角来看待,更何况这些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基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安全伙伴,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所要倚重的力量。因而,在处理这些争端时,美国貌似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是偏袒了美国的地区盟友及安全伙伴。

   2010年,希拉里国务卿在出席东亚峰会时,面对关于中国提出南海地区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传闻,打出维护公海航行自由的旗号,公开宣称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向中国“叫板”。同时,她还积极游说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后,美国多次在东亚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在东盟框架下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反对中国一对一的双边模式。(31)美国还积极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主张在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框架下解决问题,而无视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争端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承认或默认中国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只是在70年代以后由于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及国际海洋法的酝酿,才相继以武力占领或宣称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32)除外交支持外,美国还通过防长访问、军舰到访、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以及军售与军援(后两者主要是与菲律宾)等举措,增强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中国展示“肌肉”。对于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一美国实际上要担负很大历史责任的海岛之争,奥巴马政府多次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合作条约》,而对日本单方面“国有化”的挑衅行为装聋作哑。

第四,朝核问题。相对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以及东海、南海地区出现的海争加剧局面,朝核问题并不处于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加之美国面临严重国内经济困顿,奥巴马政府决意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守势,执行“战略忍耐”政策。坚持在朝鲜不改变其挑衅政策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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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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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沪)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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