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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克: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本土化

更新时间:2015-12-06 00:07:15
作者: 李宗克  
因为既然社会“事实”和“现实”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不同价值立场的建构和诠释,那么所谓科学的普遍规律就失去了得以维持的“客观性”基础。亦即,“在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应是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这种意义上,‘客观地’对待文化事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仅仅是“无意义的无限世界事件中从人类的观点来考虑具有意思和意义的有限部分”。(11)

   虽然经济学领域中的历史主义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兴起而衰落下去。但是,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某些思想——如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单向的历史演进性等——仍然不断被后来的研究重新发掘。历史学派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经济学中的“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并作为当前“演化经济学”流派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受到极大重视。(12)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下,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了“历史”因素的极端重要性。如以建构了一般均衡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就在其《经济学中的因果律》一书中指出:经济学还处在“科学的边缘”,无法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控制。而其根源在于它不能进行真正的“科学实验”,无法“超脱历史的时间性”。(13)

   总之,当代这些对历史主义思想作出了完善与发展的理论流派,仍然延续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追求形式化普遍理论的批判,强调现实经济问题的历史性和特殊性。这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而在实际上,今日不少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本土化”主张,也有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类似于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思路,突出了现实问题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政治性。

   二、实证主义批判: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历史主义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学术环境下,按照今天的规范所界定的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等人文学科,甚至经济学、社会学都更多地被统称为“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即使在主要涉及物质财富及其生产而显得更加“客观”的经济领域,历史学派也对那种追求普遍适用法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有所批判,强调了历史和国家的特殊性。而在经济学之外的那些更具人文色彩的“文化科学”中,对于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主义立场的探讨更为复杂,这些讨论对社会和文化研究中的“价值”和“诠释”问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美国历史学者伊格尔斯认为,人文学术中历史主义的源头是在18世纪的德国,是德国思想中对于启蒙运动的某些思想模式,尤其是自然法学说的反动。这种源自对启蒙主义的普遍理性和自然法的反动,到了19世纪随着穆勒和孔德等提出社会科学中采用与自然科学一致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激起了新一轮的争论。正是这一轮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争论,为人文科学中的历史主义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最深的印痕,并一直启发着后来诸多思想运动。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争论中,威廉•狄尔泰、威廉•文德尔班、亨利希•李凯尔特、恩斯特•特洛尔奇、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等历史主义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密集登场,掀起一场方法论的“历史主义之争”。(14)

   这些主要表现在人文学者中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之争”,他们主要不是从“抽象演绎”与“经验描述”之间的方法论区分去展开争论,而是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主观性”和“自我意识”入手来论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对于经济学历史学派,以及部分历史主义史学家来说,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历史问题不断变化的历史性,复杂开放的综合性,以及相应的不可重复性;而对于人文领域中的历史主义者来说,他们更加强调的则是人——作为社会科学的对象——具有自我意识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具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更加需要进行“内部的理解”,而不是“外部的观察”。社会事实首先是一种“精神事实”,人类社会不是完全服从某种客观的因果决定论的机械系统,而是在人类的创造性、能动性、价值性作用之下被建构出来的,因此并不会服从普遍性的客观规律。

   在这场争论中,狄尔泰认为,关于人的科学只能是“精神科学”,需要的是对于具有独特性的历史事实所包含的意义、意图和价值观念的移情理解,而非某种一般化的因果陈述和命题。而实证主义方法论忽视人类社会特有的意识、价值观等“内在实在”,要求只把科学考察的对象局限于可观察的外部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偏颇。狄尔泰这样评论孔德所提出的实证主义,他说:

   “尤其在当前的法国,就这种实证主义的突出的解释方式无法公正地对待历史意识的实在和集体生活的价值观念所构成的实在而言,人们发现它的实在观点——尽管它今天在那里仍然非常强大——所具有的说服力是非常有限的。”(15)

   狄尔泰认为人类总体以及各个组成部分,就像个体的人一样,是一个个有机的“生命体”,有着某种集体性的意识和价值,有着独一无二的生灭与勃发的生命历程。在这里,“有某种令人困惑不解的、无限的多样性,某种无限的视界,开始展现出来了”,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也必须从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和个体的独特性出发,进行一种具体的、移情的理解。(16)

   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也特别探讨了历史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文德尔班同样关注“历史主义之争”中关于学科分类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反过来从研究方法入手,区分两种不同的科学——法则的科学和事件的科学。前者寻求的普遍的、不变的法则或者规律,而后者则寻求对于具有生命和价值的特定的群体、个人以及事件全方位理解。他把这种一般与特殊的二元论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哲学,认为柏拉图更多地认为真正的“实在”是事物的共性和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个体的独特性一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研究者既要关注那些普遍的常量和法则,同时也要关注那种独一无二的、特定和具有自身内在性质的事件。(17)

