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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瑶: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

更新时间:2015-12-06 00:04:53
作者: 黄瑶  
敌人可能在东南亚地区集结重兵(材料上还有统计数字),从广西打进来。我在说明情况时,批评了这个估计不妥。我为什么要表示这个态度呢?因为这个判断不仅判断本身不对,而且同主席的指示直接相违背。因为如果作这种判断,怎么得出敌人会搞中间突破,我们应在四个方向设防的结论呢?⑤这是主席在十三陵水库会议上否定“北顶南放”战略方针,提出新的战略方针的精髓。我身为总参谋长,对于作战部这样明显的错误判断,而且直接违反主席指示的错误判断,能够不表示意见吗?这次作战会议是专门讨论落实主席指示的战略方针的呀!我想总理在会上表示赞成我的意见,可能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所有这些都是有文件可证的。

   那么,我说的终于想起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搞那个所谓“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的时候,他有过类似的估计,并且说过要把广西让出来给敌人作旅馆,然后设法歼敌的话。可这个话,他从未对我说过,是他告诉杨成武。不记得杨是在什么场合,并非正式传达而是顺便告诉我的。我当时(指在作战会议发言时——笔者注)却未记起此事。他很敏感!他当时已很怀疑我,他会认为我的话是在戳他,在影射他,所以才生那样大的气。但是,虽然恨死我了,可又是说不出口,所以才借口什么“突然袭击”等等,作为整我的理由。这就是事情的真相。⑥

   从罗瑞卿这一段叙述可以看出,他忘记了杨成武曾经非正式地告诉他林彪有关如何“南放”的话,在批评作战部的材料时无意间触怒了林彪。这就是林彪发火的近因。

   林彪发火的直接结果及其他

   作战会议于5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信息登载在会议简报第63期上。5月25日,林彪看了这一期简报后立即表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4](pp.312~313)

   林彪在发这一通无名火的时候叶群不在家。此时,林彪、叶群手中只有5月20日林彪的几个秘书写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同罗瑞卿摊牌的条件尚未成熟,于是,叶群立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个事,一○一⑦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我一回家,两个孩子就批评我:妈妈,你今天可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呵!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

   罗瑞卿去后,叶群把他引进一间空屋,她的儿女也在座。叶群对罗瑞卿解释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也叫来。”叶群接着说:“下午他可是大发脾气呵!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我是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可能不出这个事。我回来后,一听说这事,连忙向他解释,并不是你自己要做总结发言,那天我在场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作的”,“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线,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4月份你说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5月份,亚楼同志刚死,刚刚作了通气的规定,又出了干部评级定薪的问题。干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负责呀!”罗瑞卿未作解释,只问叶群:“此事我怎么过关?”叶群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4](pp.313~314)

   第二天,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通了,按昨天晚上说的办。”叶群还邀请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和罗瑞卿一起到林彪家去。

   一场风波似乎平息了下去。

   有些论者据此认为“叶群极力设法帮罗打圆场”,[1](p.48)这完全是皮相之谈。叶群这样做是为了稳住罗瑞卿。因为与此同时,林彪、叶群正在不断就整罗瑞卿同一些干部打招呼,并动员他们写揭发材料。6月,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又收入叶群手中。

   此后几天,叶群几乎每天都要给罗瑞卿打一两次电话,反复说:“一定要改善关系。你们过去的关系是最好的了。我同林结婚后,经常听他说,他有两个好干部,一个叫罗瑞卿,一个叫刘亚楼。亚楼同志去世了,你们两个不要凶终隙末,不要因为关系不好,而使亲痛仇快啊!”对此罗瑞卿回忆道:“(她)天天都是这一套,我实在听得厌了,所以我也就说了一句:‘请你放心,我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我再声明一次,我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我上面说的,林抓住我的一句话在上海会议上大做文章,就是这一句话。”⑧

   后来,叶群就抓住“棒打不散”这句话,并将其扩充为“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但是,叶群把她编造的这一大套放在罗瑞卿同她打电话时所说,显得十分不可信,于是把它移植到所谓罗瑞卿同刘亚楼的私人谈话中。

   作战会议的风波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不到半年后,叶群携带了10份告罗瑞卿的材料求见毛泽东,紧接着就是召开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罗瑞卿被推入被告席。这些在《罗瑞卿传》中有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下面说一下干部评级定薪和“棒打不散”。

   对高级干部评级定薪问题,《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写道:“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1](p.141)林豆豆也说:“部分高级军队干部找林彪,找杨成武同志,对全军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有很大意见,叶群查问秘书,才知道其名单没有送来过林办,送来的名单已是中央批发的。”[6]

