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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瑶: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

更新时间:2015-12-06 00:04:53
作者: 黄瑶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新疆工作。在会上,毛泽东建议,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5](p.266)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嘱咐,罗瑞卿照办了。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在报纸上经常见到贺龙和罗瑞卿一起参加外事活动和各种会议的报道。

   30多年后,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林总一只‘猛虎’休息,‘群龙’就涌动起来,关键人物是罗瑞卿。罗瑞卿像一个砝码,在毛主席对刘少奇、对党内一线工作有看法时,刘少奇、邓小平对毛主席有隔阂时,如果罗瑞卿坚持站在林彪这边,就等于站在毛主席这边,就等于站在主席一直倚重的‘双一’(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这边,这样主席就放心,这也是毛主席、林彪及诸元帅推举罗瑞卿任总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罗瑞卿和贺龙搞在一起,疏远林总,不听林总的,那毛主席就认为问题相当严重了。贺龙和刘、邓,和一线的书记处是密切的,军队的事情,如被这些人所左右,主席是不能容忍、必须防范、必须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历来对军权极为重视,不许他人染指的。从林总休息开始,军队的情况从有微妙的变化到逐渐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说出口的,林总只能批评罗,争取把罗拉回来。但罗瑞卿让毛、林都失望了。罗有了私心,他把宝押在‘林总的身体不会好起来’上面,他这个砝码倒向了贺,再有就是几年的工作成绩让罗有些忘乎所以,没有刚上台那样谨慎了。”[3](p.368)

   但是,“指定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3](p.368)是毛泽东决定的。按照邱会作的逻辑,毛泽东作这一决定岂非自找麻烦?笔者不准备逐一指出邱会作把毛泽东和林彪混为一谈的荒谬的论述,只说有没有与林彪阵营对立的贺龙阵营,罗瑞卿是否投奔到贺龙阵营。

   邱会作说:“贺龙、罗瑞卿能够搞起一个与林彪对立的阵营,其基础与军队历史上的山头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军的干部最多,并且有很多能人。其次是二方面军,干部也不少,但能人比较少。又次之是四方面军,干部数量不少”,“在党、政、军各界担任要职的情况,也是一、二、四方面军的顺序。”[3](pp.368.369)

   邱会作为了强调有“贺龙阵营”,在干部数量上故意颠倒了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顺序。众所周知,从干部数量说,四方面军比二方面军多得多。从元帅和大将说,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各有1人,即二方面军的贺龙、许光达;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王树声。从上将说,二方面军有5人,即贺炳炎、王震、甘泗淇、李达、萧克;四方面军有10人,即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周纯全、洪学智、傅钟、韩先楚。从中将说,四方面军共有35人,二方面军共有14人。

   二方面军是由二军团和六军团组成,其中六军团原在湘赣地区活动,长征中才同二军团会合。贺龙的“嫡系”二军团干部数目更少,上将只有贺炳炎一人,而且已于1960年逝世。中将也只有6人。

   如果把跟随贺龙闹革命的比作一个“山头”,在解放军中也只是一个“小山头”,远远说不上有一个阵营。

   还有一个问题,贺龙是否具备取代林彪的条件?

   贺龙1896年出生,比林彪大11岁。贺龙早在1916年就在家乡“两把菜刀闹革命”,随后在红军初创前后几落几起,艰苦奋斗,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所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发展不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率领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除一度出击冀中外,长期驻守晋绥,解放战争期间主要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只是到解放战争后期才率部入川。贺龙不像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那样具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因此,无论从年龄还是指挥作战经验讲,贺龙都不具备接替林彪的条件。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时在党内、军内已是共识。毛泽东不会挑选贺龙接替林彪,贺龙本人也无此非分之想。因此,邱会作所谓罗瑞卿投奔贺龙是一个伪命题。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也是对贺龙的诬陷。