   李凯尔特继承了文德尔班的基本观点,在其基础上作出了很大的发展。他指出,科学的分类既可以从对象的性质入手,也可以从研究的方法入手。与文德尔班类似,他从方法的不同入手,把科学划分为探求一般法则的科学和探求事物的个别性的科学。不过,在为这两种科学命名时,他依然采用了更接近于按照对象性质来区分的范畴,前者被称为自然科学,而后者被命名为文化科学。他声称:

   “有一些科学,它们的目的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一般来说也不仅仅是要形成普遍概念,这就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它们想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绝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历史科学如何表述它所研究的现实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这在目前尚不清楚。因为现实本身由于它的不可计量的多样性而不能纳入任何概念之中。”(18)

   韦伯身处这场方法论之争的尾声,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思想深受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也摇摆于历史主义思想和相对的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方法论主张之间。在这场方法论之争中,奥地利学派的科学观代表了一种源自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关于知识的要求,即要求科学知识必须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全称命题陈述。韦伯密切关注这场方法论之争,在1903年到1918年间,韦伯发表了8篇论述社会文化科学方法论的文章。他指出正是在历史学派的古斯塔夫•施穆勒和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之间的争论构成了经济学中方法论之争的沸点。(19)

   韦伯试图在这两种对立的方法论主张之间作出某种平衡,肯定了两种方法论主张各自的合理性。但在总体上,韦伯还是较多地被视为一个历史主义者,对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主张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社会科学兴趣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围绕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现实的、亦即个别的形态,这种文化生活处于普遍的、但仍然是个别地形成的联系中,处于从其他的、不言而喻仍然个别地形成的社会文化状况发源地生成之中。……在天文学中,天体使我们有兴趣进行考虑的只是它们在数量上可以精确测量的方面,相反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所着重的是事件的性质色彩。还可以补充说,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是精神事件的参与,而以神入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当然是一种不同于想要或者能够解答精密自然科学的公式的任务。”(20)在这里,韦伯对认为社会研究对象存在“质”与“量”两个层面,在社会研究中不能把所有性质上的不同都完全化约为“量”上的差异。同时,他又从社会事实所具有的面向的无限性、人类知识的主观建构性以及研究中的“价值关联”等角度出发,指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必然高度受限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背景。这样一种理论立场显然具有很强的历史主义色彩。

   德国历史主义最后一位代表是历史学家梅内克。梅内克提出了“个体性”概念和“个体发展”概念,认为“历史主义所做的首先是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核心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才是最伟大的历史力量,历史总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体,而非臣服于普遍化法则的东西。而且,无论是实质性的“因果规律”,还是统计性的“相关关系”,都只是一般情况和大数法则,并不是针对“特定个体”的。在“特定个体”的意义上,没有任何“规律”可以完全“准确”地解释和预言,它一定是充满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而且总是会抗拒任何既定法则。(21)

   三、历史主义的当代影响

   围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一度盛极一时的历史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受到奥地利学派(或称维也纳学派)理论家的挑战,并逐渐衰落。德国作为历史学派的大本营,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显然加速了历史主义思想的衰退。而由于历史主义与德国纳粹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关联,历史学派的思想对手在战争期间大都移民美国。借助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影响,普世主义思想以及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在受到历史主义的第一波挑战后,逐渐取得了思想界主导地位。沃勒斯坦指出,这场争论的结果,“就是将历史的社会科学的世界性事业从其宏伟之开端扭向时间和空间方面、在规则性(规律性、法则性)的和具体性的研究范围都是更窄的研究之上”。(22)

   但是,这种状况从20世纪中后期又重新开始有所变化,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思想在政治和知识领域都重新抬头。历史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多重含义在当代各种反普遍主义哲学思想中都重新受到关注,并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发展。在政治理论领域,那种普遍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受到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理论的挑战,一种反对西方式普世主义的民族文化认同也日益强化;而在知识论领域,传统上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普遍主义科学观的主导地位也开始动摇,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都日益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处于文化情境和现实权力中的实践,而非一种具有超越社会文化影响的、普遍为真的理论陈述或方法论原则。沃勒斯坦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他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向史学。……他们有时遵循韦伯的传统,有时遵循马克思的传统,有时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他们所作的工作不太具有‘科学主义’的性质,而更多地偏于‘历史主义’的方向。他们严肃对待各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将社会变迁放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核心位置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主旨并不是要检验、修正和制定普遍规律,而是要利用一般规则去解释各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现象。……他们对‘主流’社会科学的批判包含着如下一个断言:这类学科偏爱共识的神话,忽略了社会变迁的核心地位;它们在将西方概念用于分析各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和文化时表现出了一种天真的、甚至是傲慢的自信。”(23)

在这场科学领域的历史主义,或者说反科学主义潮流中,从知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提出的最为代表性的理论是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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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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