   实际情况是:总政起草了文件和名单后就按规定呈送给林彪、罗瑞卿和其他军委常委。罗瑞卿阅后要分管干部工作的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徐立清向林彪办公室提出,要当面向林彪报告,在催问了几次后,叶群答复:因为一○一身体不好,名单不看了,汇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即可。军委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即将文件和名单上报中共中央。邓小平随即将其送给毛泽东和各位中央常委审阅。叶群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后打电话责问罗瑞卿:“刚刚规定了的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经过林就送中央?”后来,在6月3日召开的军委办公会上,罗瑞卿承担了责任。[4](p.313)徐立清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也说明了叶群电话答复的情况。但是,叶群却不认账了。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说罗瑞卿“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完全不是事实。因为总政起草和呈送文件有规定和程序,同一份文件要打印若干份,同时呈报林彪、罗瑞卿及其他军委副主席和常委,文件是总政直接呈送给林彪、罗瑞卿和其他军委副主席和常委的,不存在罗瑞卿扣押文件的可能,也不存在总政不给林彪办公室送文件的可能。唯一的真相是叶群收到文件后认为可以不看,但听到反映后又予以否认,把责任推到罗瑞卿和徐立清身上。

   对“棒打不散”,《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写道:“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同志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1](p.144)

   对此事,林豆豆摒弃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引用的叶群的说法,写道:“1965年2月5日,罗总长奉命被派来就‘刘少奇同志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打招呼,林彪听了非常忧虑,对总长说了1959年以来,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给人家说的话:‘我垮了,一个不牵连,你们都走开,还可以揭发批判我,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对此,总长对林彪说:‘跟林总在一起,棒打不飞,弹打不走,我罗瑞卿烧成灰都忠于林彪。’”[6](p.113)

   于是,罗瑞卿何时说过“棒打不散”就有了三种说法,即罗瑞卿的说法、《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说法和林豆豆的说法。

   先说《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说法,此说法来自叶群。这和叶群编造的“四条”⑨一样,属于死无对证。

   再说《林豆豆口述》的说法。

   林彪听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是何反应?

   罗瑞卿在自传中写道:“1965年1月,我同陶铸去上海向林副主席报告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林副主席听了表示拥护、高兴。”⑩林彪听到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绝不会联系到自己可能垮台。因为刘少奇和林彪来往并不多。刘少奇出问题,株连不到林彪。在高岗事件发生前,林彪同高岗的关系要比同刘少奇的关系近得多。高岗提出的“两党论”,即把党区分为“白区的党”与“苏区和军队的党”,以反对刘少奇,是对林彪的胃口的。正因为如此,在高岗事发之前,叶群才对高岗说:“林讲,如刘少奇一伙执政,他死都不瞑目。”(11)从这一历史渊源看,林彪对刘少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应当感到高兴。林彪怎么可能因为刘少奇被批评而产生自己会垮台的感觉呢?

   既然林彪不可能在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后产生自己要垮台的感觉,也就不可能说“一个也不牵连”,因此罗瑞卿也就不可能说出“跟林总在一起,棒打不飞,弹打不走,我罗瑞卿烧成灰都忠于林彪”。

   真相只有一个,即罗瑞卿所说,作战会议风波发生后,叶群老打电话给他,强调同林彪不要凶终隙末,他听烦了,说了“请你放心,我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襟怀坦白的罗瑞卿并不讳言这是一句完全错误的话。

   驳邱会作关于所谓“贺龙阵营”的谰言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最后标记的日期是1966年4月30日,其时,林彪尚未发起整贺龙,因此,此报告未涉及贺龙。但1966年8月,林彪发起整贺龙后,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的说法就逐渐在林彪的圈子里传开。30年后,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仍继续散布这一谰言。因此,笔者有必要对此做一分析。

   事情要从林彪称病说起。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准备应对国民党军窜犯大陆,累病了,需要休养。1963年5月7日,林彪通过秘书打电话给罗瑞卿说:“现在身体不好,比较困难考虑军队问题,养好身体再说。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不要过多考虑我的意见。一般的问题由办公会议决定,较重要的问题由军委常委讨论,更重要的事请示中央、主席。”6月上旬,林彪到达济南,又让叶群打来电话说:“林总到了济南,身体还是不好,不能见人,一见人就出汗,一出汗就站不起来。短期不能恢复,(身体)内部没有问题,北京天气好了回北京。军队的工作没有精力去考虑,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第一线的人都负责。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直接报告主席、中央。”[4](p.276)

对于林彪的这两条指示,罗瑞卿都按他的嘱咐向各位中央常委和各位元帅报告并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作了传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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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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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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