   那应如何理解毛泽东指定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要从1959年庐山会议说起。庐山会议决定将彭德怀等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毛泽东决定由林彪接替国防部部长职务。彭真就此打电话给未出席会议的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并就林彪出任国防部部长征求罗荣桓的意见。在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五湖四海”原则的罗荣桓提出:国防部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总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罗荣桓建议由贺龙出任国防部部长。[7]如果按照罗荣桓的设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国防部部长将分别各由一位军委副主席担任,即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必担任国防部部长,但当时中央没有采纳罗荣桓的意见。1963年,毛泽东让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是让他应付军队的日常工作,如接待外宾、出席一些群众性的集会等,并无用贺龙取代林彪的意思。但是,正在称病的林彪非常敏感,对此很快有了反映。

   就在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林彪很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现在原信没有披露,但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的复信已经公布。[8]从毛泽东复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林彪此信早就送给毛泽东了。林彪在信中谈了对《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看法。《前十条》是5月间由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的。《后十条》是9月6~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林彪看到《后十条》的文件应在9月27日之后,亦即毛泽东决定由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第二,林彪反映他的身体有起色。第三,林彪很关心《前十条》、《后十条》这样的国家大事。

   毛泽东一宣布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他身体有起色。从林彪这一行动可以看出,林彪称病并非消极无为。他非常敏感,仍有欲念。于是,毛泽东在复信中抄写了曹操的《龟虽寿》,鼓励林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8]但是,林彪仍在病中,他并没有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因此由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决定并未撤销。于是,军队就在林彪欲出未出,贺龙仍应付日常工作的状况下进入1964年。在这一年,林彪在养病期间,撇开代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做出军队工作的两项重要决策:一是1964年2月中旬,提出学习空军,整顿机关;二是12月28日,做出“突出政治”的指示。[4](pp.286,300)

   这两项决策影响深远。林彪自从提出学习空军、整顿机关后,对空军机关给予极大关注,“文化大革命”前后把自己的子女林立衡和林立果先后送到空军领率机关工作,后来林立果就主要从空军司令部机关纠集一些人组织了小舰队,空军机关遂成为“受林彪破坏的‘重灾区’”。[9]林彪自从提出“突出政治”后,“突出政治”不仅成为整罗瑞卿的武器,也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注释:

   ①似应为13项。总参谋部5月21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指出:“主席对于战略方针,从去年十三陵指示以后,又给了多次指示,都很重要,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去办。比如说,中间突破,切断南北;搞大小三线;民兵三落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席最近在武汉又指示,前面不要放那么多人,不要怕敌人突破一点。”毛泽东阅后于25日批示:“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②罗瑞卿:《我的自传》,手写复印本,第272~274页。

   ③《罗瑞卿揭发林彪的材料》,1972年6月15日。

   ④《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此外,林彪同杨成武等在7月10日和12日的两次谈话中说:“主席6月16日在十三陵的谈话是一个具有最高思想水平的文献,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最新情况概括出来的。”7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康生、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谈话。罗瑞卿说:“林总上午亲自同我打了电话说,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经过了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75页)罗瑞卿在监护中凭记忆所写揭发林彪的材料同《毛泽东年谱(1949~1976)》所载基本一致。

   ⑤1965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徐州说:“我们军事上是诱敌深入。敌人来,一是想占地方,一是想抢劫。诱敌深入才好消灭它。美国人很怕死,也可能不敢深入。要来嘛,大概有几条路,东北除外,当然也有可能。一是从天津上来,奔向北京;一是从青岛上来,奔向济南;一是从连云港上来,奔向徐州、开封、郑州;一是从长江上来,奔向南京。从浙江上来不大可能,但也有可能,日本人不是从乍浦上来到芜湖嘛?”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38页。

   ⑥《罗瑞卿揭发林彪的材料》,1972年6月15日。

   ⑦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代号。

   ⑧《罗瑞卿揭发林彪的材料》,1972年6月15日。

   ⑨参见《罗瑞卿传》,第333~343页;黄瑶:《谈邱会作回忆录中关于罗瑞卿的一些说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⑩罗瑞卿:《我的自传》,手写复印本,第266页。

   (11)《李立群同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1971年11月1日。

  

  

  

   【参考文献】

   [1]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版。

   [2]李德义:《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

   [3]《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4]《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6]《林豆豆口述》,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7]《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451页。

   [9]《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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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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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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